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环境风险管理指标体系构建

有效的风险管理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根本目标所在,然而目前的风险管理指标体系难以应用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框架下的风险管理之中,主要表现为:既有环境风险管理指标体系未能完全识别环境风险,在环境风险暴露环节中对受体的界定较为抽象,未能考虑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企业环境风险量化评估和风险等级划分标准难以统一,强调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而忽视日常管理。为适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当前环境风险管理指标体系改进措施为:针对环境风险形成全过程设置指标体系、完善和补充管理因素指标、细分环境风险受体以及区分环境风险导致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

运用环境经济管理手段控制机动车排放污染初探

本文指出在现有法规标准基础上,结合经济手段加强环境管理是未来发展趋势。进一步通过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提出两种在中国针对不同对象实施的经济手段的构想,即对消费者征收燃油税大气环境附加税和在机动车制造商中间开展排放信用交易,力求通过经济激励诱导个人和厂商的行为,达到控制机动车排放大气污染的环境管理目标。

云南省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环境绩效评估是一种有助于将环境绩效纳入政府政绩考核内容的环境管理手段。本文对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方法与原则进行了探讨,并将上述理论应用于云南省,初步构建了云南省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环境财政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环境财政是一种通过政府财政干预,促使经济主体在市场行为中选择主动保护环境、减少浪费、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财政手段,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环境安全是市场化进程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由于环境保护供给的公共性和紧迫性,以及环境保护市场供给的失灵,要求政府通过公共财政的宏观调控,对环境资源实行合理配置。为保证中国的环境安全和市场化进程顺利进行,就必须建立环境财政,使政府在履行环境保护职能这一事权时,有必要的财权基础。因此,建立环境财政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环境绩效评估是进行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在本文中,笔者对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方法与原则进行了探讨,并将上述理论应用于云南省,初步构建了云南省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在环境经济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

本文介绍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在环境经济研究中的主要应用领域,评述了典型的应用实例并简要归纳了在环境经济研究中所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特点及分类,指出今后此模型在环境经济研究中的应用需要在如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在分析环境政策的社会经济成本的同时也考虑这些政策的社会经济效益;加强在区域层次上的应用;对重大社会事件或活动的环境与经济影响进行综合分析。

化工企业环境风险评价与管理初探

化工行业因其具有原料多样、生产工艺复杂、产品一般有毒危险、生产过程易产生“三废”等特点,十分有必要进行环境风险评价与管理。结合化工企业的特点,阐述了环境风险评价与管理的目的与重点,并在流程与方法上进行了初步探讨。

开征环境税需处理好八大关系

环境税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开征是我国实施公共环境财政、为公民提供优质环境服务的必然要求。无论环境税如何征收,相关的收入支出变化只是一个政府内部的预算调整问题,不应甚至不能成为障碍。但实际上,环境税改革牵涉到许多行业,涉及能源资源管理、环保、财税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各方利益主体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视角。环境税开征后,势必影响到各相关部门的现有利益格局。如何平衡上述各方的利益关系是个难题,也是环境税改革的一个关键。

环境保护工作中如何充分体现经济机制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是指导全国环保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十二五"以及更长时期的环保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为了更好地学习、宣传、贯彻《意见》,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精神实质,并切实有效地用以指导工作,本刊特邀请有关专家对《意见》进行深入解读。

给环境一把经济尺——农副产品的环境经济价值调查

本调查报告以当代环境问题为背景,以茶酒两类农副产品为调查对象,通过对地方茶、酒企业进行的案例分析,强调了环境经济价值在农业领域的重要性,试图帮助人们树立一种新的环境价值观;启发地方充分利用当地环境的唯一性,发掘环境经济价值,创建特色品牌,发展区域经济;帮助政府制定相关的环境经济政策。

应用CGE模型分析中国征收燃油税的经济影响

本文利用作者构建的"能源-经济-环境"CGE模型模拟了中国征收燃油税的经济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燃油税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居民福利以及部分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但却将有效促进国内成品油需求量的降低,有利于减少石油进口和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当前,我国应该在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燃油税负面影响的前提下稳步推进燃油税改革。

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与环境政策分析

CGE模型是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的理想工具 ,实际上CGE模型也是唯一有可能精确评估环境政策社会成本的分析手段。本文介绍了在环境政策分析中应用CGE模型的基本思路和不同类型 ;回顾了CGE模型在环境政策分析中的应用领域及国内应用现状 ;指出今后在环境政策分析中应用的CGE模型应该更多地结合经济体的现实特征 ,其发展方向则体现在三个方面 :在分析环境政策社会成本的同时也考虑这些政策的社会效益、分析环境政策的分配效应。

非政府市场化治理在环境认证领域的应用:政策原理与启示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民主化背景下,非政府市场化治理在全球认证管理中兴起。文章以非政府市场化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阐述其政策原理与三个主要特征。以中国和美国的有机认证体系为案例,分析政府管理对非政府市场化机制的复杂影响。提出政府管理需与非政府市场化治理的机制相适应,特别是要尊重公开、透明、民主的特征,促成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有效叠加。当前,应特别注意政府部门因袭不透明的管理方式,滥用法律和行政权威,享有过于集中的控制权或参与权,破坏治理的社会基础,造成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恶性叠加。

中国城市污水处理厂资源配置效率的比较

采用平均生产函数模型、边界生产函数以及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3种方法,对中国81个污水处理厂的样本观测数据,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得出上述3种模型对产出弹性、技术效率和规模经济性等主要指标的模拟结果.研究发现,资本对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的产出弹性最大(0.507),其次是运营电耗(0.415),再次为劳动力;我国污水厂普遍处于规模报酬率递增阶段,样本总体的规模报酬率为1.11;根据DEA的分析结果,列出了81个样本污水厂的效率排序清单,这将有助于制定行业绩效标准.

中国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潜力分析

建立了一个全球碳排放贸易局部均衡模型(TRCW),用于分析中国实施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市场潜力和市场结构.模型结合相关国际协议的规定,考虑了美国的退出、碳汇项目、热空气规模、交易成本、适应性基金、垄断供给等现实因素.结果表明,在马拉喀什协议下,中国的CDM市场规模大大缩小,仅为61MtC/a,利润收入约1.5亿$/a,其中重工业和电力分别约占41%和20%左右;如果俄罗斯不出售其拥有的热空气,中国的CDM规模将提高67%;在CDM市场上中国几乎不存在垄断力量.

无害化前提下的低成本化是生活垃圾管理的核心目标

我国需建立基于“四化”目标的生活垃圾管理新模式，通过调整责任部门、强制源头分类与计量收费、市场化改革、信息公开等改革走上垃圾分类、物质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基于能效标杆的城市节能管理新思路

城市作为节能管理的基本行政单元,在国家节能战略和节能政策的实施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中国城市节能目标的制定缺乏定量分析工具、主观性强。"十一五"期间,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节能目标,甚至出现了"拉闸限电"、"中止供暖"等极端节能现象,节能的社会成本偏高。另一方面,中国城市能源效率差异巨大。2009年在有观测值的214个城市中,单位GDP能耗平均值为1.43吨标煤/万元,最大的是石嘴山市的6.75吨标煤/万元,是均值的4.7倍;最小的是汕尾市的0.528吨标煤/万元,仅是均值的36.9%。"十二五"期间,为了完成国家节能任务,探索城市节能分类管理、科学化管理新机制至关重要。

获益能力理论及其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

获益能力(access)指各种经济主体获得、维持和控制利益的各种能力,获益能力理论关注现实环境中自然资源利益的分配,谁是既得利益者,凭借什么获得、维持利益和控制其他参与者的利益。获益能力理论可以为我们理解现实情境中诸多资源产生的利益的分配不公问题提供理论框架,也可以作为有力的资源政策分析工具。获益能力由自然资源、技术、知识、资本、劳动等内层能力,法律政策、国际政治力量、文化、社会地位和关系以及习惯风俗等外围能力构成。与产权理论相比,获益能力理论新颖之处在于不仅关注价格或产权这样的单一控制和积累机制,而且拓展到分析市场运行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相互作用机制,产权尚不足以保护资源产权所有者获得公平的资源利益分配。

对低碳经济热的冷思考

按照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路线图,电力、交通、建筑、钢铁、水泥、化工及石油化工六大部门的排放占到我国工业排放的70%、全国排放的50%。世界资源研究所筛选了88种技术,至少有60种技术作为骨干支持的路径,否则,实现低碳经济就是一纸空文。

基于CGE模型的CO_2减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为有助于中国在气候谈判过程中科学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应用一个综合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递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模型,分析在中国实施碳减排政策的经济影响.以2010年实施碳税政策为模拟情景,定量描述了减排政策下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价格、资本价格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结果表明: 当减排率为0～40%时, GDP损失率在0～3.9%之间,减排边际社会成本是边际技术成本的2倍左右.在中国实施CO2减排政策将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