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诉讼实施权配置问题研究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群体性纠纷可以通过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和公益诉讼机制得到解决,但共同诉讼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功能十分有限,代表人诉讼的适用效果欠佳,公益诉讼只能在群体性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竞合的范围内有限度地解决部分群体性纠纷。群体性纠纷涉及多数人利益,为了合理利用司法审判资源、提高纠纷解决实效、保障公民裁判请求权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在实体权利主体严重缺乏诉讼动力和诉讼能力,非实体权利主体对诉讼结果具有更大的合理期待利益的情形下,对诉讼实施权作非常态配置才具有正当性。

诉讼实施权配置论——以群体性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为中心

世界各国现存的主流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揭示着共通的诉讼实施权配置原理。诉讼实施权原则上配置给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体,只有存在足够充分且正当事由的情形下方可考虑将其配置给非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体。在具体决定向哪些非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体以何种方式配置何种诉讼实施权时应当严格遵循比例原则,并通过程序特则确保两造对抗的基本诉讼构造得以维系、实体权利主体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得以保护以及双方当事人平等诉讼地位不因诉讼实施权非常态配置而失衡。

人民调解制度的理念与价值

当下,人民调解制度正在复兴。在复兴过程中,人民调解制度基本的理念、价值取向和运行机制并没有得到充分梳理,由此可能深层次地影响人民调解制度的健康发展。本文基于当前人民调解制度的复兴趋势,详细阐述了人民调解制度的主体性和工具性理念,并继而切入人民调解制度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价值。在详细阐明制度背后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后,本文指出,人民调解制度的现代复兴,正是理念和价值的具体化。

诉讼外调解协议自愿性的司法审查标准

诉讼外调解协议司法审查实践呈现出过分信任调解的浓烈理想主义色彩,对调解协议效力的普遍认可及对当事人挑战调解协议效力的基本抵触导致司法审查的结果过分地偏离实质正义。因而,对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已普遍遵循的所谓"司法不变更原则"的正当性基础进行证伪是克服当前调解协议司法审查形式化的重要前提。当代中国法院尚未积累足够的经验以确立具体判断标准,从理论上阐释诉讼外调解协议司法审查中的自愿性判断标准可以为其提供重要的审查指引。

刑事和解正当性之辨

对于我国刑事和解实践的批评,主要在于其合法性存在欠缺和在具体做法上存在偏差,然而这一创新性制度及其实践的正当性是可以确立并加以证明的。从实用主义和历史主义观念出发去阐释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尚不足以形成充分的说服力,而只有以个人权利保障作为出发点来理解和诠释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才能够真正明确这一制度的应有定位,也才能使其契合法治的基本精神。

应诉管辖原则之制度展开

《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第2款以不足50字的篇幅对应诉管辖进行原则性规定。基于具体适用规则供给不足,受诉法院强行认定应诉管辖以及当事人滥用应诉管辖等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为贯彻尊重当事人意愿、减少当事人讼累、避免司法资源浪费的立法宗旨,应诉管辖原则应当在推定合意管辖模式的解释框架下予以制度化。为避免新增的应诉管辖制度打破既有民事诉讼制度系统合理的相对稳定性,应诉管辖规则应当坚持应诉管辖与相关制度相协作的构建思路。

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年度观察报告(2016)

最近几年陆续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因民事公益诉讼本土化理论供给匮乏,立法者没有贸然制定民事公益诉讼特则,而是授权"两高"开展相关试点。鉴于理论界与实务界尚未对民事公益诉讼的根本性问题达成最低限度共识,2016年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延续着之前早已存在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分歧。展望未来,只有对"何为公益诉讼"、"为何公益诉讼"两个根本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才能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精准地用于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人民法庭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中枢

人民法庭不仅承担了基层法院绝大多数普通民商事案件的一审工作，而且作为社区法院，承担着大量社会公共职能，与地方的治理和民生息息相关。潍坊市的人民法庭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一方面注重引进社会力量辅助和参与诉讼案件的分流化解，另一方面积极扶持、培训、指导人民调解等民间调解组织，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纠纷预防、早期解决和维护基层社区秩序等方面的作用和社会功能，构建起民间、行政等非诉讼程序与诉讼程序有效、合理衔接的制度和程序。

《民法典》视域下连带债务的诉讼构造与程序规则

《民法典》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五百一十八条有关连带债务的规定仅仅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能够得到完美适用,但在民事审判程序中却面临着共同诉讼形态模糊不清的尴尬境地。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否定债权人的选择权与实体法宗旨相悖,而普通共同诉讼仅仅关注“债务独立性要件”,对于给付的同一性和数个诉讼标的之间紧密的牵连性均难以作出妥当解释。连带债务诉讼虽然不具有共同诉讼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形成共同诉讼,法院必须进行合并审理、合一裁判方可实现民事实体法的制度精神和防止矛盾判决的目的。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作为连带债务的诉讼形态,能够平衡实体请求权在民法典上的静态配置与诉讼程序中的动态实现,为解决其他类型多数人债务的诉讼形态提供一个参考样本。债权人对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提起给付之诉,以“有利推定原则”作为连带债务人诉讼行为产生涉他效力的判断基准,判决效力采既判力片面扩张说。

司法公正:二维评判与司法论证方法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线,司法公正的基本要素包括正义的司法规则、物态化的司法装置、司法程序中法官与当事人的理性互动以及司法裁判结果的公正性评判,法官思维独立、诉讼结构与程序技术对司法公正具有重要影响。司法公正具有两种评判维度:根据法律规则标准,司法裁判结果是否公正,主要在于法律规则是否得到了准确适用;而实质正义标准则对司法裁判予以实质性衡量,要求其同时具有符合道德性和可被接受性。实践中的司法受制于社会条件,司法公正应坚持效用导向。司法效用导向下的论证方法分为三个层次:形式合法律性与逻辑有效性、实质权衡与融贯性论证、法律现时精神与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

正当性偏好影响下的再审实践与改革:1978—2021

再审的设置与运行关系到司法资源配置、司法机构职能定位和司法权威,在法治建设与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作用,是司法改革的关键领域。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正当性偏好,治理者主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政策和调整机构运行形塑再审制度的实践与改革。1978年至1987年,再审实践受绩效正当性偏好主导,在促进团结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司法机构的有限资源无法持续承受。1987年至2001年,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实际情况下,再审制度转向程序正当性偏好的初步有限再审。2001年至2015年,程序正当性偏好深化的有限再审使得再审规模进一步缩小。2015年至2021年,再审审查阶段绩效正当性偏好复苏,规范的调整和机构的设置,在实质化解纠纷方面取得治理成果。2021年开始的四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继续对再审机制进行分层细化调整。关于高层级法院通过再审参与治理的功能定位得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