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国家理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对赫希国家理论的批判性探讨

作为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德国“国家衍生”辩论的重要代表,赫希构建了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国家理论。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赫希,迄今并未引起国内理论界的重视。赫希认识到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福特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模式,更是一种政治控制过程,进而发展出“福特主义安全国家”框架,其显著特征表现为社会的“国家化”。借此框架,赫希指出了国家与资本的制度性分离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因为随着社会的“国家化”,国家既是政治上层建筑,也是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政党作为社会“国家化”的一种本质形式,越来越多地作为国家机器发挥作用。赫希颇具原创性的国家理论对于定位国家角色和理解国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亦能够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道路对全球后进发展的意义

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对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对后进国家发展的影响大幅增加,成为全球范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体之一。西方国家对这一现象已有的学术研究聚焦两个核心论题:一是认为中国的“走出去”严重恶化了全球范围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趋势;二是认为中国的“走出去”严重恶化了世界范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

背叛者还是创新者:透过鲍尔斯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激进政治经济学已经走过了50余年的历程,鲍尔斯凭借其独特的理论创新能力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者中脱颖而出,他所开辟的“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基于鲍尔斯从1975到2020年间发表的所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的论文,可以将鲍尔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75至1981年的转型期”“1982至1989年的理论成型期”和“1990年至今的理论拓展期”,勾勒了鲍尔斯的学术思想轨迹。本文的研究发现:鲍尔斯对劳动价值论的“放弃”与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行为科学转向在研究路径上并没有发生断裂,而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把鲍尔斯的学术历程看作是一个连续谱系,是理解鲍尔斯及其代表的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进展的关键。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市场理论:内核、流变与中国镜鉴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接过马克思的接力棒,重新开启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创建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控制”“劳动分化”“劳动后备”构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市场理论的三大支柱。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不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方式、劳动控制的手段和劳动压榨程度也各不相同,但其目的和后果基本一致,即都是为资本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服务,都造成工人阶级的分化,都以维持和扩大产业后备军为手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劳动力市场分割日益明显,失业问题也日趋严重。当前,我国需进一步加强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打破各种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完善劳动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劳资合作共赢关系,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微观基础。

论“价值创造”与“价值赋予”——基于制度价值论的解释

在经济思想史中,价值始终是一个核心概念,其在经济学中的分析可主要归为两类:其一为涉及“价值创造”主体问题的劳动价值论,其二为解释“价值赋予”主体的制度价值论。对“价值创造”问题的探讨始于配第,集中于古典时期,直到马克思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了价值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唯物范畴——价值与劳动范畴挂钩,以及制度范畴——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真正意义。但就“价值赋予”来看,这实则是贯穿于经济思想和经济分析的一条主线,严格来说“价值赋予”的主体属于一种广义上的“制度规定”。因此,“价值创造”的主体是劳动,而“价值赋予”的主体则是制度,且内在地包含了历史性。

市场控制还是组织控制——评国有企业向创新型企业转型的两种改革思路

本文评述了国有企业转型的两种改革思路。第一种是市场控制导向的改革思路,把重点放在解决“内部人控制”导致的代理成本和国家所有权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为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这个改革思路的主导思想是打造中国版的“淡马锡模式”。第二种是组织控制导向的改革思路,把重点放在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和生产过程的控制,其局限性在于低估了内部人控制的代理成本。本文认为这两种改革思路都存在不足,“淡马锡模式”在中国行不通,借鉴美国的养老金管理模式会更贴切。如果把组织控制导向的创新型企业理论整合到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董事会再造和企业民主制度完善,可能是创新型国有企业的理想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