数据驱动的数字政府:治理限度与时代因应

数据治理限度及时代因应始终是数字政府的恒久议题,而如何消除数据治理在政策、应用以及权属等方面的限度历来是理论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难题。当前,国内外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对于数据治理有益探索成果丰硕,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间的耦合发展关系日益凸显,但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日趋复杂,我国数据治理仍面临着数据开放与共享、权责不清以及碎片化等限度,因此,数据治理的重要议题也被提上研究日程。结合我国实际来看,以组建“国家数据局”为标志的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契机和背景之下,数据治理的传统问题也将得到全面回应和系统疏解。研究认为,创新数据开放与共享、优化数据管理机构职能以及推进数据治理的整体性建设等已成为数字政府恒久议题之下数据治理的时代因应,也为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和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提供现实路向。

政府透明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地方治理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

政府透明是提升政府质量、实现政府善治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研究者们对中国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府透明问题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但从公众感知角度进行的研究还不深入,对地方政府透明感知的刻画和解释也不全面。本文采用2018年中国地方治理综合调查的数据,从公众感知的角度对中国地方政府的透明状况进行评价,并采用多层模型实证分析政府透明感知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公众对地方政府透明状况的评价整体上是积极的,但对政府财政和绩效信息公开的评价相对较低,相关信息公开工作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公众的政府透明感知在不同地区和城市层级之间存在差异,其水平高低也受客观政府透明度和个体特征变量的显著影响,是宏微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的研究需要继续探寻对政府透明感知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制度变量,厘清这些变量对政府透明感知产生影响的机制和边界条件。

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中国化

公共服务动机是国际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但是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是使用美国学者开发的量表,其文化适配性往往受到质疑。本研究采用经典的量表开发方法,通过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归纳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中国化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研究发现,西方常用量表的四个维度在中国情境下依然存在,但是表现形式有一定差异;同时,我们发现了社会名声和道德坚持两个新的维度,它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前环境紧密相关。本研究是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中国化的初步尝试,为未来更有文化适配性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治融合”: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我国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方向,应当放在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中全面理解。新征程新挑战要求我们以更加成熟的治理体系和更加高超的治理能力推动基层治理不断展现新面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层社会基础、重塑基层社会形态。一方面,“三治融合”有助于实现多元共治、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基层社会重塑目标,有助于妥善处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六个基本矛盾;另一方面,“三治融合”本身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同时,面向未来的“三治融合”建设也指向重塑基层社会的十大议程。本文基于浙江省桐乡市的“三治融合”建设实践,讨论为什么重塑基层社会是可行的,以及重塑中国基层社会的具体路径和未来议程。

营商环境建设、主观治理绩效评价与溢出效应——来自中国29省的经验证据

优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各级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现有研究探讨了它对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较少关注它是否有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评价,这其中既包括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直接效应,也包括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引入政策溢出效应的视角,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有正向影响,能够对经济领域外的其他领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同时,优化营商环境的影响也存在对象溢出效应,在美好生活、法治、回应、有效、参与和透明方面,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非企业主体有显著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比对企业主体相对较小。优化营商环境未来需要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协调一致,进一步增强其正向溢出效应。

新一轮机构改革的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2023年新一轮机构改革是一场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改革。既有研究阐释了改革的新特征,揭示了历次改革的演进逻辑,并阐明了自主性机构改革的基本行动路径,即调整结构、转变职能、理顺关系。未来研究可以沿着自主知识体系和“两个结合”的思路进一步拓展,重点关注规范议事协调机构、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厘清纵向职责划分、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并保障机构改革实效。

政策溢出效应:概念廓清、类型划分与机制探究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系统整体协同的改革要求,综合考虑政策可能存在的溢出影响对于科学精准施策和增进制度势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现有关于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聚焦单一或某类政策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缺少从整体视角探究政策溢出效应的普遍规律和底层逻辑。本文从错综复杂的政策溢出现象入手,旨在厘清政策溢出效应的概念本质,提出划分政策溢出效应类型的不同维度,总结产生政策溢出效应的核心机制和影响机制的因素。未来需要深入讨论如何从政策全过程更好预见、监测、评估政策溢出效应,从方法、程序和技术上如何予以优化,从而更好应对政策溢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制度工作”理论:兴起发展、前沿研究与评价展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组织研究与制度方法的有机结合使组织学新制度主义获得了开创性的发展,但在发展之初,以组织“同构”为代表的研究重点关注制度如何塑造组织行为,忽视了行动者对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因而在解释组织多样性及制度变革时表现乏力。2006年,以Lawrence和Suddaby为代表的学者整合组织学新制度主义领域散落的关于能动性的研究成果,创新性地提出了“制度工作”(Institutional Work)概念,关注组织或个体在创造、维持和破坏制度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和行为,弥补了本领域微观基础研究的不足,为后来者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本文对过去十多年关于制度工作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系统介绍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和理论前沿,通过详细分析近五年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探讨未来哪些理论命题仍有待研究论证以及对我国制度建设研究的启示和借鉴。

公共管理学科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延续、变革与展望

适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提出十周年,本文梳理回顾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关系最为直接紧密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转型。自1998年以来,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治理研究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话语变迁。近十年来,公共管理学科的热点议题和主流教材反映了国家治理实践的进展。应急管理、数字公共治理、城乡公共治理、全球治理等二级学科被纳入学科目录,表明公共管理的学科结构主动适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需求。各类学术组织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积极的战略因应。未来仍需要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学知识体系,进一步完成学科的“国家治理转向”,提升学科解决国家治理重大新兴议题的能力,实现中国自主公共管理学理论与国际前沿的对话。

腐败如何影响政府信任:客观与主观治理绩效的调节作用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同时,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为进一步发挥反腐败的政策效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必要深入研究反腐败的相关效应及影响其效应发挥的因素。在现有实证文献中,反腐败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争议,检验结果并不一致。文章综合采用中国城市层面的宏观数据和中国地方治理综合调查的微观数据,研究反腐败是否影响政府信任,其影响是否受到城市客观经济绩效与公众主观绩效感知的调节。分析结果表明,腐败立案率降低了公众对城市政府的信任,而且这种负面效应随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强。公众主观的政府绩效感知虽然正向影响政府信任,但是对腐败立案率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同时,必须保持腐败治理的高压态势。

政府循证决策:美国联邦政府的实践及启示

近年来,循证决策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和实践议题。探索基于证据的决策,从而提高公共治理的质量和水平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围绕什么是证据以及怎么获得证据的核心问题,各国政府纷纷展开行动,在循证决策方面取得了稳定进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循证决策实践。其中,美国政府的循证决策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独特模式。总结美国循证决策的最新进展,对于我国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并推行循证决策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为此,文章对美国联邦政府循证决策的官方文件、法律条文、实践项目进行梳理和分析,探讨其循证决策框架的演进路径及主要特点,介绍其立法的内容与执行情况,举例说明其在不同政策领域的实践推进,并分析对我国的启示。

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概念性框架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待国家治理,不仅是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一个重要经验和要求。本文从制度视角来理解国家治理,试图提出一个概念性框架来讨论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文章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从制度建设的总体逻辑、发展逻辑、评价逻辑、构成逻辑、组织逻辑、运行逻辑、行为逻辑、改革逻辑八个方面进行论述,并提出一些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央地关系与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设计:英国实践的分析

对于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是否应当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框架,一直存在争议。在理论上,从央地角度来看绩效管理也还没有得到充分关注。本文以英国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在不同央地关系下,英国形成了英格兰中央主导、威尔士从中央负责向地方自治过渡、苏格兰地方自主三种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模式,在评估主体、评估框架与指标制定主体、考评方式、考评结果应用四个方面体现了多样性的制度设计。英国经验启示我们,在优化我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坚持差异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充分发挥省政府的统筹规划作用,推动多元主体治理;根据环境变化、改革情况适时动态调整;聚焦公共服务改善,实现互相学习。

全面理解、深入领会,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这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面临的时代性、根本性、全局性、紧迫性任务。因其重要与紧迫,更要对其做到全面而不偏颇、深入而不肤浅的理解和领会,从而在战略规划、资源配置、组织方式、评价评估等方面对症下药,精准发力。

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和九个本质要求.信息技术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而当前的数字化转型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支撑.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道路都有赖于数字化转型的强大赋能,同时数字化转型也要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要求和制度规范.

改革的非意图后果:概念、诱因与调适

改革绩效受到伴随改革而生的非意图后果的影响。虽然改革实践中发生非意图后果的可能性普遍存在,但是目前关于非意图后果的研究仍然是碎片化的,而且很少聚焦行政改革或者国家治理转型。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大量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改革正在被酝酿和实施,加强对非意图改革后果的系统研究亟为必要。本文总结改革非意图后果的主要特征类型,归纳非意图后果发生的诱因,并结合相关文献对改革非意图后果的应对提供建议,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政策工具视角下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文本研究——基于省级政策文本(2019-2021)的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承载着建设数字中国、支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治理价值。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之下,我国省级政府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文件。借助NVivo 12 Plus质性分析软件,通过分析框架构建、政策文本编码、使用频次统计等步骤,从基本政策工具类型和数字政府治理框架两个维度对2019—2021年间共16份省级数字政府建设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省级数字政府建设存在政策工具结构失衡、治理要素分布不均以及政策工具与治理要素交叉匹配欠佳等问题。基于此,进一步优化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工具结构、平衡数字政府建设的治理要素分布以及调适政策工具与治理要素有机匹配,成为推动地方数字政府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西部地区基层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的激励效果与影响因素分析

职务职级并行是全面深化干部人事改革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完善政策执行,全面发挥其对基层公务员的激励效果,有必要对影响其激励效果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特别是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还需更多关注。本研究选取西部地区L县的公务员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制度设计、考核机制和程序公平是否影响制度执行的直接激励效果与间接激励效果。研究发现,受访公务员对晋升条件的满意程度和对制度执行的公平感知,正向影响职级并行制度的直接激励效果和间接激励效果,前者的影响比后者更大。同时,前者对间接激励效果的影响部分是通过直接激励效果的中介效应起作用,而后者对间接激励效果的影响全部是通过直接激励效果的中介效应起作用。

数字政府赋能营商环境的双重性特征及适应性路径

数字政府赋能营商环境区别于单一性营商环境治理,是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讲好中国之治故事的具体镜像。结合我国数字政府赋能营商环境的实践来看,“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使得营商环境逐步体系化、明朗化和落地化,数字政府赋能营商环境在制度与政策、制度与机制呈现出双重性特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数字政府赋能营商环境的制度供给仍然不足、可行承诺机制与监督机制相对缺乏。尝试以“制度-机制”作为适应性路径,可为理解数字政府赋能营商环境提供理论再认识。一方面,要持续制度供给及调试;另一方面,要增加可信承诺与监督机制的选择方案。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理论层检视了“制度与机制”对数字政府赋能营商环境的多维效应,为不同场景或条件下进一步探究营商环境议题贡献累积性知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