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刑事法律思想研究

邓小平理论中所蕴涵的刑法思想,为我们完善刑事法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邓小平同志关于刑事立法的思想、刑事政策思想、关于打击经济犯罪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完善社会主义刑事法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继续系统、全面而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同志关于刑法问题的论述,对于总结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刑事诉讼中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问题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将刑事诉讼统一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当中,需要认真研究刑事诉讼中如何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核心规则“告知-同意”规则在刑事诉讼中基本失效,同意规则无须适用,告知规则设置了宽泛的例外,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应当明确例外的界限与适用情形。对于个人信息保存时限、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则、自动化决策和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刑事诉讼中都应当进一步予以细化规定。个人信息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呈减损状态,但不应被彻底剥夺,应当着力强化刑事执法、司法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义务,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适用于刑事司法领域的若干支撑配套制度,包括将规制场景由技术侦查扩展至更为广阔的信息收集实践,强化事先数据合规制度建设,增设检察机关作为刑事司法系统中投诉处理的负责机构等。

从工具法到保障法:刑事诉讼法的功能转型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历次修改都是统一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应当从历史发展中寻找修改的方向。刑事诉讼法曾经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刀把子”和打击犯罪的工具,程序规则的构建也以专门机关办案为中心,个体行使权利的空间十分有限。以“尊重和保障人权”入法为标志,刑事诉讼法的功能发生转型,日益成为权利保障法。但迄今为止,这种转型尚未完成,刑事诉讼法中仍遗留不少以“刀把子”思维为底层逻辑的制度。在本轮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依据权利保障法的定位对这样的制度进行识别并加以改革。

单位犯罪成立条款的立法修正——以单位刑事责任理论为分析工具

有关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的修改和完善,应以组织体责任论作为单位承担刑事责任根据的学理基础。在将单位与自然人刑事责任追究分别予以考量的前提下,必须厘清单位刑事责任与单位中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关系。相较于“平行方式”“总分方式”“剩余方式”,“连带方式”重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特征,在定罪时形成必要兼顾,在量刑时形成彼此关照,因而在法理论证上更易形成说服力,在司法实践中也更具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完善单位犯罪成立条件的具体路径:应借鉴《民法典》《公司法》等法律优化单位犯罪主体范围;从违反对外义务和对内义务理解单位犯罪的行为类型属于真正的不作为犯;单位不像自然人那般具备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无法在单位犯罪中完全贯彻罪责主义或者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事前合规”可从违反义务的角度以积极条件的方式加以规定,而“事后合规”则不应在定罪阶段予以考虑,应在量刑阶段作为减免单位责任的事由。

AI换脸技术的失控风险与法律规制

AI换脸技术在社交媒体上愈益广泛使用,很多网络用户将其作为娱乐新方式,从而有可能引发一系列失控风险。相比于欧盟、美国等侧重从隐私权保护的角度予以规制,我国法律认为,根据违法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不同,AI换脸视频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以及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滥用AI换脸实施诈骗、盗窃、制造淫秽物品等,则可能违反刑法。根据中国互联网实际,区分AI换脸视频的不同应用场景,分析其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为AI换脸技术的合理发展提供合规建议。

效率原则下企业知产刑事合规制度的规范建构

企业知产刑事合规建设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但囿于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属性,合规建设中仍然面临着启动适用存在争议、计划制定存在难题、有效实施存在障碍和评估验收存在挑战的困境。经济学中的效率原则与知产刑事合规蕴含的价值追求相契合,可以为其困境解决和制度建构提供充足的学术供给。在效率原则指导下,启动阶段,合规适用的企业应当大小规模皆宜、适用的罪名应当轻罪重罪兼有,启动程序应当扩展至侦诉审整个流程;制定阶段,合规计划应该在知产第三方组织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制定;实施阶段,空间和技术上应分别建立知产合规异地协作工作机制和智慧知产合规监管平台;评估阶段,应以知产第三方机构为评估人员,以实质和分类评估为标准,以企业自行承担、政府补充承担为评估费用承担方式。

《刑事诉讼法》中鉴定制度修改完善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问题,已成为刑诉法修改的热议之点。刑诉法修改中涉及司法鉴定的主要问题,有鉴定模式的选择、鉴定制度在刑诉法中的科学定位、鉴定人的法律地位与法律责任、"鉴定结论"的修改、精神病鉴定等等。

中国刑事诉讼法40年的回顾与展望

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与三次修改,是中国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缩影,推动了刑事诉讼制度不断走向科学化与正当化。40年来,刑事诉讼立法成就斐然,进步巨大,但仍存在不足之处。目前的法典条文数量仍然偏少,规定粗陋。从诉讼结构来看,尚未真正形成法院、控方、辩方的形态,法院的中立裁判者地位未获确认,未体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追诉权流于行政化运行,辩方的诉讼地位未得到充分尊重,律师进行有效辩护面临障碍。展望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大幅扩充条文、完善内容,基于控诉、辩护、审判的诉讼构造建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体现控辩平等,彰显法院作为裁判主体的中立性与公正性,为公正审判提供充足的立法供给。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志与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符合国情。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判断标准。

刑民交叉研究: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刑民交叉案件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共存于一案的案件,以解决同一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为依归。因而刑民交叉案件的办理,既要以同一法律事实为前提,又应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必要。规范冲突范式和目的冲突范式从抽象的法秩序统一层面提出的“排除冲突”标准,有失空泛、笼统,既不能信服地回答规范冲突之问,也不能有效地开出目的冲突解决之方。只有立足于刑法与其前置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具体规范关系,秉持“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刑事犯罪的生成与认定机理,才能为刑民交叉问题的解决另辟理论路径,进而捍卫刑法的保障法定位,实现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刑事司法体制改革语境下司法鉴定法律制度的完善

司法鉴定制度历来是诉讼程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值此《决定》施行五周年之际，笔者试从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角度，谈谈司法鉴定法律制度完善的有关问题。

超越知识中心主义:研究性教学的反思

纵观人类教育历史的发展进程,研究性教学的诞生源远流长,是东西方社会早已存在的一种教学与学习形态。若追溯至“前大学”时代,孔子的因材施教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可谓研究性教学之滥觞,从中能窥见其雏形一二。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形态的转变,中国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应试教育无法满足知识社会对人才培养和储备的需求,反思并再造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成为必然。

管理主义视角下的刑事司法

管理主义在刑事司法中的表现包括效率、成本、管理、“顾客”四个核心要素。在管理主义的影响下,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中的效率价值得到强调,刑事诉讼进程逐渐由多主体共同推动,司法机关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到限制。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刑事司法本身具有管理主义的色彩,引入管理主义可能带来诸多风险。面对席卷全球的管理主义浪潮,我国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应首先夯实保证司法公正的程序基础,同时根据本国国情对管理主义进行扬弃。

商业秘密价值的衡量模式研究

在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中,商业秘密价值的衡量在理论上有多种模式,包括成本法、收益法以及市场法等。不同的模式体现着不同的对商业秘密价值之含义与对商业秘密保护之目标的理解。但是,对商业秘密保护目标的理解采取竞争秩序维护论,并不就意味着应采取收益法,而完全也可以采取成本法。造成这一可能的原因是,看待商业秘密侵权的视角可以有不同,从侵权人的视角来看会得出收益法的结论,而从权利人的视角来看会得出成本法的结论。就此而言,相应实务立场的选择应当说其实关键取决于相应政策层面对商业秘密保护强度的追求与设定。

规避技术措施型侵犯著作权罪的刑法归责研究——以技术措施附随问题为切入

虽然技术措施旨在保护权利人的作品免受不法侵害,但技术措施本身存在大量附随问题,如技术措施可能导致合理使用萎缩、权利人滥用技术措施形成外部侵害、技术措施蕴含着“科林里奇困境”等,这给权利人利益保护与公共利益保障的平衡机制带来巨大挑战。在认定规避技术措施型侵犯著作权罪时,需要克服技术措施的附随问题,以免刑法工具化、过度化。刑法介入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时,应严格考察具体行为是否侵害著作权法益,并着重判断以下方面:被规避的技术措施是否属于以保护著作权法益为目的而设置的技术措施、技术措施本身是否属于保护著作权法益的有效性措施、实施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的行为人是否是为了合理使用。当具体规避行为欠缺法益侵害性时,不应仅凭形式上的规避行为而作为犯罪处理。

破产程序中刑事退赔的适用顺位:反思、原理及重构

关于刑事退赔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顺位问题,理论界过于强调“先刑后民”与“刑民并进”理念的普适性,却没有结合刑事退赔的具体内涵,提出能够贯通刑法与民法原理的应对方案.根据任何人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原则,刑事被害人、民事被侵权人与不当得利中受损失的人应当处于同一顺位,在破产程序中相对优先受偿.被害人过错不影响涉众型经济犯罪参与人通过刑事退赔相对优先受偿,但其只享有有限的赔偿损失请求权.«刑法»第64条又规定了与被害人有关的涉案财产处置措施,旨在恢复合法财产秩序与对被害人损失予以救济.据此,将刑事退赔细分为退还措施和赔偿措施,并与返还财产相区分,可以在现行实体法框架内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

刑事立法活性化:现象阐述、理论证立与展开路径

刑事立法活性化是当下各国刑事立法的重要趋势之一,这种趋势以犯罪化、处罚重刑化、处罚早期化为特征并在德、日等国家取得重要进展,我国晚近以大量刑法修正的方式对此趋势进行了回应。活性化趋势有其理论正当性,因为其并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不会消解法益的概念,也不会不合理地限制公民自由。未来中国的刑事立法应继续对某些法益合理地实行早期化保护,同时要限制重刑化,以确保这一趋势在中国继续顺利展开。

义务论视角下违法性认识理论的刑事政策根据--以我国379份司法裁判文书为样本

“不知法不免责”在法定犯时代遭受刑法理论和社会舆论的双重抨击,但我国司法实践却对违法性认识错误阻却责任理论讳莫如深。从裁判理由来看,法院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认为大规模采纳违法性认识理论将不利于犯罪预防。但该预设存在认识误区,刑法理论须予以澄清。传统批判理由以国家权威主义为论证中介,认为知法义务不具有正当性从而不利于犯罪预防,但因无法言明国家限制公民自由的界限而归于失败。国家义务视角则以犯罪预防为导向、商谈合理性为根基,认为若不承认违法性认识理论,将违背国家安全保障义务和公正保障义务,公民无法产生法忠诚,以致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目的难以实现,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司法实践的犯罪预防动因,为引入违法性认识错误理论厘清前提。

中国反海外腐败执法障碍的类型化及其应对

自《刑法修正案(八)》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入罪以来,尚无以该罪定罪的刑事案件,由此形成了规范文本与刑事司法间的“执法落差”。这一现象由实体法、程序法及“外源性”障碍共同导致。实体法层面的执法障碍主要表现为刑事管辖权依据的部分缺失、单位刑事归责基础的弊端以及对该罪社会危害性评价的不足,对此应主要从立法论与解释论层面作适应性调整,并引入组织体刑事责任理念。程序法层面的执法障碍主要集中于线索获取、证据收集、刑事审判三个阶段,对此可通过以“公司警务”与“刑事合规”为核心的非庭审解决模式来解决。“外源性”执法障碍主要表现为经济场域对刑事司法场域运作逻辑的塑造,但在国际反海外腐败执法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应重新评估“囚徒困境”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所能产生的经济红利。

刑事一体化与刑事法学的一体化

刑事一体化是一种提倡对刑事科学(刑事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事司法学等)进行综合研究的理论。从学科和知识体系融合的角度考虑,将刑事科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进行综合研究是可行的,但不能作为一个学科进行一体化研究:刑事法学与犯罪学没有共同的论域;以刑事诉讼法学知识作为刑事司法学知识的主要来源是一个误会;刑事政策学讨论的刑事政策,相较于犯罪学研究的犯罪对策,更多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刑事政策学的知识无法直接用于刑事法学对刑事法律的解释当中,只有将刑事政策进行必要的学理转化(主要基于价值和目的)之后,才能体现到对刑事法律的解释当中;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应当将一些立法层面的讨论交给刑事政策学,将涉及刑事司法改革的问题交给刑事政策学和刑事司法学。从管辖制度、逮捕条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因果关系、违法性要件、可罚性要件、罪量、非法占有目的、过失犯、持有型犯罪、帮助型犯罪等实例来看,刑事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等)的一体化研究,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