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叙事与政治右转:欧洲议会党团政治的演变

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关于欧洲的传统乐观主义叙事让位于民族主义和疑欧主义叙事。从选举结果来看,尽管传统主流政治力量仍然维持多数地位,基本把控了欧洲政治大局,但由于中间派欧洲自由民主联盟以及绿党力量下降,其控场能力已经大为减弱;极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大幅增强,推动欧洲政治格局持续右转。极右翼力量的增强可能导致欧洲社会政治议程发生转变、欧盟成员国政局动荡、欧洲一体化不确定性增加,并影响欧盟的移民、环境和安全政策。伴随欧洲政治右转和国际格局演变,欧盟将更加关注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安全。

技术主权与地缘政治:解码《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核心与影响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秩序的转变和对自身经济实力下降的担忧,欧盟对经济安全的关注显著增加。为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挑战及内外多重危机,欧盟委员会于2023年6月发布了《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该战略以“精确性”和“相称性”为指导原则,旨在通过建立“去风险”机制,强化欧盟的经济韧性;强调反胁迫、外资审查、出口管制和能源供应多元化等政策工具的使用,试图将经济安全与地缘政治紧密结合,以保障其经济利益和安全;强调“技术主权”的重要性,确保欧盟在全球技术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此外,欧盟还发布了“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作为对该战略的补充和配套措施。《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出台,标志着欧盟对外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这不仅对欧盟自身的发展,也将对其关键性对外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贸易模式转变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中国工业分行业的实证研究

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工业行业的分解可以发现,产业结构变动是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之一。同时,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和国有垄断力量下降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分段回归表明,贸易模式的转变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因。进出口高度相关的珠三角加工贸易时代,进口渗透率促进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出口型加工贸易的长三角时代,进口渗透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同时下降,这是企业降低原料和劳动成本的结果。因此,进口渗透率在不同阶段作用机理不同。

R&D国际化水平及效率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中国R&D国际化水平逐年提高,但东部地区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普遍较低。通过衡量中国各地区R&D国际化的水平和效率、考察不同区位因素借由影响R&D国际化效率而作用于R&D国际化水平的机理,发现R&D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技术效率指数较高,技术进步指数较低,相反,R&D国际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技术效率指数较低,技术进步指数较高。并且R&D国际化效率对R&D国际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市场规模越大、接收的外商投资越多、自身R&D资源越丰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的地区,技术效率对R&D国际化水平的贡献越明显,反之,技术进步作用较大。

产业政策在产业链中的拉动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上下游两部门生产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下游产业政策对上游企业产出的拉动作用,而后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下游行业产业政策指标,分别考察了下游行业补贴以及行业信贷优惠对上游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下游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上游企业的产出水平,且将内销和出口分开考察时发现,下游产业政策显著提升了上游企业的内销水平,而对出口有轻微的负向影响。第二,下游行业资本密集度越高,行业补贴对上游企业产出的正向影响越弱,行业信贷优惠对企业产出的正向影响越强;从行业集中度来看,下游行业竞争越激烈,下游补贴所发挥的正向影响越强,行业信贷优惠所发挥的正向影响越弱。第三,下游产业政策对上游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对上游东、中部地区产出有更强的正向影响。政府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需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实施不同的产业政策;对下游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补贴,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给予信贷优惠,同时,对竞争性强的行业进行更加“普惠性”的补贴,对集中度高的行业给予信贷优惠。

苏纳克政府对华认知变化与中英关系的未来

自约翰逊政府上台以来,中英关系持续遇冷。2022年10月,里希·苏纳克接替特拉斯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回溯苏纳克上台以来的对华认知表态发现,英国近期对华认知出现某些调整,开始展现重新与华接触的积极意愿。本文认为,俄乌冲突背景下,英国对华认知变化是由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包括英国社会内部多种难题亟待解决、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以及保守党极端势力的政治掣肘;外部因素包括英国难以忽视其他西方国家的访华热潮、难以回避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现实冲击以及英欧关系再平衡的需求。苏纳克政府缓和对华认知,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英关系的未来。一方面,调整对华认知可能有助于重启中英双边关系、拓展双边合作空间以及助力“全球英国”的外交战略。另一方面,英国“两面性”对华政策的持续也可能进一步增加中英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且英国对华政策的强意识形态色彩近期可能难有太多改变。总之,英国近期对华认知确实出现某些较以往积极的调适。准确把握此窗口期,探寻重启中英交流与合作的多种渠道,挖掘双边合作潜力,对双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绩效分析--基于江浙地区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

本文从现有企业国际化理论的五个视角出发,提炼出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八个自变量,并根据江浙地区39家民营企业的问卷数据做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家对国内外市场环境差异程度的判断、企业家年龄、企业规模、国际化时间不能明显影响企业国际化绩效;企业家受教育水平对国际化绩效有负效应,但我们并不否认教育的重要性;国际化的经验、企业创建时间和竞争战略对企业国际化绩效影响较大。

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

欧债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欧洲经济治理体制长期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经济政策架构不完善、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危机预防与治理机制缺失、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滞后。欧洲经济治理体制不仅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表现乏力,而且对劳动力市场僵化、长期发展趋异等由体制缺陷带来的长期性问题束手无策,直接危及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继续推进,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因而刻不容缓。欧债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危机、重振经济发展,欧盟与欧元区在治理危机的同时,也着力推进一系列改革措施,利用危机带来的契机修补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漏洞,取得了一定成果。展望未来,面对复杂形势,特别是经济发展趋异加剧削弱欧洲认同的局面,欧盟领导人将如何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待观察。

中国民营企业投资欧盟的模式选择

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先进技术与设备的主要来源地,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向。本文结合民营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国际经验、学习能力、资源特征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市场结构等因素,为民营企业进入欧盟国家提供了四种可供借鉴的投资模式,如建立海外营销网络模式、并购(M&A)模式、集群式海外工业园区模式及设立海外研发基地模式。并就如何促进中国民营企业对欧盟的投资,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层次分析视角下中法建交再思考

中法关系是大国关系中的一组特殊关系,始终位居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关系的前沿。1964年1月27日,中法突破意识形态桎梏,发布建交公报,确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双方建交方式不拘一格。在回溯国内外学界对中法建交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并借助法国部分官方档案,分别从国际体系层面、国家层面、领导人层面三个维度强调,当时国际格局的变化、法国国内政治的助力以及戴高乐主义的不断充实是推动法国与新中国建交的主要因素。通过多维度重新探究中法建交的推动因素,一方面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中法建交的历史全貌,深化对两国在该时期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理解;另一方面,2024年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回溯双方建交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与独特的建交方式,对中、法双方在大变局中思考如何妥善处理与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为世界人民服务也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突出表现就是以自身的"四个自信"带给国际社会"四个自信":政党自信、社会主义自信、全球化自信、人类自信。由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可从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全球化文明、人类文明角度解读。"四个自信"正转化为行动自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着21世纪的"张载命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引领中国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从表达自己(和平崛起)到表达世界(和谐世界)后的再次升华,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世界历史观,着眼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弘扬传统文化,通约各国传统文化,超越单纯的国际关系视角,超越普世价值,寻找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方位引领作用体现在:理念引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全球化、全球治理铸魂;原则引领———完善不干涉内政原则,倡导各国掌握自己的命运;实践引领———通过“一带一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抗疫外交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欧洲智库对华认知的近期倾向: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为例

近年来欧洲内部对中国崛起及对外行为方式的疑虑和曲解不断加深,中欧关系复杂性日益凸显。伴随欧洲公众舆论对华负面认知比例居高不下的状况,欧洲智库近年来发布的系列涉华政策报告同样对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核扩散问题、对非政策及其他层面上的政策反应,形成了许多偏见性的认识和比较强硬的政策建议。本文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这一著名欧洲智库近年来发表的三个代表性涉华研究报告为重点分析对象,通过阐析其核心内涵,试图揭示近期欧洲内部政策精英对华认知的复杂心结,特别是所展现的负面疑虑倾向值得关注,并就此进行了思考。

谁在鼓吹“中国渗透论”

西方某些政客、研究机构、新闻媒体三大群体渲染“中国渗透论”各有侧重,甚至交相呼应。西方政客利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中国“渗透”的具体领域;某些研究机构扮演了“学术探讨”的诠释者角色,为鼓吹“中国渗透论”提供理论支撑;西方媒体同以往一样善用煽动性报道在“中国渗透论”问题上推波助澜。

在乐观中谨慎前行——浅析中国欧盟商会在华企业《商业信心调查》报告

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中国已经越来越重视发展与欧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演中指出,中欧之间共同点远大于分歧。欧盟愿意与中国在各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双方如何能更深入地了解对方,达到互知、互信、合作共赢的期望局面,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更有效的研究。本文将基于欧盟企业在华的独立代言机构——中国欧盟商会对其所属的欧盟在华企业所进行的商业信心调查数据为基础,了解欧盟在华企业在中国投资、营运的一些真实想法,从更微观和来自实际调查数据的分析,观察到他们在不同文化环境下,对在中国投资和经营的态度,以及他们的信心状况。

论中国法治本体之认知方法与路径

如果以西方法治为参照,那么中国法治之背后亦应具有自己的本体。但何为中国法治的本体以及如何认知它,就是研究与实践中国法治所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法治的本体应该是中国的历史与传统,而这个本体既不是纯粹中国式的,也不是封闭的,应该是复合的。寻求中国法治不能局限于中西之争,也不能仅仅着眼于本土资源。探求的场域恐怕应该是现实中国与中国现实,寻绎的指向应是既有资源而不是本土资源,寻找的路径也应是主体指向而非客体指向。

人口变化、资本积累和产业政策——对东西方大分流和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差异的解释

本文从农业产出剩余—人口变化—资本积累三者相互作用的角度讨论了一国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一般过程,拓展了Galor等人近年来发展的统一增长理论,在此基础上对近代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大分流和二战后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成果的差异进行解释。人口变化和资本积累是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农业生产剩余的出现带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资本增加带动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但同时人口的增长也在不断接近农业生产约束。只有在人口数量突破农业产出约束前保持人均收入快速增长,使人口增速及时降至转折点,一国才能顺利转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人均收入的高水平均衡,否则将会陷入经济内卷化。新中国成立后实施资本积累的工业化政策、农村改革和人口政策,是推动我国顺利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产业发展政策的差异对应不同的资本积累和人口转型速度,是导致二战后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英国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及其影响

英国未能如期完成“脱欧”,被迫参加2019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态度明确的脱欧党和自由民主党取得胜利,而传统大党保守党和工党则明显失利。英国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将在国内政治和欧盟政治层面产生重要影响,如增加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强化英国国内政治分裂和政治极端化趋势、影响欧洲议会内部政治运作和欧盟高级职位人事安排等。此外,在国内政治和欧盟政治的相互作用下,欧盟成员国民众对欧盟的态度将受到影响,英国“脱欧”后的未来发展也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英国在“脱欧”背景下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及其产生的影响说明当前西方传统政党政治正面临挑战和危机。

全球治理的中国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外交大战略、大思想和大理念,取得了辉煌业绩,中国对世界作出重要贡献,这种贡献越来越体现在全球治理层面。全球治理任重道远,中国不能缺席。

论软实力悖论及其中国超越

从一个舶来品、学术概念到政治术语,从文化软实力到中国模式软实力,软实力概念在中国已落地生根,深入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然而,不计其基督教背景和美国特色,泛泛而谈软实力,将越来越陷入软实力陷阱。其实,软实力理论具有两大误区:一是自认为正确,故通过各种手段让对方接受、学习;二是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并想方设法让人家确信这一点。这两点都具有浓重的宗教情结,因为只有上帝才会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正本清源,中国软实力概念和理论必须超越特色—普世的悖论,不忘本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之实,吸收外来——西方软实力之名,开创未来——包容性软实力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