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历史、战略、未来--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先生访谈

郑杭生（1936-），浙江乐清人，出生于浙江杭州，成长于浙江余姚。现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名誉院长。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组召集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教授在社会学理论上建树颇多，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四论。这四论被认为是＂在世界上提出了具有东方学术品格的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性社会学理论＂，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在社会学界被称为是东方＂社会运行学派＂，他本人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开拓者＂之一。有学者认为，他的社会学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兴起＂。

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访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

当今社会建设的影响力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更是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推到一个更为重要的关口。正是在应对现今众多的实际挑战中，曾经作为历史概念的社会建设，如今成为与十三亿人命运息息相关的现实概念。结合十八大报告，解读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时代内容，在把握当前社会现实背景下，探索如何进一步深化，推进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发展进程。这即是备受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与社会治理在现阶段亟须探讨的重点。本刊就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有关问题专访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先生。

郑杭生先生的韦伯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

郑杭生先生是最早认识到韦伯研究的重要性并对韦伯社会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中国内地学者之一。他坚持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理论自觉,对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加以深入研究和借鉴应用。他在对韦伯“价值中立”思想的系统阐释中确立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正确方向,在建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受到韦伯“理想类型”等思想的启发与影响。在与韦伯“传统—现代”分析框架对话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社会共同性”“新型现代性”“新型社会主义”等概念和命题。郑杭生先生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对韦伯研究的重视和对韦伯思想的借鉴应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设仍有重要启迪意义。

法社会学:法律服从与法律正义——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本文是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一项实证研究。本文集中研究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到底是工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 ?第二 ,中国人对法律权威的支持是基于程序正义的还是分配正义的 ?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 ,但规范性服从背后蕴含着强烈的工具性动机 ;至于法律正义观 ,则基本上是重结果甚于重程序的分配正义。

扎根中国大地的社会学实践史: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调研考察时深刻指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中国人民大学从陕北公学成立之初就鲜明提出要培养“革命的先锋队”,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培养“万千建国干部”,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培养“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再到新时代提出培养“复兴栋梁、强国先锋”,始终不变的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展现了“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

从“顶天”到“立地”:郑杭生晚年的社会学实践转向

郑杭生先生在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术历程中,倡导并践行“顶天立地”的学术理念,以“顶天”的理论自觉和世界眼光,开创性地提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四论”。在其晚年,以身作则,深入杭州、郑州、广州和深圳等多个城市的基层社区开展实地调查,开启社会学实践转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实践的完整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新的指向。重温和回顾“顶天立地”的社会学思想及实践转向,旨在全面学习和领会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精髓要义,准确把握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本质要求及可行路径。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局限

由卢卡奇开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立场、辩证方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紧密联系东欧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物化批判、异化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中,揭示了难以列数的社会问题,分析了异常复杂的社会矛盾,提出了经过深入思考的对策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要战略策略。但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低估了商品价值,轻视了市场作用,没有把物质生活关系的作用、改善与发展置于根本地位去对待,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意义重大。

再论中国社会的乡土性--阅读《乡土中国》的新探索

在我们重新去阅读费孝通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时,当是以深入认识此书背后作者的写作方式为开始的,借此而成为理解乡土中国自身发展历程的一种独特方式的新发现,并寻求一种在观念中存在的乡土中国来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知识探索的独特性路径的梳理。还需要从清楚地析分出《乡土中国》一书的剖面图而去追溯此书背后所隐含着的可能的人类学原理,而这种原理的核心的核心就在于其对乡土本色的发现和解释。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要从一种变化的语境之中去探索乡土中国自身的文化转型的发生,这自然也体现出了日益融入到了世界文明进程中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意识也正是费孝通一生之中从《乡土中国》一书为开始而一以贯之地试图要去予以揭示的。

重构中国人类学的自主性——基于世界性文化转型视角的自我观察

人类学作为自诞生之日起就内嵌着世界性传统观念的学科,面向世界性文化转型的中国人类学,可以说是面向一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格局。中国人类学起初明显带有“海外嫁接”的特色,照搬而来的西方人类学理论基础与中国具体语境相结合的实践中,诸多中国本土的文化特征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忽略与掩盖。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重新唤起一部分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视,其延续千年的开放性、包容性自在经验以及在现代社会的具体转型实践,可作为建构中国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块基石,进一步更可为世界性文化转型的观察和共建奠定基础。人类学的学科思路中蕴含着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框架,由我者出发朝向异己的他者投射出遥远的目光,以他者之存在觉察和印证我者。因此,中国人类学是在一个世界大舞台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而有的一种自主性的自觉超越,是一种建立在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世界性意义的自主存在。

寻找不确定性:智能时代运动社会学的研究转向——基于对人工智能最新发展的思考

在从ChatGPT到Sora等人工智能发展阶段性成果的推广应用下,运动参与空间、运动参与主体发生变化,对运动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本体、认识和方法3个层面,探讨了运动社会学在智能时代的研究转向。首先,伴随智能时代社会空间重置、人类与机器等多主体的能动性进一步释放,运动社会学研究中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价值和意义也发生了转变。其次,运动社会学在智能时代的研究实践中,基于人与非人主体的现实/虚拟共在与互动的增加,而获得更广的研究指涉,应与时俱进地更新对其研究议题、研究伦理、解释机制的认识。第三,需客观把握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混合研究在具体相关研究中的优势与不足,以提升运动社会学研究的人文性与科学性。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与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

郑杭生教授毕生致力于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构建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著述丰硕。他率领学术团队立足中国实践。提出和发展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社会学理论，形成了相对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他的《社会运行导论》《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互构论》等学术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重要奖励。鉴于郑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作出的贡献，我们约请杨敏教授对其进行了采访。

论现代社会中人民调解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重塑--基于深圳市城市社区实地调查的社会学分析

人民调解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纠纷化解的一种重要机制,也是中国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以往人民调解制度的社会基础和作用、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这一制度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在市场经济和陌生人社会中重塑人民调解的合法性,是一个时代性难题。深圳市的实践探索表明,拓展调解领域、创新调解载体、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以及推进人民调解的规范化、专业化是新时期重新激活人民调解制度的必然选择。

“保守的世俗主义”——当代中国人的职业(工作)价值观

本文主要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从职业世俗性、工作进取心、职业冒险性三个维度,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职业(工作)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及其变迁趋势,并试图揭示该模式"保守的后世俗主义"的基本特征。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一基本模式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并且在近20多年来的转型过程中得以延续。但是,伴随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区域间的差异和世代间的更替逐渐开始显现。

把握交融趋势,推进学科发展——论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关系

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虽有各自的学科理论传统和特有方法,但它们之间的交叉和交融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和突出。在新的时期,要推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三者都面临着理论自觉的重任。实现理论自觉,要求这三门学科都要对当今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的"六大挑战"进行理论探索,同时也需要各学科"开风气、育人才",以促进学科的主体性地位,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及各自的学派。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有着相互分工和密切合作的优良传统,继续加深学科之间的交融和贯通,对促进三门学科进一步发展及理论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故事”期待学术话语支撑--以中国社会学为例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如此迫切而又理直气壮地呼唤中国理论自觉自信自强和学术话语权。要走出"双重失语危机",就必须牢牢树立理论自觉自信自强意识,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家、跳出国外,正确总结"中国理念"、科学概括"中国经验",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与现实追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研究、发掘和写好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盛世修史"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走向"理论自觉"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强益自我"位势的需要,同时还是一代社会学者对历史有所交代的需要。研究中国社会学史,要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上,中国社会学史是学术进程的复合体:是学术发展史,也是思想更新史,是学科推进史,也是学说传播史,还是矛盾斗争史。根据中国社会学发展脉络的实际,其外延可界定为"中社会学"的框架范畴,既包含了小社会学,也包含了人类学的一部分、社会工作等多项内容。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应客观揭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进程,根据史料分析综述各学派学术观点,科学揭示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不足,把握治史的态度与原则。此外,还应注重对中国社会学史的使用和开掘:从已有的成果中寻找认识中国社会的方式和方法,发掘面对中国社会、反映时代精神的本质问题,对前辈认识中国社会的切入点进行追踪式的"再研究",传承前辈构建中国社会学的特有概念和理论体系。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与城市基层共同体的重构——社会学视野下社区建设的“中国经验”(1986-201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解体,我国城市社会实践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巨变,这使得旧有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制逐渐被新型社区体制所取代。相对于西方自下而上的社区发育实践来说,我国社区建设走的是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理论界必须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认真对待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特色的社区理论。本文从历史背景、历史使命、实践历程、实践模式等方面入手,梳理了我国社区建设的内在逻辑,并初步概括出社区建设的"中国经验"。

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农民市民化这一概念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学内涵,目前,无论是从时代背景、政策诉求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来看,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已极为必要。这种研究的基本进路多种多样,而其中又有一些基本问题和难点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关系问题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必要的动力和重要的支撑。变革和创新乡村治理以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应对和协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公共管理与村民自治、保护与发展、耕地保护与制度创新、农业与非农化、先富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问题。重视并处理好这六大重要关系问题,一方面可规避单向度发展,另一方面可避免政策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从而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试论电脑辅助调查的方法论意义--以“2006年中国人性行为性关系调查”为例

电脑辅助调查通过将传统纸质问卷转变为电子化问卷,被调查者借助电脑回答问卷的一种问卷完成方式。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6年"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调查"为例,具体分析了实践领域中电脑辅助调查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