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在民族问题上的情感与理智为例

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交织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他早期的古史辨史学,尽管有理性的一面,但其个性、情感及五四运动的氛围等非理性因素,是其走上疑古反传统激进道路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顾颉刚反思其古史辨民族话语并转变疑古反传统立场,不过,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关于民族问题的谈论中,偶尔仍表现出古史辨的倾向,其中不无学究偏见和情绪化。但总体来看,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研究坚持以理智指导情感,实现了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其中华民族研究经历了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到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转变,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由怀疑批判转向理智的认识与热爱,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民族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为中心

自我实现预言广泛存在于个体和社会领域,在族群和民族现象中的影响尤其突出,这就要求民族研究要有高度的反思性和理论自觉意识。以顾颉刚为例,他对个体、社会、历史层面的自我实现预言有深刻的认识,对民族现象中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尤其是对中国大一统和华夷一体的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形成中作用的认识也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这种认识促使他放弃“古史辨”的民族话语、方法和立场,自觉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时中国民族国家的现实政治相结合,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仍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