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办校兴学历史经验研究

1949—1956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奠基阶段,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走在时代前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本文勾勒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办校兴学的历史经验,并评析其高教理念,以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有裨于新时期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学术工作坊在京召开

2016年5月28-2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召开。一、主旨演讲及开幕报告。李中清《清代缙绅录数据库及相关研究》通过对已录入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统计出旗人、民人的官职在不同品级类别的分布情况，六部衙门按品级分类的旗人官员比例，不同时期的旗人及有科名民人品级分布等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

1920年9月"新青年社"的正式成立,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主要编辑之间、编辑者与出版者之间双重分裂的产物。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的13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对于认知这种分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这批书信中,有一封信的作者和另一封信的时间,学界目前的认定尚存在错误,应予纠正。1932年陈独秀致胡适一信,内涵特别丰富,有助于认知托派领袖陈独秀与胡适、李季之间的复杂关系及相关历史真相。

实事求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理念溯源

实事求是是中国人民大学自创建以来一直秉承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既是继承发展传统教育观念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创办高等教育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结合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因时变通,将实事求是的教育理念引入高等教育与大学建设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之中,进而成功地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诠释。

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

本文立足于批判性反思的立场,以社会史为中心,从人口、性别、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等方面,追溯了19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18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发现之旅”,进而分析了这一以“中国中心观”理论为主导的研究趋势内在的逻辑困境,认为这类研究,尽管绝大多数都是就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所做的专题探讨,但实际上遵循的却是一种“总体性思维”,采用的是一种愈益宽泛的现代性定义,因而最终走上了一条“泛近代化”的道路”。这类研究,又无不以反西方中心论为旨趣,却因其针锋相对的逻辑,一方面难免滑向“中国中心主义”的老路,另一方面又为西方中心论的延续提供了合法的外衣,故而属于一种典型的“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意识”。就国内学者而言,这样一种力求在中国本土寻找现代性的努力,使用的却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中国学理论,结果在冲击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同时,又逐渐走上了一条新教条主义的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藏善本《支百集》文献价值探析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善本《支百集》,又名《休宁洪源洪氏家乘》,是记载徽州休宁洪源洪氏一支的家族资料。洪姓属于古徽州大姓,自唐代迁居徽州,经过漫长的繁衍生息,涌现出了洪适、洪亮吉等诸多名人,为徽州的历史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有基于此,学界对于徽州洪氏发展源流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①。

中国首次清史讨论会学术综述

清史首次全国学术讨论会,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在北戴河举行。这次讨论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开大学历史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共同筹备的。到会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多人,提供论文七十篇。清史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在清代前期康雍乾三朝的一百多年间,清朝统治者同各种分裂割据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前辈学人筚路蓝缕、开拓创新,把历史地理学建设成了一门现代科学。回顾学科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从萌芽到幼苗(1949年以前)、茁壮成长(1949—1977年)、学科确立与成熟(1978—2000年)、新世纪以来的蓬勃发展(2001年至今),面向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以《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等论著为代表,各发展阶段都诞生了一批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体现出历史地理学“任务带学科”、文理交叉综合、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的研究特色。未来学科发展中,历史地理学将在学术新思维和GIS等新技术的引领下,发扬传统,关怀现实,不断推动前辈开拓的学术事业发展壮大、行稳致远。

中立法与日俄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交涉--以“复州日设民务公所案”与“辩驳俄国布告案”为线索

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中立政策与中立法运用向来备受质疑与批评,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近代中国中立的困境“一部中立”与“不完全中立”有所忽视的表现。上述困境与列强在华势力的存在和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从而在日俄战争时期引发出一系列超越中立法发展阶段的法理矛盾。在“复州日设民务公所案”与“辩驳俄国布告案”中,中方不仅朝着对本国有利的一面对既有中立法条文进行延伸解释,还注重获得各国支持,而且借助日俄战争的契机,向国内外重申了对东三省的主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权益,可见清政府的中立并非完全消极。清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的外交政策,透露出近代中国的国际法运用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也揭示了近代中国实现“文明化”的努力,始终面临着列强在华势力这一根本性障碍。

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的范式困境与未来突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及西方理论学说的影响,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渐次展开。在现代化范式、“国家—社会”范式、全球史范式的指导下,研究理路渐趋成熟,但不同范式下的研究均有侧重点与局限性。未来需要突破单一研究范式的指导,全面把握红十字会在广阔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同时,积极引介国际学术成果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从全球化进程及跨文化语境下审视近代红十字会,对于推进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研究深入发展亦有着重要助益。

马礼逊的中国佛教观

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通过对中国佛教教义与实践的素描与刻画,向西方人传递了他的中国佛教观。他认为,中国佛教本质上是“伪宗教”,僧人不过是诵经念佛等仪式的表演者,僧俗二众皆堕入了虚妄的偶像崇拜之中,大部分中国人如同“没有牧羊人看护的羊群”,亟待基督耶稣的拯救。虽然马礼逊的观察视野多局限于民间佛教,但恰恰是其形塑的中国形象影响了西方人看待中国的眼光,这在广义上从属于西方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进程。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人类适应问题,是当前全球变化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在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研究中国历史时期(特别是过去2000年时段)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机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本文将其归纳为3个方面:理论上,构建了基于粮食安全的气候影响传递过程分析框架;方法上,实现了服务于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基于语义差异的历史社会经济序列定量重建;科学认识上,总结出"冷抑暖扬"而又福祸相依的宏观韵律。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国古代史研究也经历了学科的重建、论域的扩展、方法的更新、议题的转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日渐扩大的社会影响。近四十年来的古代史研究以断代史的形式展开,几乎在每一个知识点上都获得了新的认识,但这些进展似乎又未形成新的整体性认识,甚至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如何评估近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总成绩,成为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协同相关单位于2018年底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亲历古代史研究四十年发展的代表性学者,对这一段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与展望,以期助力古史研究的“再出发”。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是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

本文重新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过程 ,指出这个过程实际上包含着思想史和社会史两条不同的线索 ,也就是话语和实践的脉络。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对实践脉络进行认真分析 ,从而掩盖了红十字会在中国扎根的真正途径。本文认为 ,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够与中国慈善传统相结合 ,主要是通过当时重要的救荒机制即义赈来实现的 。

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

环境史学在西方兴起于 2 0世纪晚期 ,在中国也许起步更早些 ,但其受到国内史学从业者兴趣日增的关注 ,则是近年来的事 :一方面是缘于西方环境史学发展的促动 ,一方面是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等现实因素的推动。但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还是一种新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视角或方法 ,或者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和新的通史观念 ,国内外环境史研究者均未形成共识。这组“笔谈”的发表 ,无疑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这一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认识。“笔谈”的作者包括老中青三代史学从业者 ,虽来自不同的史学领域 ,但都较早涉足环境史研究 :或早在 1973年就开始涉足沙漠研究 ,并多次深入我国北方沙漠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提出了著名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 ;或长期致力于美国环境史著作的译介 ;或率先在国内高校历史系开设《环境史研究导论》课程 ,培养环境史研究新人 ;或较早运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 ,系统地对自然灾害与民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从而拓宽了乡村社会史畛域。因此 ,这组“笔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环境史研究者对于环境史的思想认识及其所达到的水平。“笔谈”的组织 ,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梅雪芹副教授的热情支持和全力协助 ,本刊谨此致谢。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综述

本文首先回顾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的历程,介绍了圩田的起源、分布、分类、发展特点、修筑管理、作用评价等内容的研究状况;接着指出这些研究多从农业经济发展史、水利发展史、基层社会组织和社会调控的角度入手,主要采用多学科交叉、个案、地图与表格的方法;最后对圩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学术的反思。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的再思考——以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乡规”、“乡例”为中心

本文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乡规”、“乡例” ,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权属 ,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所有权属的多重性 。

从大清史角度看待刘铭传保台建台的意义

刘铭传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有远见的政治家,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奠基人。他为维护祖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为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身上,爱祖国和爱台湾得到了高度统一。

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

吴汝纶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赴日本考察教育，是他个人教育生涯中的辉煌一页。本文较详尽地介绍了吴汝纶受任总教习的曲折过程，以及他为了寻求近代教育的真谛，东渡日本悉心考察，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建立有筚路蓝缕的肇基之功。

论中国边疆思想之“华夷之辨”观

在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不仅仅是一种民族观,而且也是一种边疆观。它影响着整个古代社会帝王对国家边陲的治理。可以说,“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中的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