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新时代标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有着充分的历史、时代、理论和实践依据。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续写新篇章、战略新安排、生活新向往、逐梦新征程、国际新地位五个方面彰显其伟大的时代意义。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断,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价值意蕴探析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经过几代人的熔铸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维系党和国家根和魂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具有深厚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德育价值。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价值意蕴,对于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们党100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我们党100年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人民的无限力量等。在实践中,它突出表现为:在利益关切上,我们党没有任何私利;在权位运用上,领导就是服务;在群众态度上,向人民学习等。这启示我们: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就能使我们党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相反,弱化人民主体地位,我们党的执政根基就难以稳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但要防止尾巴主义。总之,新时代,人民主体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加强我们党100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追求的研究,对凝聚人民群众力量、筑牢我们党的执政根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平台体制、劳动能动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政治

进入数字时代,算法技术的加速应用将资本主义技术理性推向极致,资本实现对劳动的自动控制和总体吸纳。表面上,数字资本主义竭力推行劳动灵活化、标准化和原子化,数字劳动赖以反抗资本的权利资源被蚕食殆尽。但数字劳动能动性并没有在数字资本算法专制中走向湮灭。相反,面对数字奴役日益加剧的平台体制,数字劳动者走出“工作自主”的实践幻象,释放劳动能动,增进劳动团结,积极构筑起个体反抗、群体互助和集体斗争相得益彰的数字生产政治景观。毋庸置疑,“数字劳动何以能”的鲜活实践和理论确证,日渐展示数字赋能劳动解放的实践潜能。

人大协商研究综述

一、人大协商研究的研究概况及发生逻辑（一）人大协商的研究概况国内学界最早有关人大协商的研究是以立法协商的形式展开的，主要强调人大立法过程中的协商。关于立法协商的最早一篇文献是2002年时任大连市政协主席林庆民在《协商论坛》杂志上发表的《立法协商的探索》一文，主要探讨了正确认识立法过程中的协商、坚持党的领导是搞好立法协商的根本保证、精心组织立法协商这三个问题[1]。

论《正义论》对康德伦理学的复归

当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正义理论中,功利正义的幸福、直觉正义的直觉、传统契约正义的自由等都存在诸多困难,这些困难暴露了传统正义的杂拌缺陷和无力态势,促使罗尔斯建构新的正义理论;康德道德哲学中善良意志、实践法则、目的王国的纯粹性质,为罗尔斯复归康德提供了价值合理性依据;原初状态、正义原则、良序社会等观念的相对纯粹性,决定了公平的正义复归纯粹的道德的有限性。加强这种复归的探索,理论上对于深化罗尔斯正义理论与康德道德哲学的系统研究,实践上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可能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论死亡之“悬临”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死亡”总是讳莫如深,但它却是西方哲学热议的话题,其中尤以存在主义为甚。一直以来,海德格尔对“死亡”都有着辩证的理解,他认为,“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但却又是任何人都无法真正领会的事情。只有抛弃对“时间”和“存在”的固有观念,先行到死中去,达成“生”与“死”、“存在”与“非存在”、“现在”与“将来”的“共在”,才能脱离常人、重获自由,成为本真“此在”,领悟人生的真正意义。

《共产党宣言》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当代启示

《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著作,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思想。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意识形态历史性与阶级性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建构,明确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先进性和实践性。《共产党宣言》关于意识形态一般规律特点的阐述,以及贯穿始终的思想理论原则和视角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启示我们要在批判和整合中发展意识形态,绝不能淡化乃至放弃主流意识形态,并且要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

论亚里士多德在谦卑观念上对苏格拉底的超越

苏格拉底的谦卑观念一直以来被人们所称颂,被认为是爱智慧的充分体现。而亚里士多德在对谦卑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却体现出了不同,甚至认为谦卑有着恶的倾向。对谦卑观念的不同理解和以善为相同的目标为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超越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亚里士多德相较于苏格拉底更加适度、更加真实的谦卑观念不仅更加接近伦理学所追求的最高善,还有着更加现实的实践向度。

论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新意涵新要求

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的起点阶段和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宏愿的冲刺阶段,要把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应对新机遇、新挑战。新发展理念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和引领现代化建设的“指挥棒”,要从客观规律和政治原则双重维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必要之策、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之举和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的可行之计,要求高水平畅循环、强科技、扩内需、促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