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明与现代性:一种思想史的考察

本文尝试从文化与文明的对立入手解读现代性的困境,这一困境的秘密深藏于现代思想的人性假设之中。这种人性论否认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从而把人性问题变成了历史问题,正是现代性所许诺的主体权利的绝对性在历史中催生了文化与文明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解决又要求我们反思现代性概念的自然权利论前提。

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信仰研究

本文从分析中国近代教民的“天主”信仰入手，探讨了他们的文化心理和信仰特色。近代教民以传统的“天”的观念、本土的宗教意识和生活经验为心理基础，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天主创世说，其信仰重心表现为企求世俗需要的神功崇拜，并由此导致对“天主”形象和神性的独特的理解。这种信仰在总体上没有超越传统的“天命”观。抱有政治侵略和文化同化目的的外国教会未能在近代中国造就成一批西方式的信徒。

“文明-国家”的自觉:中国道路与中国政治话语建构

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如何预断中国国家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未来?既然西方的挑战与中国的回应构成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处境,我们就不得不关注西方的发展经验与理论。然而,如果仅仅参照现代西方民族-国家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有限经验与理论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转变,那么,期待从这样的视野出发能够预见中国国家发展的方向则纯粹是奢望。只有上升到比较文明的高度,只有把"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主义理论话语还原为现代西方有限的历史经验与理论经验,近代以来中西冲突的历史才会得到重新理解,当代中国"文明-国家"重建的理论自觉才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

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首都学者纪念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

戊戌维新运动已经一百周年。北京作为这场运动的策源地及中心舞台，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８月１４日，北京市社科联与北京历史学会联合举办了“纪念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回顾了戊戌维...

口述史三题——怎样采集和解读

本文旨在讨论村镇口述史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口述史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依据。采集口述史时 ,问题预设宜细 ,价值预设宜宽 ;既要关注流行性的地方故事并辨析其可能存在的重建性 ,也要善于从不言而喻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社会运行的轨迹 ;综合把握何人回忆、回忆的年代和场合以及叙述人与事件的关系等几个要素 ,有助于达到回忆真实和历史真实的统一。

“文化”与现代日本自我身份的建构:一种思想史的考察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文化"概念不仅成为西方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工具,也传播到正在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日本,与日本的社会现实和政治道路选择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认知图景。

义和团评论的历史回顾

在中国近代,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评论.说是'众说纷纭',也许只有对洋务思潮和洋务活动的争鸣才能与之相比;说是'长期',在于对洋务历史的各种争议大体上是在80年代之后才形成势头的,而关于义和团的众多评论则可以讲是经历了一个同本世纪历史并进的发展过程.义和团的迷一样起源,它的浓厚的神秘气息和暴烈的抗争行为,以及它同清王朝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强烈震动等等,都构成了人们在考察近代政局乃至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时必然遇到并且容易发生种种感想的话题.

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侧面,是西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挟船坚炮利之威,大规模向中国乡村突进的历史。乡村民众同西方教会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化为近代民族矛盾在底层社会舞台上的主戏之一。晚清教案的背景和原因比较复杂,但就意识角度而言,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民教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教会如何做,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对他们如何看。由此,就引出了乡村社会的洋教观。

30年代自由主义者关于中国政治秩序的一场争论

本文通过对３０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围绕中国政治秩序所展开的争论的分析，认为：独裁论者主张“专制建国”、“新式独裁”，实质上是把“独裁政府”与“强力政府”混为一谈；民主论者反对专制，追求民主，却不敢正视民主政治的某些缺陷；自由主义的特性决定了他们的争论只能限于学理的、法律的范围，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又使这种学理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功利性的层面而非合理性的层面；脱离了当时现实社会的学理争论。

中西方政治文明视野下的新中国法统

从长时段的视野来看,中国的法统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演变:从君主和士大夫领导的法统,到军阀豪绅当家的法统,然后到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法统。理解这种变化,仅仅诉诸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是不够的,还要回溯中国政治文明悠久的经验与理论传统。不照搬西欧的经验和理论,而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把现代欧美的经验吸纳和消化于中国政治文明的传统之中,中国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文明-国家”的自觉:中国道路与中国政治话语的建构

在'后冷战'的时代应该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呢?两极体系的终结是否如'历史终结论'者所期待的那样,意味着一个世界的时刻已经来临——现代西方开启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进程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把无论是年轻的苏-俄文明,还是古老的中国文明,都降解为'自由民主'的'个体',从而,把这些非西方的'他者'吸纳进'普世'的历史之中,藉此,世界历史正走向由'最后的人'所标志的'终结'?

“中体西用”的文化启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至90年代即古老的中国刚刚走向世界的时候,由一批思想者所创构的文化观。诸如冯桂芬、王韬、郭嵩焘、郑观应以及张之洞等人,都是这一文化思维模式的遵行者。诚然,当这一文化观到19世纪末被一些官僚士人演变为用纲常名教抵制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时,其陈旧性已经遭到了新一代维新思想家们的批判。

关于近代中国百年思潮的几点思考

本文认为：近代中国百年思潮是指在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及人文观点和理论意识形态的总和，核心是以国家观为中心的政治理论；近代思潮的发生、发展，是外部冲击与内部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生存方式的认识史；鸦片战争前后、甲午战争以后、五四运动前后和本世纪３０年代理论观念的变异或发展，是近代中国百年思潮演变的四个阶梯，从重建帝国秩序、创立民族国家到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实现，是中国近代国家学说的三次重大转换；独立、民主和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百年思潮的主旋律，谁能够顺应这一潮流。

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

19世纪 60年代以后 ,直东交界一带社区精英权力的拓展遇到外国教会的挑战 ,士绅团首在管理社区事务和维护道德教化领域的自我保护倾向拉大了其同州县政权的距离 ,并为体制外的民间组织公开化提供了社区空间 ,导致基层体制内外的多种组织反击洋教的联合行动日渐武装化。世纪之交的外患内忧使社区自卫运动促进了社区精英跨区域的横向联合和对区域性的民间文化的再创造。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民间文化的三个标帜将多中心。

主权国家与“文明化”道路:霍布斯的政治法学

王位继承战争、宗教战争和争霸战争使西欧的封建君侯国家和城邦国家日益趋向于主权国家的政治整合,霍布斯的政治法学正是表征这一历史转变的理论学说,主权国家的霍布斯筹划,在用主权权威的绝对性为西欧现代国家建设奠基的同时,也因为法权机器的'中立性'构造,伏设了欧洲现代国家方案的政治文明困境。

康有为的经世思考——大同理想、君宪主张与变法诸议的文教之维

康子生逢中西文明剧烈碰撞的巨变时代,其所贡献的大同理想、君主立宪与变法诸议尽管独领风骚于一时,然而最终却一事无成,因此只得到一个中国现代化'先时人物'的称号。但康子之所以将永远是重大历史时期的讨论焦点,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关于文明史根本主题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时人未能意识到的高度。在共和已逾百年的今日中国,当经济总量、科技水平与综合国力均居世界前列之际,中国的文化、道德以及话语的影响力却显然难以与国力相配。以此为视角回观康子,会惊讶地发现,康子之'先时'非但不是未能明察时变故而仅为过渡之'先',反而是极具远见卓识之'先'。而康子之'先'集中体现在其对于华夏文教的深刻理解上,唯有从文教着眼,康子的诸多令人惊怪难解的矛盾才能得到通贯的解释,而康子思想重大的文明史意义才能得以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