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让乡村治理更精准、有效

乡村治,百姓安,天下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近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的要求、任务和实施要求,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新鲜血液,必将推动乡村治理更加精准、有效.

筑牢食品安全的法治防线

食品安全治理是社会综合治理问题。应整合部门治理资源,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完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将完备行政证据理论、规范立法技术、健全风险交流制度作为基本规制路径,是完善食品安全治理的题中之义。

中美劳动权的解释逻辑与规范内涵之比较

中国和美国对劳动权保障都给予了立法关注,但是呈现为差异化的人权理论。两种人权理论在主体性、自由观、劳动原因和劳动目的上的底层逻辑不同,使得两国劳动权具有不同的解释逻辑脉络。“个体的人”与“社会的人”之主体形象预设为逻辑起点;“自然自由”与“劳动自由”的两种自由观为逻辑中项之一;劳动者之“法律工具人”与“政治主体人”的两种地位为逻辑中项之二;“保障个体自由”与“保障物质基础”的两个目的为逻辑终点。按照上述两种解释逻辑脉络,中美劳动权的权利内涵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劳动权所涵括的生存权是获取报酬、维持生计意义上的,同时也更加侧重于社会保障和个人与国家的双重发展;美国基于保护个人自由的国家任务附带性地保护“人”的劳动权,其劳动权内涵中的生存权是强调反奴隶制视角下的人格独立,此外还包括了高度的自由权和修正式的平等权。相较于美国人权理论对人与劳动的片面认识与修正契约自由的形式平等权,中国劳动权的解释逻辑与权利内涵更具有科学性、全面性与平等的无差别性。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劳动法典立法的初步展开

制定中国的劳动法典一直是我国劳动法学界的理想与期盼,受制于多方面原因,劳动法的法典化还没有达成高度共识,劳动法学界对此"欲说还羞"。作为一种理想,劳动法的法典化应当成为劳动法学界的务实目标。因为我国劳动法律体系内部规则缺失和规则冲突严重,难以满足形式合理性要求。民法的法典化会使有条件的部门法实现法典化的立法追求具有话语上的正当性。其次表现在民法典编纂和法典化的理论积累能够为劳动法法典化提供直接借鉴,尤其是内部体系的整理汇编等立法技术方面。不断立法是劳动纠纷治理法治化的必然趋势,在此前提下,以法典化的思维方式统一规划、协同推进劳动法制化必然是更为合理和高效的选择。

慕课和法律教育:有价值的创新还是令人沮丧的灾难?

慕课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开放式在线课程,近年来慕课在教育领域颇受欢迎并迅速发展。当前多数慕课都免费提供给参加课程的人,一些慕课公司正试图推广学分制慕课,为营利性公司创造可观的收入利润,并为资助在线课程的非营利性大学提供补偿和新的收入。但学分制慕课遇到了很多阻力,其中包括对学生测试和评分的质疑以及对慕课课程教学质量的质疑。放眼法学教育,慕课已经在法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慕课教育模式能否实现法律教育的目标仍然是个未知数。慕课对法律教育的影响可能有三种模式,大部分法学院可能会全力抵抗慕课,精英式的法学院也可能通过慕课服务几乎所有的法律系学生,又或者法学院可以通过参考慕课、降低法律教育的成本存活下来,甚至可以继续提供三年制教育的学位。法学院面临的规模缩减危机并不是慕课造成的,任何大学都应该反思如何将传统法学教育与慕课结合起来,而不是放任传统的法律教育体系崩溃。

博览

论坛初心是党全部理论与实践的起点和归宿因为初心所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取得丰硕成果。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高度的理论自觉源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推动着我们党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从理论发展的时代主题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依次破解民族独立、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三大核心问题中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进。

论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宪法实施能彰显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它离不开宪法解释,但通过对宪法解释的实践样态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宪法解释却长期处于虚置状态,原因不只是实践对规范文本的背离,还在于宪法解释本身设置的不合理。通过对我国历部宪法关于宪法解释的文本分析,发现我国宪法解释不仅存在主体争议问题,还存在权限不清、程序欠缺、效力不明、不便适用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折射出宪法解释难以发挥其保障宪法实施的功能。反思我国宪法解释的文本与实践问题,明确宪法解释是主体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对宪法文本及意义的阐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应是我国的宪法解释主体,其作出的宪法解释具有特殊效力。同时,为解决宪法解释在主体、权限、程序、效力等方面的问题,增强宪法解释的可操作性,我国应尽快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保障宪法的实施,彰显宪法权威。

是否存在一种不可替代的“规范逻辑”——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的基础性反思

众所周知,汉斯·凯尔森在其晚年著作《规范的一般理论》中放弃了关于"规范逻辑"有效性的主张,甚至指出,"根本不存在一种特殊的法律逻辑"。许多学者认为,纯粹法律体系因此面临崩毁的风险。那么,"规范逻辑"的失效到底会否引致纯粹法律体系的失据?换言之,就纯粹法律体系而言,是否存在一种不可替代的"规范逻辑"?这便是我们所要解答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在纯粹法律体系的范畴内,"规范逻辑"的英文译名应当是"logic of norms",而非"normative logic",它仅在"关于法律的规范逻辑"的意义上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道义逻辑"保持同一。为了否定"关于法律的规范逻辑"的有效性,凯尔森首先将"规范逻辑"的两个基本命题——矛盾律与逻辑推断法则——定性为一般形式逻辑在规范中的迁移适用,继而指出这种适用难以为继。但通过解读发现,凯尔森解构掉的实际是"关于‘静态法’的规范逻辑",它的替代性方案——"效力通信"——与依旧有效的"关于‘动态法’的规范逻辑"相配合,可以实现"规范逻辑"的预期功能。由此可知,就维护纯粹法律体系的自足性而言,"规范逻辑"并不具有排他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