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卫兴华教授

本刊记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怎么确立起来的？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卫兴华教授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为进一步深入领会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帮助读者了解当前我国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有关理论和现实问题,本刊记者近日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卫兴华教授。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问题--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卫兴华教授

本刊记者：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全面提出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关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认识和见解。首先请您谈谈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意义。卫兴华：关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及怎样改革国企问题,确实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认识和见解。

正德、利用、厚生:“春秋三事”的现代阐释与中国人文经济学构建

中国人文经济学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中国人文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一方面要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另一方面要发扬中国人文传统。中国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基本理念,而中国人文传统是中国人民通过观乎天文,观乎人文,彰往察来,显微阐幽,经数千年而形成的历史文脉。“春秋三事”是中国古代圣贤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基本政治经济理念,具体来说就是要合理利用天地之间各种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做好三件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并将“三事”统合协调,执中惟和,从而实现人民安乐,万世永赖。所以,正德、利用、厚生成为中国历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本文认为,“春秋三事”经马克思主义的现代阐释,并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结合,可以作为中国人文经济学构建的基础框架。

经济学研究要关注时代需要——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吴易风

[受访者简介]吴易风,男,1932年4月生,江苏高邮人,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59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现荣誉一级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曾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以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等。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8部,合著、合编、主编著作、论文集和教材25部,独译、主译和校译外文图书5部。曾荣获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全国模范教师,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改革、发展与中国经济学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本文首先回顾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阐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性。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成的计划经济本身潜伏着改革,并且因为其低效确实诱发了改革。最初的争论在于要不要商品经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改革和经济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认为商品经济不可逾越,确定我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有企业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市场主体。文章回顾和阐述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容纳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可以解放很多曾经被当作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中性的,能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和政策。高度评价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学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我们把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更高的层次,并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大学生网络依赖度调查与心理分析——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网络成瘾调查为例

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为主要调查对象,通过自编网络成瘾量表,测量学生网络依赖度及成瘾度,将学生网络使用情况分为三种:网络使用正常者、网络使用依赖者以及网络使用成瘾者,通过对学生网络使用依赖度的调查分析,探究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原因。

中国经济学的一次全新探索——人文经济学刍议

“人文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旨在将人文价值纳入经济学的研究,使经济理论更贴近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实践,更全面地阐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目前“人文经济学”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并未引起经济学界的真正关注,经济学界需要努力将其引入研究视野,以更好地总结和阐释中国经济发展的范式。为此,应高度重视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培养拥有全面的经济学知识,拥有科学和人文双重学术素养的经济学人才。尽管人文经济学的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是迈向更全面的、以人为本的中国经济学的重要一步。

试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兼析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运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而建立的一种研究方法,它以抽象上升到具体为主体样态,以唯物主义为基本法则,以辩证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为思维内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思路与逻辑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法论,为人们观察世界、认识社会以及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可以发现,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运用,字里行间都闪耀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光辉。

高质量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归根结底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本组笔谈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对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作用”“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以开辟中国经济学新境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等方面展开探讨,以不断推进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加快推进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持续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公有资本的构造逻辑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和利用资本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需考虑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创新资本形式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公有资本形式无疑是可行路径。本文将“构造性”概念迁移到资本理论研究之中,形成“资本构造性”范畴。资本构造性是资本一般和资本特殊之间的媒介与转化器,它从运行层面为公有资源和公有资产转化为公有资本提供了工具,能够为公有资源和公有资产盘活为公有资本并纳入市场框架中提供理论依据。在提出资本构造性概念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公有资本的构造逻辑及运行规律。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逻辑和参与约束

本文从资本逻辑和参与约束的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的动机和制约因素。资本逻辑要求债务减免主要以服务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输出为目的,对增强债务国的偿债能力效果有限,而且还会加剧国际不平等,因此往往难以满足参与约束。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减债方案即便在本质上仍体现了资本逻辑,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和规则化减免方式的掩护下其也能满足参与约束并得以顺利实施,因而也被发达国家奉为国际范例。本文认为既要借鉴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方案规则化的经验,也应警惕隐藏在技术细节中的资本逻辑,推动债务减免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中国需求侧管理的启示

当前,应在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的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于劳资分配对利润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讨论了利润引导型和工资引导型增长机制,并指出政府选择恰当经济策略引导经济走向新均衡的必要性。本文的分析表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需求侧管理的目标有一定的契合性,应认识到需求侧管理具有推动总量增长和结构转变升级的双重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要借鉴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积极运用宏观调控手段,采取有力措施促进总需求,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引导企业形成良好投资预期。但同时,也要避免过度重视需求侧而忽略供给侧的主线地位,以及做好债务风险的防范。

“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笔谈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在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和巨大进步的同时,中国经济学也逐步完成了多次转型和成为显学的发展历程。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亟须实现扎根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和构建。为了总结探讨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经验与未来走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于2019年3月23日召开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暨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此,将会议上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以笔谈形式呈现,以期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与争鸣,助力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逐步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29.6317;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11.4741,直接效应为11.5540;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差距正在逐渐收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还有较大的结构性红利空间;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政府财政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重塑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提高研发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世界级先进水平的制造业集群。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

创新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31次年会综述

2017年11月4—5日，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31次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大会由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领导小组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来自全国70多所高校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重解中国经济波动——概念、特征与内涵

本文对中国经济波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重新阐述与区分:冲击是经济波动的来源,而对经济均衡造成扭曲的“楔子”则是冲击传播的机制,二者并不等同,更不能割裂。在厘清相关概念基础上,从产出、劳动、投资和消费四个角度对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核算,结果表明:效率楔子及经由其传播的冲击是理解中国经济波动的首要因素;劳动楔子对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波动和疫情以来的经济运行特征有重要价值;投资的下滑并非是投资楔子恶化带来的,而是与经济基本面高度相关,但投资楔子对理解中国“低消费”特征有重要意义;不同楔子对经济波动的贡献是动态变化的。本研究利用相应市场楔子对现实中摩擦进行概括测算的思想,对指导在结构模型中如何引入摩擦有重要价值,相关结论对宏观政策取向有一定启发。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

2024年中国经济形势展望与政策建议

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2%,经济运行稳定恢复,预计完成年初制定的增速目标无忧。展望2024年,全国人口减少、技术“封锁”、能源价格波动、汇率波动、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等仍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恢复的格局,并且供给端恢复程度要快于需求端,但仍低于潜在水平。房地产危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外部经济环境等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在风险点。鉴于此,2024年的政策目标仍需以需求端作为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恢复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支持,宏观调控政策以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取向为主,同时搭配市场环境管理为辅的政策组合。总的看,2024年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不断集聚增多,我们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数字时代的中国经济:机遇、挑战与应对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中国经济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数字技术的强大生产力不仅催生了数字产业,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还在创造就业机会、建设基础设施、激发自主创新和促进市场联通等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除了数字产业本身,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亦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更进一步,数字经济不仅有助于推进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还能有效解决国家治理中的信息难题,从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警觉数字经济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数字技术的应用存在着四大鸿沟:地域鸿沟、人群鸿沟、行业鸿沟和制度鸿沟。数字鸿沟在数字技术偏向性和网络效应的放大下,可能会引发四大极化效应:企业利润极化、就业结构极化、收入分配极化和供需匹配极化。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中国亟需构建两项核心应对策略:一是通过建立制度来弥合鸿沟,二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来防止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