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保守角色,桐城派被斥之为“桐城妖孽”,从此受到学术界的长期批判与冷落。但深入分析,会发现桐城派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与翻译西方文学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贡献。当然,从整体上评价,桐城派对古文语言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固守,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相背离,注定它必将成为新文学运动变革与清除的目标。

满译《金瓶梅》研究述评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满译《金瓶梅》得以刊行,后又以刻本和抄本的形式传行于寰,中外都有存本流世。学界有关满译《金瓶梅》研究,方兴未艾,研究成果陆续出现。本人就满译研究情况分别以目录介绍、专门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等方面,逐一介绍,以便同仁利用。

清代中后期云南山区农业生态探析

清代中后期,玉米、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在云南山区、半山区广泛种植,促进了清代云南的山区开发及民族经济的发展。但云南生态环境随之发生了重大变迁,半山区、山区的植被因之减少,地表土壤的附着力和凝聚力大大降低,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河道淤塞,田亩荒废,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其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和借鉴。

清代云南内地化后果初探--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是历史以来中央集权统治在云南最为深入的时期,也是云南边疆内地化及其导致的民族社会变迁最剧烈的时期,各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随山区、半山区的深入开发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生态灾难在不同层面上纷纷呈现。各民族地区水利工程兴修及疏浚中呈现的程度严重的泥沙淤塞现象,反映了灾难的一个侧面,表现了云南内地化过程中人为因素导致的山地水土流失的严重后果,是清代云南内地化后果的一个缩影。

前沿与枢纽：明代中朝交涉与两国边疆地带

明朝的辽东都司与部分女真羁縻卫所以及朝鲜国的平安道和咸吉(镜)道地方,作为明代中朝两国相邻的边疆地带既是双方开展各层面交涉的最前沿,又是沟通两国的联结枢纽。在两国的交往过程中,边疆地带凭借着其自身独特的地缘价值,对于明鲜宗藩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丰富了两国之间外交的形式与内容。而明代中朝边疆地带在两国交涉过程中所具有的前沿与枢纽的典型特征,对于阐释历史上东亚邻国之间的交涉也具有显著的普遍性意义。

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

有别于天主教在非洲、拉美等地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策略,在明代中叶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强调,传教要"适应"东方的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用和平的方式在东亚推广天主教。沙勿略、范礼安等人是16世纪中期和后期耶稣会在东亚传教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为在华推行"适应"传教策略积累了丰富经验。换言之,在中国所谓成功的"利玛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经验。

杜甫成都草堂诗中的家园建构

唐代诗人杜甫具有高度的诗礼文化自觉。他的成都草堂诗,用诗歌来言说自己在成都的居游体验。成都草堂作为杜甫避乱的隐匿之所,为其提供了求索人伦世界的宝贵瞬间。成都草堂也因此成为后人纪念杜甫的朝圣之地。

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员仕途研究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给史学研究者带来研究方法的变革,越来越多专题性历史数据库的涌现,对人文学者掌握和利用数据库的技术手段方面也带来新的挑战。在将清代缙绅录建设为史学量化数据库的过程中,利用人物姓名、籍贯等关键信息构建有效的内部连接是追踪官员仕途迁转的关键,而跨数据的外部连接能够进一步拓展数据分析维度,补充科考名次、出生年月、家族背景等影响仕途的重要因素。利用明经通谱中的拔贡名册和缙绅录连接比较,可以得到各科拔贡生员入仕的人数比例。在分析拔贡不同的入仕途径过程中,不能忽视履历、方志等史料中对官员捐纳等信息的搜集,同时在任职时间等方面,这些信息可与缙绅录数据库中的信息互补,勾勒出更完整的官员仕途路径。在团队跨学科合作方面,缙绅录就开发检索平台、互动式可视化界面都进行过尝试,但存在成果难以维护和共享利用等问题,为数字人文在史学领域的发展提供思考借鉴。

《三国演义》满文翻译考述

《三国演义》的满文翻译,始于天聪年间,成于顺治年间,其间经过曲折历程。天聪汗曾喜读《三国演义》,并命文臣译写备览;后来由于汉臣谏议,知其内容虚妄,责令停译。顺治年间,睿亲王多尔衮以叔摄政,重开《三国演义》译端。睿王约于顺治四、五年间谕令三院译写《三国演义》;三院奉命译写,顺治七年告成奏进。其后睿王复谕内院,要求刊刻颁行。于是,三院奉命刊刻,终于顺治十七年得以颁赐。

清代奏事处续考

清代奏事处是负责承接奏折、传宣谕旨、引带召对人员及随侍御前坐更等事宜的专门机构。早期奏折显示,自康熙中期始,清帝即已持续不断地从内务府等处拣选人员充任专职奏事官员,负责奏折递送等事宜,这可视作奏事处发展的初始阶段。后经雍、乾二帝对各项规制的逐步完善,至迟在乾隆中期,奏事处已走向成熟并有内、外之分。位于乾清门内的内奏事处由太监组成,位于乾清门外的外奏事处由内廷侍卫、内务府与六部官员组成。为了强化奏事处的职能,雍、乾、嘉、道、咸诸帝皆从"密"与"速"的角度进行过整饬,然而直至清末,奏事处的诸多弊病依旧未能根除,这与清帝"有治人无治法"的治国理念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