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译介的战略自觉

文学经典译介事业的兴衰,决定于是否具备体系性和体制性的文化战略自觉。文学经典的译介不仅仅是经典作品文本本身的翻译,还是一个具有"经学"外延结构的体系性译介工程,作为国家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获得体制性的有力支持,只有翻译的学科化才能保证文学经典译介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管理体制内的常态配置。

媒介文化与文学创作(笔谈)

从媒介的角度对文化、文学进行相关研究，近年来构成了国内学术界的热点之一。本文主要从如何理解媒介文化、网络技术与文学特性、网络文学的界定、网络写作、网络文本等方面对网络文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中国古代政府的廉政建设

一、关于为官准则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和反腐败斗争十分复杂，统治阶级倡导廉政，也往往出于很复杂的政治目的。不过，为了使政权具有稳固的基础，统治者都需要一批忠实于他的臣子与稳定的民心。儒家的为官、为政、为人的思想，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道德观和政治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朝代为官准则一般都包括“忠君爱国、以民为本、清正廉洁、为政以德”四个方面。

声气并茂的战争画面——早期史传文学的战争描写

先秦两汉散文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从多个方面展现战场上的声气状态,用以反映参战将士的英雄气概和权谋智慧。鼓声是最重要的描写对象,与此相伴随出现的战争统帅形象,衅鼓习俗还带有神秘性。战场上的歌声、呐喊声、骂声、叱声、噪声,营造出多种多样的氛围,把参战者生命之气的表现形态充分地展现出来。

发愤以抒情的坦率表白和精心调遣--屈原《九章》对创作缘起的交待

《楚辞.九章》有4篇作品明确标示创作缘起,指出这些作品或是为抒情明理而作,或是出自心理宣泄和自救的需要。屈原对创作缘起所作的交待,反映的是感性和理性的兼顾、真善美的统一,是研究古代文学思想史的宝贵资料。屈原对创作缘起的标示,继承的是《诗经》的传统,所涉作品都是讽谏批判之作,同时,对相关作品的文体称谓呈现多元化的倾向,所用的术语不是严格意义的文体概念。《诗经》交待创作缘起的诗句都置于作品结尾,形成固定的模式。《九章》标示创作缘起的诗句分布,则是不拘一格,具体位置多有变化。

人的自证与唐诗宋词中的价值建构

人的自证来源于中国文化中人的"自足性",指人不依赖于外在价值评判系统的内在价值的自我贞立,往往与悲剧意识相伴生。人的自证与唐诗宋词中的价值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其主要表现方式为人的自证与人类总体意识中的价值建构、人的自证与"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和人的自证与"向有而空"的价值建构。吟诵这些诗词是积淀具有历史合理性价值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人文北京”的多层次深刻内涵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北京市委提出，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三大理念适时地转变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新理念，并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主题。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它既是对北京奥运辉煌遗产的总结和继承，又是对北京未来发展的开拓和创新。

《玫瑰之名》与诗术--埃柯与亚里士多德的谐剧观

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仅存论肃剧部分,论谐剧部分佚失或根本就没写。当代著名意大利学者埃柯以小说虚构的方式假定,《诗术》的谐剧部分被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修士扼杀在修院图书馆密室。《诗术》第4～5两章中有涉及谐剧的段落,亚里士多德对谐剧的基本看法是:与肃剧模仿高尚的行为相比,谐剧仅模仿低俗的行为。从而,诗术有高尚与低俗的品质高低之分。通过对比可以看到,埃柯以小说虚构的方式解构了亚里士多德的诗术的如此高低之分。

感于气物,发为诗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季候书写的考察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季候书写改变了古典式的借景抒情,代之以象征、反讽等现代方式,体现出现代作家对于自然物候与文学表达之间关系的新的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常以季候天气现象为象征性意象来表达其批判主题、忧患意识和革命理想,如以"寒夜""风沙"象征现实黑暗与人心荒芜,借"风""雨""雷""电"来表达叛逆与反抗激情,以"黎明""日出"等意象来寄托对理想的渴念,等等。这类写作既发扬了古典文学触景生情、情景交融的写作传统,又以象征、隐喻的方式彰显了现代精神。此外,由于作家的性格、经历、学养、心理和趣味等方面的差异,作品中的季候书写也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审美风格。

北京:世界城市目标与路径

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伴,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全球化格局中的现代＂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称＂全球城市＂（Global City）,其中顶级的＂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等方面发挥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巧合的是,这三个世界城市都拥有世界级的股市,且之间恰好相隔八小时的时区,三个城市绕地球一周形成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世界股市链。

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中心

"经文辩读"通常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典的平行比较,人们在其中发现:神圣的显现可能有不同方式,多元的声音也不会融为任何一种独白。但是,亚伯拉罕传统内部的"经文辩读"或许忽略了另一种丰富的资源,那就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经典进行的翻译和注疏。通过理雅各这一翻译个案,特别是《圣经》之"道"与《道德经》之"道"的联系、《圣经》之"虚己"与《道德经》之"虚用"的联系,我们可以理解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潜在价值。

“80后”的文学史研究

我知道杨庆祥比较讨厌别人称他“80后”，因为他愿意对人“年龄”的评价做更多样化的历史的理解，而不是简单的社会学归类。不过，他确实出生在80年代，所以我想指出这恰恰是他作为后起研究者的独特性所在。

鲁迅批判中国负面文化的历史经验

中国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尊孔"—"反孔"—"尊孔"的"循环规律"和"轮回现象"。鲁迅体察到孔子的负面思想铸成中国古代腐朽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极端牢固性和超强稳定性,以及变革这种社会历史文化结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我们应当根据新时代历史发展的需要,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采取鉴别和选择的科学态度。我们需要肯定他们应当否定的东西;同时否定他们不应当肯定的东西。我们应当防止和克服以保守的态度对待保守,又以保守的态度对待激进。我们同样不能对文化激进主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淡忘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时代文化先驱者的历史功绩。

现当代西方文论的魅力与局限

本文从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人、文学与文本和文学与文化的关系论述了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本质,从人文求、审美乌托邦情结和批判精神诸方面论述了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功能,并由此考察了现当代西方文论的魅力与局限。提出从整个西方的思想发展史的宏大视域来看,现当代西方文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思想的退却和转移,它的产生和表现形态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

对话中的鲁迅

鲁迅从日译本里瞭望到俄国文学,以自审的方式与诸位作家对话。日本对俄国文学视角的摄取影响了鲁迅的审美判断,但他又以中国经验融会新知,发现了俄国文学迷人的独特所在。鲁迅转译俄国文学的过程,不仅仅是求知,更是形成自我批判的精神,这种对话的方式,使他对现象界的凝视不是停在结论中,而是一种精神角斗的过程。以本质主义的眼光打量鲁迅,忽略鲁迅始终是一个怀疑论者,就有可能把鲁迅置于封闭的描述系统,而看不到他与域外文化对话的本质。

《吕氏春秋》低频语法现象考察二则

《吕氏春秋》低频语法现象之一是近指代词"兹"、"时"、"斯"偶见。通过对今文《尚书》等另外11部上古文献的考察表明:《吕氏春秋》中,近指代词"兹"、"时"偶见,只不过是作者在叙述古事时刻意仿古而已;而近指代词"斯"偶见,除了"世代之别"之外,还有地域方言的原因。《吕氏春秋》低频语法现象之二是"登自鸣条"句偶见。再通过考察甲骨卜辞、金文,以及《尚书》等另外13部上古文献,证明了在《吕氏春秋》时代,以"自"为介,记从来之处者,"登自鸣条"句(B式)只是历史的残余而已;"自源点位移"的基本形式由B式演化为A式,是一种历时的演变,是介词短语语序的变更;而决定"自"字短语前移的,是临摹原则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