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没收财产刑:俄罗斯经验与中国现实

十七至十八世纪时,俄罗斯统治者曾经广泛适用一般没收财产刑。1903年沙俄刑法典废除了这一规定。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该刑罚成了巩固苏维埃政权、镇压反革命的政治手段。1960年苏俄刑法典规定没收财产刑条文的数量同前几部苏俄刑法典相比,已明显变少。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规定一般没收也大幅减少。2003年俄罗斯废除没收财产刑,直接原因是该刑罚种类的适用率极低,间接原因是与俄罗斯社会所发生的私有财产地位的变化有关。我国应废除一般没收财产刑制度,同时完善特别没收制度。

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在我国食品安全立法中的地位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与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存在诸多问题有很大关联,这种局面势必影响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及我国食品的国际形象。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这些国家通常将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列为本国优先采纳的安全标准,只有当本国标准高于国际标准或区域标准时才采用国家标准。这一做法不仅将食品安全风险降至最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民众的生命健康,而且也使本国的食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对食品安全国际标准的具体适用及其适用原则重视不够,需进一步完善。

知识产权滥用的公益诉讼制度之构想

知识产权的独占性与公共利益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当知识产权人滥用其独占权,无限制地追求其独占利益时,公共利益的损害就在所难免。由于我国现有诉讼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因知识产权人滥用其独占权利而造成的公益损害无法得到有效救济。我国亟待通过建立知识产权滥用的公益诉讼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民刑互动:侵权责任法与刑法的冲突与协调

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野再到刑民互动,侵权法与刑法的历史关系千丝万缕。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刑法是惩罚法,两者通过不同的手段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法律的任务在于重建被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的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这一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刑法与侵权法的互动。刑民割裂是法律关系不正常的状态。正在制订中的《侵权责任法》应正确处理刑民分野、刑民互动等关系,并摒弃所谓刑事优先的错误观念。

网络虚拟财产权权利客体研究

我国学界大多以物化思维模式为基础,将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物来对待,此种界定混淆了网络虚拟财产与其他具有网络化形态的财产类型的界限。从本质上看,网络虚拟财产应被界定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权利人提供的专属性服务行为,此种界定准确地反映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权利人之间的持续性法律关系,为各方主体利益的平衡提供了博弈平台,有效涵盖了多元化的网络虚拟财产类型,并有利于制度外延根据网络技术发展而进行适应性调整。

论一般注意义务的成立

一般注意义务对于构建社会必要交易安全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各法域多从危险的可预见性、危险的邻近性和政策评价三个方面探讨一般注意义务的成立。我国司法实践亦可借鉴上述要件确立一般注意义务群,使社会交易安全秩序和社会现实需要相契合。

刑事案卷移送的过滤机制与路径反思——深化改革背景下案件公正审理的思考

我国案卷移送制度没有相关的过滤保障机制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顺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趋向,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若干举措,提升刑事司法裁判质量的一种新思路在于对刑事案卷移送进行新路径设计:侦查阶段刑事案卷的效力不能当然地涵射至审判阶段,在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与开庭审理之间设立案卷审查机制,同时将现行庭前会议制度前移并入,在三方参与的前提下加强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力度。概言之,庭审前的案卷分流审查机制和庭审阶段的直接言词原则具体落实才是治本之道。

法律博弈论及其核心构造

法律博弈论把博弈理论运用到法经济学研究的全新视域中,研究法律策略主体在行为直接发生相互作用时的策略选择以及这种策略选择所产生的均衡问题。法律博弈论的核心是法律均衡,法律均衡是通过法律博弈最终实现"法律的帕累托最优"。公平正义法律价值的实现,是"法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展现,也是法律博弈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

明清商牙纠纷类型及所见国家商业社会控制

明清市廛律例主要针对牙人牙行而设。商牙纠纷是明清商业纠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类型及解决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国家对于商业社会控制的重要特征。明清牙人对国家赋予的公法职能的行使和滥用是引发诸多商牙纠纷的重要原因。

诉讼诈骗行为入罪的刑法思考

诉讼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提起民事诉讼,通过虚假陈述,伪造、变造证据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法院支持,从而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将诉讼诈骗行为入罪予以刑事处罚迫在眉睫。这既要考虑立法体例,也要考虑罪状描述的准确与恰当。

当事人诉讼行为理论初探

民事诉讼行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范畴,是构筑民事诉讼法学体系的理论基石之一。而当事人诉讼行为作为民事诉讼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大陆法系中有关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要件、瑕疵及其处理等基本理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就其对我国当事人诉讼行为研究的启示与借鉴提出了相应看法。

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的生长: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中心的观察

资本市场既有智慧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商事组织或融资工具的创新与成长,均植根于本土法律环境,有着独特的演进路径,依赖于配套制度的动态修正,难以孤立地论其优劣。作为推动资本市场融资与企业创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否存在一种最优商事组织形态的追问,必须理性地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审视我国既有商事组织立法体系配套机制的中国元素,观察历经市场验证的域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载体的变迁轨迹,而非简单化地给出一个终局不变的答案,或许是走出中国特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的现实路径。

论我国民法典基本原则表述的立法技术——兼论民法典基本原则立法表述中民事活动等概念的取舍

民法典基本原则是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民法典总则应采用科学的立法技术表述其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官方《民法草案》和学者《民法草案》所表述的基本原则既有可取之处,也存在明显的欠缺和不足。对此,需要在检讨欠缺和不足的基础上,根据基本原则的地位、功能和特点,探求民法典基本原则表述立法技术的应然要求,并作出我国民法典基本原则表述的立法设计。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内涵及其制度配套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纳入条文之中,但不能就此认为我国已经建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本文基于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不同解释,结合国际通行准则,归纳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存在的三种内涵,以及本义内涵上的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我国"如实供述"条款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并通过比较方法,提出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建立的相应配套制度和例外情形。

清前期商业社会秩序问题管见:以牙人牙行为基本线索

牙人牙行的产生缘于沟通信息、防讼结信的社会需要,在被明清律例正式引入商业社会控制体系之后,却制造了大量的商业纠纷。但因为牙人牙行垄断了国家与基层商业社会之间的信息渠道,这些纠纷必须留待国家予以解决。因此,国家通过新的模式来调控这种社会体制。正是国家疏于向商业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造成了清前期商业社会实际上的丛林原则和市场制度的持续不发育。

网络民意规范化研究——推动民间借贷立法进程为视角

网络是现代社会民意表达的重要路径和平台,网络民意间接地对我国的金融政策和立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甄别和吸收网络民意的前提下最大范围内在立法中反映民意的诉求可以提高政策和立法的质量,保障法律在实践中施行的实际效果。就我国民间借贷立法而言,网络民意发挥了巨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影响到民间借贷立法理念、规则设计和整体立法进程。网络民意的形成有区别于传统民意汇聚的特点,应积极地以严格的监管理念和综合的方式来设计及规范这一互联网下的民意交流平台。

我国主体性法律形式之变迁

法律形式是规范法律内容的重要渊源,它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而发生相应的变迁,在我国古代社会,主体性法律形式——刑、法、律三者都有法律的含义,其前后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进化过程。到了近代社会,随着清末修律,法律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型,现代意义的法问世。如今的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法律形式日渐趋同。

上市公司重整强裁中银行债权的保护

在我国上市公司重整实践中银行债权人经常成为被强裁的对象,而法院强裁的依据是清算价值标准。以这种标准为依据强裁严重损害了银行债权的利益。应该从银行债权充分参与重整营运价值分配的角度设定强裁的标准,并赋予银行债权人充分参与重整谈判的机会,以便从根本上保护银行债权在上市公司重整中的利益。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疑难问题研究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认定对于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以"宣告死亡"的盖然性推断不适用于刑法领域为据,交通肇事致被害人"宣告死亡"不能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交通肇事致被害人受伤后经过一定时间又死亡的,应当确定致伤至死亡期间是否存在中断的因果关系,审慎认定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在死亡标准适用上"脑死亡"应当成为判断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首要标准,并借此推动该标准成为刑法上认定死亡的法定标准。

论担保法独立成编的立法技术与决断要素

在当前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担保法是否应当独立成编属于立法技术问题,应当遵循妥当的论证方法,具体包括担保概念、规范体系和立法策略三个层面。与逻辑性的民法概念体系相比,担保概念属于异质的功能性概念,构造式的界定方式将使得担保概念趋于虚化,功能式的界定方式将使得担保概念趋于泛化,我国现行立法对构造式担保概念的选择决定了担保概念的虚化特征。在规范体系上,担保法独立成编的支持因素在于担保的共同规则,但其对担保制度的牵引力仍然逊色于物权法和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在立法策略上,我国物权法制定后所造成的体系惯性、当前立法所采取的现实主义策略、担保法之于目前民法典各分编的重要性等因素,都无法支撑担保法独立成编的选择。在物权编置于合同编之前的法典编排顺序下,通过立法技术剩余的方式将担保的共同规则置于民法总则部分,既能够避免立法技术上的重复,又能够发挥担保法总则的作用,较为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