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和“复调”的文学史——读程光炜、刘勇、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可以说是当代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虽然“重写”的对象是“文学史”（严格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但背后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不同的“权力”、“意识形态”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新“编排”，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方式，历来就备受关注，不仅当政者十分重视，普通人对它也敬畏有加。

中国游戏产业的海外市场

一、中国游戏产品走出去的现状 1．产业慨貌 近年来，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为我国的游戏产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2010年文化部实施了动漫游戏产业“走出去”扶持项目，最终确定对16家游戏企业“走出去”项目进行扶持，支持企业参加海外知名展会、产品译制及海外推广。2011年，文化部又发布了《互联网文化暂行管理规定》，并开展《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的评估工作，

鲁迅《破恶声论》所受章太炎《四惑论》影响略述

《破恶声论》刊发于1908年12月5日《河南》月刊第8期，是鲁迅留日时期创作的最后一篇文章。《四惑论》是章太炎主笔《民报》期间所写的文章，发表于1908年7月10日《民报》第22号。对读《四惑论》与《破恶声论》，可以略窥章太炎对早期鲁迅的影响。

苏轼“随物赋形”说新论

"随物赋形",指的是苏轼诗文表意自然顺畅而又灵活多变的特点。其形成表面上看是苏轼在创作过程中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使然,但归根到底则与其观照世界和立意取境的独特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佛教的"现量"观和禅宗"随缘自适"、"任心"等思想的影响下,苏轼要求创作主体在观照外物的时候拥有"空且静"的内心,且不主动向外界搜求,而是即景会心,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即为诗料。苏轼对水"随物赋形"这一特征的认识并不限于文学领域,它体现在其为人处世的原则上则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兼容儒家思想的人生观。

寻找别一位樊骏先生--读《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我第一次听到樊骏先生竟然是他去世的消息。那年春天上第一节文献课，老师照例介绍文献的各位作者，谈到樊骏先生的时候，竞难以压抑悲伤的感情，告诉我们樊骏先生去世了，又讲了他一些感动人的事。这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老师上课是极严肃的，而我第一次看到她那样动容。这也许不难理解，此后在很多文章里，我都能读到樊骏先生为学科建设所做的贡献、献身学术、仁人志士、严“峻”，是个“最认真的人、最透明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高职院校应用写作教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应用写作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技能和应用能力，注重课程内容的实用性，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有力手段。这些特点与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各类应用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向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职学生应用写作水平的高低是其职业技能的一种体现。因此，应用写作课是高等职业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在高等职业教育中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目前，高职院校大多开设了应用写作课程，但是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钱玄同“不阅卷”考

目前关于钱玄同的研究与传记大多渲染他“不阅卷”的教授风度,并将其学术化与经典化,纳人民国教育的“不羁”传统之一。但钱玄同日记有大量阅卷的记录,并且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藏有钱玄同撰书的学生成绩册手稿,可证明钱玄同的“从不阅卷”只是传说而已,并非事实。

鲁迅留日时期思想建构中的列夫·托尔斯泰

1926年10月12日，鲁迅作《藤野先生》，回忆留日时期的老师藤野严九郎。文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鲁迅在一次考试后，被同学污蔑作弊，并且收到一封很厚的信，信的开端便是“你改悔罢!”对这句话的来源，鲁迅有较为细致的交待：“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

师陀文字中的鲁迅“底色”——试论师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创作

对鲁迅而言,师陀是一个＂迟到＂的＂学生＂。1936年10月,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师陀见到了鲁迅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这之前的三年,两人不通书信,不曾谋面,似乎并无交集。

《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虚构与真实

专题研究“新历史主义意识与当代外国战争题材小说的互释”运用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深入探讨外国当代战争题材小说这一生动而有意义的艺术存在形式如何清晰地揭示历史本来面目,这一较大的象征符号系统如何赋予一个特定历史时刻中的事件以意义,揭示对历史的文学解释和对历史文学的解释之间所存在的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表明文学如何积极地反映历史事件,如何加入历史意义的创造过程,如何通过对这一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解释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操纵、等级秩序的重新检视。小说《五号屠场》的历史叙事是一个任意、循环的话语结构,用语言构筑了历史的现实动机,既有历史的事实又有虚构的故事,用隐喻性陈述来说明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意义,真实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武田泰淳的侵华战争小说将历史小说化,用虚构与事实相结合的文本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本质:是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迫害,而不是“共存共荣”。《荣誉之剑》记录的不是英雄的业绩,而是战争的荒诞不经和人生的混乱不堪,通过叙事者的个人视角,写出了一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历史”。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不论是背景还是人物都“纯属虚构”,但小说揭示的历史要比正史所叙述的历史更加真实,对战争的描述具有永恒性,它提醒我们,战争永远是荒谬的。《野火》不仅仅反省了战争正义或非正义的性质、分析了人物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而且揭示了在失败的战争中人被迫体味对自身的绝望与无奈,如何面对自身的人性罪恶。作者简介:陈世丹,男,黑龙江七台河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成同社,男,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日本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刁克利,男,河南延津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英语系副主任,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戴焕,女,黑龙江绥化人,日本东京大学在读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李平,女,湖北黄冈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三重文体交汇的风景——由《死魂灵》看鲁迅的翻译策略

学界对鲁迅先生翻译实践及翻译思想的研究，一段时间以来取得了多方面成果，然而鲁迅在语言文体及翻译策略方面的特点，仍需得到更多关注。／乳在阅读鲁迅所译《死魂灵》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个乍看浑然一体的译文中，存在着三重迥然不同的文体，即，内斯妥尔·珂德略来夫斯基为小说所作的序（以下简称“序言”）、果戈里本人所著小说正文（以下简称“正文”），以及译者为正文添加、以脚注形式呈现的注释（以下简称“注释”）。

中国现代文学教堂书写的空间叙事

从空间的角度切入研究文学是一种可行的路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空间"书写已经成为一种被有意识利用的技巧。在相当一部分作品中,教堂就是作为叙事空间加以呈现的。作为叙事空间的教堂,是小说故事发生的必不可少的场所,教堂空间书写参与半殖民地中国历史的书写,塑造了一批独特的受殖者形象。这些教堂空间,还具有丰富的空间内涵,是半殖民地中国的权力空间,体现出鲜明的半殖民性。

试论陈师道述贫诗的精神旨趣

陈师道述贫诗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他用笔冷静平实,常在诗中进行不畏贫苦的自我鞭策,具有安贫乐道的意趣,反映了作者将"道"灌注诗中,以内在超越对抗贫困现实的旨趣,具有突出的人格力量。

关于鲁迅研究中“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辨析——读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

2009年,高远东的《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的首部鲁迅研究专著。作者以＂现代如何‘拿来’＂为问题轴心,游走在鲁迅的文学与思想之间,与当代社会、文化、思想等进行深度对话,执着地探寻鲁迅的当代价值与意义,走出了一条独具个人品性的鲁迅研究之路。在20世纪的历史中,鲁迅是最具自觉意识的一位中国作家。

汪曾祺的“灰箱”--从“现实主义”转换看其在1980年代文学中的位置

汪曾祺被视为1980年代文坛"逆转性"的存在,被视为先锋小说的源头,但他却和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走向不同,他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告别显示了一种保守性:他始终称自己为"现实主义者",坚持文学的"社会效果"论等。他的追求和存在之于1980年代文坛风气的转换,对于1980年代的文学场,犹如一个"灰箱"。本文拟打开它,看看汪曾祺在现实主义的口号下带进去什么,又带出来什么,其中的转换是怎样进行的,从而了解汪曾祺在1980年代文学中的位置和独特性。

浩然的文学史焦虑与自我反省及重塑——以《金光大道》再版本的修改为例

曾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浩然,在新时期遭遇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创作困境。他一度想通过思想意识与创作的转型摆脱这一困境,但从其80年代的创作如《苍生》等作品来看,其实并未如其所愿。1994年,《金光大道》再版,浩然在序言中称没有对小说进行任何修改,让其"保留原汁原味原来的面貌",以供读者认识过去的历史和文学以及作者。然而,对《金光大道》初版本与再版本校读后可以发现,浩然其实对后者进行了数万字的删改。此举折射出了浩然在八九十年代语境中的思想意识与创作观的重大转型,同时更折射出了他于新时期以来长期自我反省与重塑的内在动因——文学史焦虑。作家与历史、时代、生活、自我的复杂关系的嬗变可从中管窥一二。

“外省人”的文学命运——重回《二月杏》创作前后兼及1980年代初的文学氛围

梳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贾平凹既没有典型的知青经历与伤痛,也对地质勘探生活不甚了解,却在1981年发表了以此二者为题材的《二月杏》。这与他1979年年初到北京领奖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刺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这部作品发表后不久就遭到了批判,欠缺生活经验、消极灰色的思想调子、反映现实的不准确等成了批判的点。这彰显了1980年代初文学局势的多变、文学中心与地方的信息落差等诸多文学史的观察点。

追寻中国意境

去年夏天看到奥运电影艺术大师格林斯潘指导的1994年挪威冬奥会开幕式的纪录片，深受感动。震撼人心的电影叙述语言，不管是宁静的还是激情的，都叫人享受到生命的灵感。正是电影艺术，正是各种媒体的传播，使体育有了巨大的魅力，并使体育的这种魅力得以光芒四射地展现。

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接受(1921—1933)

弗理契文艺思想在中国的翻译主要集中在1921年到1933年间,尤以"艺术社会学"相关著作为主。根据这一期间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的翻译文献以及不同批评家对这一思想的阐释,可知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在当时的接受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理论初识阶段、学理反思阶段和政治批判阶段。日本、苏联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弗理契批判和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共同影响了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命运。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命运从侧面反映出左翼内部根据现实的发生不断调整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即抛弃了普列汉诺夫-弗理契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转向列宁主义。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伦理与道德

一般说来，西方学者大多对“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没有特别的区分，往往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们。日本伦理学家小仓志祥指出“在通常情况下，这两个词的使用，是没有区别的。”美国学者蒂洛甚至认为“二者无任何区别”。贝克主编的《伦理学百科全书》在界说“ethics”与“morality”时就指出：“这两个词常常被互相替换地使用。”所以，我国一些教材中就给“伦理学”下了这样的定义：伦理学，即关于道德的科学，又称道德学、道德哲学。它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包括道德意识现象、道德活动现象以及道德规范现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