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辱使命 不忘责任 真情付出 追求效果——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其前身为1986年10月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及此后相继成立的现代广告研究中心、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所、港澳台新闻研究所和视听传播研究中心,1999年11月,以现名重新组建,2000年9月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所承担的课题大多涉及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交付的新闻学科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课题项目数和经费总数据于学科前列。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站在学科前沿,组织了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攻关,取得了一批重大研究成果,有些科研成果填补了学科空白,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为新闻传播领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近期,本刊记者有幸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让我们一起感受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及独特的学术魅力。

新闻传播教育的使命与创新--基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改实践的思考

新闻传播活动的“新常态”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变化 新闻传播教育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早的新闻学院是为培养新闻媒体从业者（报人）而创办的，新闻媒体对其从业人员的专业要求是新闻院系设置专业和课程的重要依据。虽然新闻教育中很早就重视通识教育，很多新闻院系以较大比例的学分让学生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个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但其最终的目标指向还是培养职业化的新闻与传播工作者。所以从历史传统来看，新闻传播教育的使命是培养新闻专业人才，以推进大众传播的发展来促进人类的信息交流，促进人类社会的民主和进步。

中国传媒业发展形势与创新思路——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张辉锋教授

[学者简介]张辉锋(1973-),男,山东烟台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新闻传播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新疆财经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传媒经济学研究。

“一带一路”记者外交目标与传播模式探析--以中国人民大学“巴基斯坦青年记者访学项目”为例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实现“五通”愿景与行动的前提是各相关领域、相关层面、相关人员的相互了解、对话与合作，其中，从事新闻报道的专业媒体记者无疑在促进“五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信息传播作用。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国媒体深度融合新命题——动态的专业边界调和与新闻资源配置

围绕主流媒体的新闻资源配置与职业边界调和,本研究沿着新闻产品创新、资源配置方案、新闻观念的逻辑线索,总括了中国媒体融合的进展与新任务。主流媒体发展出“小切口、轻量化、易转化”的新闻产品决策标准,逐渐形成了突破媒体边界、多元行动者间协同的资源配置方案。在新闻观念上重视媒体的政治职能,与社会各领域产生全面深度连接并产出服务型产品。以新闻创新为引领的媒体融合新阶段,需要对内加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对外加强实际传播效果的建设,并对新闻边界变动保持危机意识。

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发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不断创新发展,开拓新领域,开创新局面,具体表现在: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不断加强国家层面的人才培养指导规划,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机制逐步推向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向纵深发展,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种数和教学点增多,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新闻传播学课程和教材建设创新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和科研成果丰硕、成效卓著。

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概念”的来源

概念是构建知识体系的细胞,自主概念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当代中国新闻学的自主概念,主要是指由当代中国新闻学知识共同体提出的具有原初界定权、解释权的原创性概念。构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前提是构建起自主的新闻学概念体系。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概念(体系)有自身的来源渠道:在知识生产主体上,它主要是由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主体提出的;在客观对象上,它主要是对当代中国新闻实践方式、实践观念的反映和呈现。除此之外,自主概念也来源于对世界各种类型新闻学概念的反思批判、吸收借鉴与改造转化,来源于对其他学科概念的迁移、转换与运用。这些来源渠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为源源不断、与时俱进的自主概念创造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也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造与更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战略导向与国家治理:党的二十大指引下新闻传播学研究十大重点

文章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涉及且为新闻传播学界所关注的十个重要政策导向话题,对其中主流及鲜明、深刻的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具体包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过去学界较好地服务于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也期待未来学界以元问题为抓手,明确知识创新的基本面向和焦点领域,将视野扎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主动承担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责任。

锚定关系性:数字化环境下新闻消费研究的路径创新

互联网平台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入发展赋权了新闻受众,使其成为新闻生态中的重要行动者,催生了新闻研究的受众转向。当前,受众的新闻消费实践呈现出情境、平台、内容、行为层面的多重嵌套特征,挑战了传统的以媒介演化为视角、以受众测量主导的新闻消费研究。新闻消费研究的关系性视角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结构—文化”路径下研究受众的“新闻菜单”,描述其如何组合搭配外,将“新闻菜单”和受众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关注其形成的机制过程和意义的产生,进而突破仅把新闻消费作为新闻研究的子领域,将新闻消费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宏观议题相勾连;二是将新闻受众置于新闻生产与新闻消费的循环中解读,聚焦新闻消费对于生产端和消费端的作用,关注新闻消费与新闻消费的互构关系、新闻消费与新闻生产的倒逼关系。同时呼吁采用关系性的视角,基于本土语境开展新闻消费的经验研究。

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大体系”呈现方式

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知识生产、知识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呈现、传播、传承的过程。在“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之间,知识体系是总体性的存在,“三大体系”则是知识体系的具体体现和落实方式。就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新闻学“三大体系”之间的基本关系而言,“三大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总体性呈现方式。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分支结构化的呈现方式;学术体系是知识体系主导性的理论化呈现方式;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系统的表达性呈现方式。因而,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与构建新闻学“三大体系”的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

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

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指向,决定了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呈现在实践领域。文章认为,实践呈现方式是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呈现的重要方式之一,且具有终极呈现的意义。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呈现或体现于国家层面的新闻路线、方针、政策中;呈现或实现于国家层面的新闻制度规范中;呈现或体现于所有新闻实践主体的新闻实践观念中;呈现或实现于所有新闻活动主体直接感性的新闻实践活动中。

中国体育明星国际传播中“高成就—低曝光”现象的媒体报道溯源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外媒体英文报道框架的比较研究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在赛场和媒体上呈现的个性与风格是一国体育制度与体育文化的反映。选取北京冬奥会期间我国外宣媒体与西方主流媒体关于花样滑冰运动员隋文静、韩聪的报道为研究样本,进行框架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西方媒体通过运用丰富多元的框架种类、更为紧密的框架联系,塑造了立体生动的运动员形象,而我国外宣媒体对运动员形象的塑造略显单一,在运动员形象“出海”中存在焦点失准、忽视海外受众需求、难以构筑跨文化认同等问题。运动员形象的国际传播应针对特定议题、明确受众定位进行精细化传播,以跨文化视角着力打造运动员的魅力形象,从而提升中国体育的整体形象。

中国新闻事业“人民性”的话语起源与实践逻辑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与党性相呼应,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术语。党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直接从马列原典中继承发展而来的,人民性概念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本土化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念。在中国,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作为一组概念,从宏观上多呈现于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则从微观层面上对这组概念进行了具实解读。

新闻传播学研究稳步发展的一年——2004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

本文从新闻理论研究等六个方面, 全面分析了中国大陆过去一年新闻传播学的新发展和新动向。作者认为, 专门化与深入化是2004 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要特点, 这使得该领域研究向深入发展, 同时呈现出较强的横向拓展态势。

2023—2024年中国图书出版业发展报告

2023年,图书出版业在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发展向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恢复增长态势。这一年,图书出版业进行了“出版+人工智能”探索,同时抓住疫情防控转段后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出版交流与合作,并积极探索自播和无人值守直播等直播新模式。图书出版业在主题出版、大型出版工程、教育出版、专业与学术出版以及大众出版等板块有诸多亮点,但也存在大中专教材盗版问题严重、古籍整理和出版乱象丛生、人工智能应用于出版业面临风险和挑战等问题,需要改进和完善。文章还对2024年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和研判。

网络新闻信息平台的合理核实义务研究——从证明真实到证明尽到义务

合理核实义务是新闻信息平台承担的一项基本注意义务。在现有过错规定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实定法层面创制了合理核实义务的制度,将以往的业务规范、行政要求和司法意见上升为法定义务,在基础法框架内为新闻信息平台的义务履行建立了清晰的规则。对合理核实义务认定标准,民法典的“六要素说”已成为明确的法定标准和适用依据,而是否获得经济利益是适用法律的非必要参考。虽然各类新闻平台承担的核实义务存有差异,但共同的趋向是许多法院已经从要求证明内容真实转向证明尽到合理核实义务。

中国互联网发展现状研究——解读ITU 2014《衡量信息社会报告》

2014年11月发布的《衡量信息社会报告》显示,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接入和使用水平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同一国家的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中国的ICT发展指数(IDI)排名在世界166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86位;固定宽带普及率排名列全球第67位;家庭互联网普及率列全球第34位;中国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为34.1%;移动宽带综合价格分指数排名在世界110个经济体中居第101位;固定宽带的网速在世界排名第42位,高速互联网用户比例仅2%。而中国的近邻韩国IDI排名世界第二,家庭宽带普及率为世界第一,城乡互联网差距世界最低(4%),高速互联网用户比例世界最高(3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每次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都令人兴奋,也无形中造成我们的盲目乐观,因为我们自身发展的广度和速度都很快,但这只是自己与自己的比较,没有与世界先进水平进行比较。只有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才能令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找到差距,追赶上去。

长江韬奋奖三十年:中国新闻精英画像再考察

长江韬奋奖作为我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荣誉奖,已经走过三十余年。本文基于2012-2020年期间五届100位获奖者的参评资料,与1991-2010年期间215位获奖者的历史资料做比较研究,数据显示,近五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中,融媒体、网络平台获奖者开始出现并呈增长态势。评奖办法的创新变革背后,透射出荣誉机会向基层倾斜的价值导向,媒体融合实绩成为评价优秀新闻工作者的重要维度。未来应加强对国际传播以及国家战略相关传播领域人才的培养和推荐,进一步推动构建协同国家战略发展的人才储备格局。

新闻框架对用户参与意愿的影响:恐惧情绪与责任归因的链式中介作用——一项基于乡村青少年的分组实验研究

网民的新闻参与行为(包括点赞、转发和评论)是引发互联网舆论的重要成因。在互联网的交往环境中,用户的新闻阅读与新闻参与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不同的新闻框架会作用于个体的心理机制,引导其基于新闻事件产生的情绪与责任归因,进而促发新闻参与意愿和行为。以乡村住校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从传播心理学视角出发,考察不同新闻框架对青少年新闻参与意愿的影响,以及恐惧情绪和责任归因在新闻参与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采用大规模群体实验法,所有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两个不同的实验组,分别阅读两则由研究者设计的以“高责任”与“中立”两种不同新闻框架写作的关于校园霸凌概况的新闻报道,随后让参与者安静地一次性作答问卷量表。研究发现:在校园霸凌事件中,强调个体责任的“高责任框架”与不突出明确责任归属的“中立框架”对青少年新闻参与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高责任框架”对用户参与意愿没有直接的预测作用,但通过三条路径的间接作用——恐惧情绪的中介作用、责任归因的负向中介作用以及恐惧情绪和责任归因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乡村青少年的新闻参与意愿。研究证实新闻框架对恐惧情绪的唤起能促成一种“强框架效应”:“高责任框架”强调作为霸凌者的学生的个体责任与主观意愿不良,通过对单方面属性的强化描述,放大了乡村青少年心中的“威胁感知”与恐惧情绪;恐惧情绪的唤起会让个体产生灾难性的认知偏向,激发个体自我保护与问题解决的动机,从而激发用户的新闻参与意愿(包括线上和线下)。研究进一步揭示恐惧情绪在特定社会舆论生成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