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复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精神特质的概括,现代就是"理性祛除巫魅"。祛魅作为现代处置神性信仰与公共秩序二元化方略的准确反映,长期以来被人们解读为一种反对宗教介入公共生活的现代姿态。其实,这种偏狭的"现代"忽略了信仰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并因此无法完整理解现代生活公私两个世界的互动关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宗教的复兴运动促使人们在祛魅之外看到由复魅象征着的人类另一种生活模式。由此人们可以认识到宗教之于人心秩序、理性之于社会秩序的高度相关性。宗教的价值就此再获肯定。而掌握世俗权力的人们,也就不再具有以无神论的方式处置有神论问题的理由。

党权、异地任职与中央控制——从三个案例看地方治理的权力畸变与制度矫正

本文以三个案例分析中国地方治理三个向度的权力畸变:一是地方党权的上级任命制度导致买官卖官的权力变异,二是本地任职的政府官员经营家族生意产生的权钱勾连,三是中央下派领导到地方任职引发的权力寻租。分析三个案例旨在说明,在现行干部任用由上级、甚至中央权力统一控制的体制下,不管是干部党内任职、异地任职或是中央下派,都使地方权力脱离开了地方治理,各种权力均成为异地化、虚悬性的存在,与地方治理的客观需求完全无关。这是造成今天中国地方治理乱象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解决中国地方治理乱象的唯一出路,就是建构就地化的权力自治与制衡制度,从而保证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各有针对、各负其责、相互支持,进而保障地方治理的绩效和国家治理的基本秩序。

国家再造与大学重建——对南科大之困与中国改革的忧思

南科大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探路,已经创造了不少"奇迹"。比较1980年代和2010年代的深圳,比较深圳大学与南科大,我们不能不说,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奇迹。但是,在国家再造锐气的流逝之局中,在深圳改革的徘徊彷徨与"左"顾"右"盼中,南科大的奇迹始终追赶不上深圳大学的奇迹。如果说1989年的风波注定了深圳大学腾飞之路的中断,深圳大学很难再给人们创造出奇迹的话,那么南科大也只有在国家再造和深圳复兴的状态中,才有再造奇迹的可能。当年罗徵启的奇迹与当下朱清时的奇见,将中国大学的重建,在深圳这个特定地域,隔离在了实践与期待的两个空间之中。就此可以断言,大学的现代重建与国家的现代再造,前路漫漫。

我们该如何做是好：论桑德尔的《公正》

美国道德-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的著作《公正》翻译成汉语出版后,受到读书界的热烈追捧。但分析起来,桑德尔的这本书不过是一本聪明而不睿智的通俗读物而已,而且在论述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采用了不太恰当的、以极端情景诠释日常德性的进路,因此并不能实现他所期许的提升读者道德判断力的预期目标。在中国情景中,桑德尔此书具有启发作用,但更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复调儒学：从古典儒学到现代性儒学的复杂演进

儒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紧密勾连在一起,因此注定儒学不可能是单纯的心性儒学或政治儒学。不论就传统儒学还是现代儒学的结构来讲,儒学都一直是众声喧哗、兼综政治与教化的复调儒学。这就使儒学显现出完备性学说的特质。在复调儒学的复杂演进中,传统儒学与现代性儒学构成儒学两个总体结构。在传统儒学的纵向延伸中,从周易、孔子到王弼、宋明理学到晚清经学构成其主要结构面;在现代儒学的横向展开中,应对人心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挑战的民族精神、民主建构和普世主义等论题,成为儒学的核心论题。两者相互扣合,构成系统解析儒学的总体进路。

将领导往“高”了叫的官场称谓

官场称谓，见官高一级。比如副市长，下属一定称之为市长；副书记，一定是称为书记。这种见官往“高”了叫的做法，往前推，清代也如此。那时的正印官（从布政使到知州、知县等各级地方长官，所用的印是正方形的，故名），很少有副职。所以，属官的马屁，一般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比如总督，一定会叫制军，或者大帅，因为总督有兵部尚书衔。这样叫，意思是说他是全国的兵马总管。

革命建国与民权政治

辛亥革命是一次胜败共具的现代革命。革命的结果启动了建构现代中国的历史巨碾。将未竟的现代建国事业推向前方，直抵民主政体建构的目标，就成为论道辛亥革命的目的性所在。

信访制度是否适应时代潮流

现代大型复杂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国家治理信息的科层传递、央地传递,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中国的信访制度在国家基本制度安排扭曲的情况下,本身也必定被扭曲。解决信访制度缺陷的根本出路,在于建构健全的宪政民主制度,由此保证国家治理信息的通畅传递,为国家的善政—良治提供真实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