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先生的韦伯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

郑杭生先生是最早认识到韦伯研究的重要性并对韦伯社会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中国内地学者之一。他坚持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理论自觉,对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加以深入研究和借鉴应用。他在对韦伯“价值中立”思想的系统阐释中确立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正确方向,在建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受到韦伯“理想类型”等思想的启发与影响。在与韦伯“传统—现代”分析框架对话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社会共同性”“新型现代性”“新型社会主义”等概念和命题。郑杭生先生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对韦伯研究的重视和对韦伯思想的借鉴应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设仍有重要启迪意义。

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访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

当今社会建设的影响力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更是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推到一个更为重要的关口。正是在应对现今众多的实际挑战中，曾经作为历史概念的社会建设，如今成为与十三亿人命运息息相关的现实概念。结合十八大报告，解读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时代内容，在把握当前社会现实背景下，探索如何进一步深化，推进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发展进程。这即是备受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与社会治理在现阶段亟须探讨的重点。本刊就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有关问题专访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先生。

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历史、战略、未来--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先生访谈

郑杭生（1936-），浙江乐清人，出生于浙江杭州，成长于浙江余姚。现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名誉院长。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组召集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教授在社会学理论上建树颇多，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四论。这四论被认为是＂在世界上提出了具有东方学术品格的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性社会学理论＂，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在社会学界被称为是东方＂社会运行学派＂，他本人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开拓者＂之一。有学者认为，他的社会学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兴起＂。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局限

由卢卡奇开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立场、辩证方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紧密联系东欧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物化批判、异化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中,揭示了难以列数的社会问题,分析了异常复杂的社会矛盾,提出了经过深入思考的对策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要战略策略。但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低估了商品价值,轻视了市场作用,没有把物质生活关系的作用、改善与发展置于根本地位去对待,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意义重大。

法社会学:法律服从与法律正义——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本文是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一项实证研究。本文集中研究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到底是工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 ?第二 ,中国人对法律权威的支持是基于程序正义的还是分配正义的 ?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 ,但规范性服从背后蕴含着强烈的工具性动机 ;至于法律正义观 ,则基本上是重结果甚于重程序的分配正义。

寻找不确定性:智能时代运动社会学的研究转向——基于对人工智能最新发展的思考

在从ChatGPT到Sora等人工智能发展阶段性成果的推广应用下,运动参与空间、运动参与主体发生变化,对运动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本体、认识和方法3个层面,探讨了运动社会学在智能时代的研究转向。首先,伴随智能时代社会空间重置、人类与机器等多主体的能动性进一步释放,运动社会学研究中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价值和意义也发生了转变。其次,运动社会学在智能时代的研究实践中,基于人与非人主体的现实/虚拟共在与互动的增加,而获得更广的研究指涉,应与时俱进地更新对其研究议题、研究伦理、解释机制的认识。第三,需客观把握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混合研究在具体相关研究中的优势与不足,以提升运动社会学研究的人文性与科学性。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与现实追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研究、发掘和写好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盛世修史"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走向"理论自觉"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强益自我"位势的需要,同时还是一代社会学者对历史有所交代的需要。研究中国社会学史,要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上,中国社会学史是学术进程的复合体:是学术发展史,也是思想更新史,是学科推进史,也是学说传播史,还是矛盾斗争史。根据中国社会学发展脉络的实际,其外延可界定为"中社会学"的框架范畴,既包含了小社会学,也包含了人类学的一部分、社会工作等多项内容。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应客观揭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进程,根据史料分析综述各学派学术观点,科学揭示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不足,把握治史的态度与原则。此外,还应注重对中国社会学史的使用和开掘:从已有的成果中寻找认识中国社会的方式和方法,发掘面对中国社会、反映时代精神的本质问题,对前辈认识中国社会的切入点进行追踪式的"再研究",传承前辈构建中国社会学的特有概念和理论体系。

扎根中国大地的社会学实践史: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调研考察时深刻指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中国人民大学从陕北公学成立之初就鲜明提出要培养“革命的先锋队”,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培养“万千建国干部”,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培养“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再到新时代提出培养“复兴栋梁、强国先锋”,始终不变的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展现了“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

论社会学理论逻辑和研究指向——社会互构导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之二

对社会运行论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思想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 ,并对现代性遭遇全球化过程的现实条件下 ,这一思想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机缘进行了分析 ,初步展示了社会运行论的理论和实践的成长前景。

从“顶天”到“立地”:郑杭生晚年的社会学实践转向

郑杭生先生在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术历程中,倡导并践行“顶天立地”的学术理念,以“顶天”的理论自觉和世界眼光,开创性地提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四论”。在其晚年,以身作则,深入杭州、郑州、广州和深圳等多个城市的基层社区开展实地调查,开启社会学实践转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实践的完整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新的指向。重温和回顾“顶天立地”的社会学思想及实践转向,旨在全面学习和领会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精髓要义,准确把握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本质要求及可行路径。

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在民族问题上的情感与理智为例

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交织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他早期的古史辨史学,尽管有理性的一面,但其个性、情感及五四运动的氛围等非理性因素,是其走上疑古反传统激进道路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顾颉刚反思其古史辨民族话语并转变疑古反传统立场,不过,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关于民族问题的谈论中,偶尔仍表现出古史辨的倾向,其中不无学究偏见和情绪化。但总体来看,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研究坚持以理智指导情感,实现了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其中华民族研究经历了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到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转变,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由怀疑批判转向理智的认识与热爱,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再论中国社会的乡土性--阅读《乡土中国》的新探索

在我们重新去阅读费孝通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时,当是以深入认识此书背后作者的写作方式为开始的,借此而成为理解乡土中国自身发展历程的一种独特方式的新发现,并寻求一种在观念中存在的乡土中国来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知识探索的独特性路径的梳理。还需要从清楚地析分出《乡土中国》一书的剖面图而去追溯此书背后所隐含着的可能的人类学原理,而这种原理的核心的核心就在于其对乡土本色的发现和解释。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要从一种变化的语境之中去探索乡土中国自身的文化转型的发生,这自然也体现出了日益融入到了世界文明进程中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意识也正是费孝通一生之中从《乡土中国》一书为开始而一以贯之地试图要去予以揭示的。

重构中国人类学的自主性——基于世界性文化转型视角的自我观察

人类学作为自诞生之日起就内嵌着世界性传统观念的学科,面向世界性文化转型的中国人类学,可以说是面向一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格局。中国人类学起初明显带有“海外嫁接”的特色,照搬而来的西方人类学理论基础与中国具体语境相结合的实践中,诸多中国本土的文化特征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忽略与掩盖。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重新唤起一部分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视,其延续千年的开放性、包容性自在经验以及在现代社会的具体转型实践,可作为建构中国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块基石,进一步更可为世界性文化转型的观察和共建奠定基础。人类学的学科思路中蕴含着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框架,由我者出发朝向异己的他者投射出遥远的目光,以他者之存在觉察和印证我者。因此,中国人类学是在一个世界大舞台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而有的一种自主性的自觉超越,是一种建立在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世界性意义的自主存在。

社会学方法与社会学元理论——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学的独特论题是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既是元事实也是基本的经验事实,它构成了社会学知识的二重性质———理论与方法的结合的基础。因此,社会学方法必然卷入元理论和元预设。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所具有的元理论意义,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预定性假设贯穿在社会学知识的整个过程。本文的论述意在说明,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既是社会学知识的一系列起点,即理论与方法结合的起点;也是各种分裂的传统、"方法论斗争"、社会学知识形态分野的起点以及知识整合的努力的起点;当然,它也应当是社会学重建的起点。因此,对社会学元理论层面问题及其与社会学理路和方法之间内在联系的一系列探索,能够明确社会学实现重建所面对的真正问题。

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农民市民化这一概念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学内涵,目前,无论是从时代背景、政策诉求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来看,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已极为必要。这种研究的基本进路多种多样,而其中又有一些基本问题和难点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转型期社会个体的义利选择——一种伦理社会学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本文从伦理社会学和社会转型论视角阐述微观义利问题即社会个体的义利选择,通过实证资料说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义利选择模式,这种现状是与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进步相适应的,应该努力倡导和实现个人物质利益与道德人格相整合的价值模式,以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科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

今天,当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问题再一次尖锐地摆在了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界和学术界面前时,我们也应该感到了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正等待着我们去破解。在此我们将以社会学为例,从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的社会科学的内在联系入手,并从必由之路、必要条件、必具前提、必备要素、必然要求等五个方面,去充分说明理论自觉对中国社会科学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认为,只有把理论自觉落实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之中,中国社会科学才会结出中国特色的丰硕之果。

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兼论孙本文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重视文化研究是孙本文等社会学家在20世纪前期形成的中国社会学优良传统,尽管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有泛文化论倾向,但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学研究取向。在"左"倾政治思潮的压抑下,中国社会学连同其文化研究被禁闭,改革开放后也未能对文化研究给予足够重视,这不利于避免社会学研究的表层化倾向。费孝通呼吁加强社会学的精神文化研究,对于重建中国文化社会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并且,因社会生活网络化和消费社会到来而引起的价值观念变迁,也要求提升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为推进文化社会学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与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

郑杭生教授毕生致力于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构建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著述丰硕。他率领学术团队立足中国实践。提出和发展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社会学理论，形成了相对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他的《社会运行导论》《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互构论》等学术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重要奖励。鉴于郑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作出的贡献，我们约请杨敏教授对其进行了采访。

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理论——法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探索

从法治建设、犯罪问题、民间纠纷等三部分的法社会学探索,笔者对其研究团队10余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其中,法治建设的法社会学探索包括:从法制到法治、法律的双向诠释、法律的"在场"与"不在场"、法律的实践逻辑、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中美法律意识的比较等六个部分;犯罪问题的法社会学探索包括:社会转型与犯罪成本、犯罪人的自我归因、女犯的生活世界、堕入犯罪的"漏斗效应"等四个部分;民间纠纷的法社会学探索包括:法律的"差序利用"、初级关系的变迁与民间纠纷解决、弱者诉讼的谋略、法律的"甩干机制"等四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