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新闻传播教育中的新媒体改革观察——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对比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教学改革具体设置,分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大陆高校和以政治大学为代表的台湾高校应对新媒体潮流的不同特色。总体来看,大陆高校的新媒体教学改革相对更具针对性,主要在于新闻传播领域,除了开设专门的新媒体项目之外还会在日常课程中加强对新媒体理论和应用的教育;而台湾的新媒体改革则具有相对较大的灵活性,给了学生更大的自主设计空间,涉及面广。这种差别也与两岸的不同教育特点有关,此篇文章以微观角度为主、宏观角度为辅对两所高校的新媒体教学改革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介绍分析。

两岸新闻本科教育之比较——以中国人民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为例

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为例,分析了两岸新闻本科教育在系科设置、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三个方面的异同,同时总结了两岸新闻本科教育在面临媒介融合时所做出的不同应对。比较发现,台湾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更重视多种符号的运用和传播,而非单就新闻传统领域做出拓展。两岸新闻本科教育都极其重视多元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但相比跨专业人才的系统培养策略,台湾本科新闻教育更重视学生对自身兴趣的探索和挖掘。

精细化视角下的深度心理辅导——以中国人民大学心理辅导工作为例

随着95后进入大学校园,新时代大学生心理问题逐渐呈现多发化、个性化、隐蔽性强的特征,大学生心理辅导模式亟待改革,以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将西方精细化管理理论引入心理辅导领域,结合大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的实际经验,提出大学生心理辅导工作应向精细化视角下的深度心理辅导转变,通过精细化深度辅导平台的搭建、多样化互动活动的开展、朋辈互助等方式,在广度、深度和精细化上实现对高校心理辅导工作的创新。

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

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指向,决定了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呈现在实践领域。文章认为,实践呈现方式是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呈现的重要方式之一,且具有终极呈现的意义。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呈现或体现于国家层面的新闻路线、方针、政策中;呈现或实现于国家层面的新闻制度规范中;呈现或体现于所有新闻实践主体的新闻实践观念中;呈现或实现于所有新闻活动主体直接感性的新闻实践活动中。

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转型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创新——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润泽教授

一、“新闻史研究好比橱窗展示”,要“关注橱窗背后的东西”Q (1):王老师好!我知道您早年是一位出色的电视记者,后来一直专注于新闻史研究,并在新闻史研究方面不断有新成果问世。从我国新闻史研究的现状来看,许多新闻史学者尤其年轻学者纷纷转向研究新媒体等其他领域。请问您是如何走上新闻史研究之路,又是如何始终保持对新闻史研究的热情?

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立场与基本目标

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关涉许多基本问题。其中,“建构立场”与“建构目标”是事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出发点与归宿点的重要问题,具有特别的地位和意义。文章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理论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根本价值立场。建构比较完备的、符合时代特点的(新闻学视野中的数字新闻时代)新闻学知识体系,是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学术目标。为新闻教育、新闻教学、科研实践服务,为新闻实践活动服务,为新兴环境中的新闻业发展服务,以新闻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服务,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目标。

前提革命与视域革新:基于数字新闻实践的未来新闻学知识体系建构

以数字性为核心特征的数字新闻实践引发了新闻学知识生产的重大转变。从新闻传播学的体系结构出发,新闻学的知识体系主要由问题域、核心概念、理论视角与方法、现实勾连与价值四个方面构成,其正面临数字新闻实践带来的存量挑战和增量挑战。未来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需要对已有的具体内容进行迭代更新,更需要关注前端的“前提革命”和后端的“视域革新”。“前提革命”是从根本性的视角,探讨数字新闻实践如何重构新闻学基础命题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引发新闻学的对象、视角和方法的拓展、跃迁和迭代。“视域革新”是从全局性的视角,分析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前提变动与主体内容更新如何使其整体上发生联动式、体系性的变化,需要以反身性思考提升新闻学术的批判性,以协同性思考融通新闻学新旧知识,以系统性思考促进新闻学的全面发展。

中国新闻事业“人民性”的话语起源与实践逻辑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与党性相呼应,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术语。党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直接从马列原典中继承发展而来的,人民性概念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本土化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念。在中国,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作为一组概念,从宏观上多呈现于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则从微观层面上对这组概念进行了具实解读。

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标识概念”:实质特征与地位作用

“标识概念”,就是一套概念体系中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实质是指能够反映和呈现一套概念体系突出个性特征的中心概念。只有那些能够反映和呈现当代中国新闻实践个性特征、中国新闻观念个性特征、中国新闻理论体系、新闻知识体系个性特征的概念才能成为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标识性概念。“标识概念”的总体特征是标识性,具体表现为概念的根基性、定位性、稳定性和历史性等特性。只有通过“标识概念”及其相应的概念体系,才能构建起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体系、知识体系。“标识概念”的创新是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知识创新的基础,“标识概念”的创造与提炼是这一系列创新的集中表现,更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关键和基础。

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问题来源”渠道及其基本关系

“问题体系”是“知识体系”的内在骨架,对一个学科问题体系的解答与阐释是建构知识体系的基本逻辑。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关键是要发现并建构起科学合理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问题体系”。客观实际(实践)和学术传承(学脉)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两大问题来源渠道,新闻实践问题是新闻学脉问题的最终根源,新闻学脉问题是新闻实践问题的持续呈现,新闻实践与新闻研究的互动是问题呈现的基本机制。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问题的主要来源之处。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整体特色、知识体系的独特内容,正是通过以时代化方式回答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而显示的、建构的。

主流媒体引领中国式新闻传播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新闻传播现代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新景观,体现出技术驱动下全球信息相通相融的共性。而“中国式”则是在共性基础之上,由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决定的,体现出我国媒体肩负党和国家重托的特殊性。我国主流媒体以自身变革和跨越自身的资源整合,引领了中国式新闻传播现代化的进程。文章以主流媒体接入互联网之后的标志性新闻业务实践为观察对象,分析其资源配置模式的变化及效果,并讨论主流媒体作为引领者所面临的困境。

当代中国新闻的“事实观念”

事实观念是新闻观念体系中的基础观念,关系到对新闻本体、新闻本源、新闻属性、新闻真实、新闻价值、新闻规律等新闻领域主要问题的实质看法,对新闻实践具有根基性的作用和影响。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闻事实呈现的具体形态,但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事实地位、属性、功能作用的看法。当代中国新闻(包括新闻实践与新闻研究)拥有自己比较稳定的事实观念:在本体论上,认定事实是新闻的本体(本原)、本源;在认识论上,认为事实是可认识的,表征事实的新闻是能够正确反映呈现事实真实面目的,事实是检验新闻真实性的终极标准。而最具当代中国新闻特色的事实观念是:新闻传播主体尤其是以党媒为主体的专业新闻媒体,应该在树立全面事实观的基础上,特别坚守正面事实观,努力实现全面事实观与正面事实观的统一事实观。或者说,正面事实优先、正面事实主导是当代中国新闻事实观的硬核。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新闻的事实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事实观,是价值取向鲜明的事实观,是当代中国新闻整体观念体系的基础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当代中国自主新闻理论知识体系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人民性原则的实践路径

人民的概念是从实践中发展而来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中人民性原则实践路径,展示其生动丰富的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群众所包含的群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嬗变过程。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群众所包括的群体不断扩大,最终群众和人民所包括的群体高度重合,人民群众成为一个联合词语。实践中,群众性的线性轨迹可概括为教育鼓动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和心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人民性概念由群众性概念生发而来,并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中与党性联系在一起。群众性和人民性原则的提出,是党报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群众性和人民性原则的丰富,表明党报理论的成熟;群众性和人民性原则更具实践价值,成为提升党报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正是由于群众性原则的实践,党性原则才有了更立体丰满的效果。

战略导向与国家治理:党的二十大指引下新闻传播学研究十大重点

文章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涉及且为新闻传播学界所关注的十个重要政策导向话题,对其中主流及鲜明、深刻的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具体包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过去学界较好地服务于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也期待未来学界以元问题为抓手,明确知识创新的基本面向和焦点领域,将视野扎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主动承担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责任。

试析独立学院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的教学——以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为例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作为一本高校的独立学院,其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的教学在课时安排、师资力量配备、课堂教学方法、实践能力培养以及管理模式等方面有不少亮点。但在新旧媒体转型之际,也遭遇一些独立学院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教学指导思想转变缓慢、教学设备老化、资金缺口、教材陈旧、师资进修平台狭窄等。本文尝试给出几点改进建议。

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红色新闻教育的溯源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革命时期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的新闻教育实践。陕北公学通过墙报等方式探索开展新闻教育;华北联大创办新闻学系,并在全校广泛开展新闻宣传教育;华北大学持续开展新闻教育,为全国输送大批新闻宣传人才。革命时期,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的新闻教育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其他新闻教育机构,真正适应了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实现了革命理论与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的贯通,培养了大批合乎时代潮流的新闻工作者,体现出明显的红色底蕴:专业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联系实践;学界与业界联通互动。

锚定关系性:数字化环境下新闻消费研究的路径创新

互联网平台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入发展赋权了新闻受众,使其成为新闻生态中的重要行动者,催生了新闻研究的受众转向。当前,受众的新闻消费实践呈现出情境、平台、内容、行为层面的多重嵌套特征,挑战了传统的以媒介演化为视角、以受众测量主导的新闻消费研究。新闻消费研究的关系性视角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结构—文化”路径下研究受众的“新闻菜单”,描述其如何组合搭配外,将“新闻菜单”和受众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关注其形成的机制过程和意义的产生,进而突破仅把新闻消费作为新闻研究的子领域,将新闻消费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宏观议题相勾连;二是将新闻受众置于新闻生产与新闻消费的循环中解读,聚焦新闻消费对于生产端和消费端的作用,关注新闻消费与新闻消费的互构关系、新闻消费与新闻生产的倒逼关系。同时呼吁采用关系性的视角,基于本土语境开展新闻消费的经验研究。

中国形象的“他塑”:“洋网红”对海外受众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基于YouTube视频受众评论的分析

“洋网红”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的现象日益引起关注,他们具备讲述中国故事的“主体间性”,被认为是中国形象“他塑”的组成部分,能够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新的可能性。“洋网红”主要使用YouTube平台发布视频,受众观看视频后的评论则直接反映“洋网红”讲述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通过对视频内容和受众评论的分析,发现“洋网红”视频使受众在认知层面产生符号的交融,一定程度上能避免东方主义,改善海外受众对华的刻板印象;在情感层面,对于与社会问题、时事相关的视频,受众容易对视频内容和制作动机产生“对抗式解读”,而对于语言搞笑类、美食文化类视频,受众则基于共通情感实现对话;观看视频后,受众在评论区联结成基于“趣缘”的“微社群”,在互动中对视频内容进行延展,产生了学习中文或游览中国等线下行动意向。作为跨文化的讲述者,“洋网红”拥有双重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具有较为显著且区别于中国本土传播者的优势,可以弱化信息生产者和接收者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方面存在的错位,有效帮助海外受众降低文化折扣、消除认知偏差和误解,对中国形象建构有着较好的“他塑”作用。但与此同时,“洋网红”的特殊身份也具有一定风险,因而需要对其生产的内容进行适度引导和把关。

中国体育明星国际传播中“高成就—低曝光”现象的媒体报道溯源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外媒体英文报道框架的比较研究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在赛场和媒体上呈现的个性与风格是一国体育制度与体育文化的反映。选取北京冬奥会期间我国外宣媒体与西方主流媒体关于花样滑冰运动员隋文静、韩聪的报道为研究样本,进行框架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西方媒体通过运用丰富多元的框架种类、更为紧密的框架联系,塑造了立体生动的运动员形象,而我国外宣媒体对运动员形象的塑造略显单一,在运动员形象“出海”中存在焦点失准、忽视海外受众需求、难以构筑跨文化认同等问题。运动员形象的国际传播应针对特定议题、明确受众定位进行精细化传播,以跨文化视角着力打造运动员的魅力形象,从而提升中国体育的整体形象。

2023年中国出版融合发展报告

2023年,在中央顶层设计推动和出版学界业界的共同努力下,出版融合发展驶入快车道,国内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为出版融合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2023年出版融合在理论、政策和实践三个方面均取得新的进展。理论研究层面,中国出版融合研究成果数量较2022年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呈上升趋势,研究热点相对丰富;宏观政策层面,重点关注管理部门顶层设计等重点部署、高水平专业人才培养、数字版权保护与监管、网络空间治理四个重点;产业实践层面,集中于产品形态创新、技术赋能出版全链路、传播场景与商业模式持续拓展、网文“出海”进入新阶段四个方面。此外,本文针对2023年“出版融合”在理论、政策和实践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对应建议,致力推动出版融合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