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央行参事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2024年是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成立65周年。1959年10月8日,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部署下,中国人民银行设立参事室。首任参事室主任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金融学家、银行家资耀华先生。回首前尘,参事室65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试论专业银行企业化管理——学习十三届七中全会和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的体会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是指导今后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纲领性文件。建议明确指出:“专业银行主要是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承担经济调控职能,同时进行企业化管理,实行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金融业如何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基于金融支持“一带一路”视角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在落实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支持面临着资金需求巨大与资金供给不足、国内金融机构境外辐射范围较小、国内融资成本偏高、沿线国家主权违约风险较高等问题。应当构建市场主导、政策扶持、协作共赢的"一带一路"多元金融支持体系。同时,主动、持续、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培育风险经营能力强的市场化、国际化、综合性金融机构,发挥地缘、成本、规模配套和政策支持四大优势,金融资本为产业资本提供经验引领、信息引领、政策引领和模式引领,优化区域内金融资源配置,实现沿线国家协作共赢。

金融业如何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合作的必然选择,也是发挥金融的支撑、优化和服务作用的重要途径。同时,提升"一带一路"建设金融支持具有紧迫性,对金融支持力度与金融机构参与度的提升迫在眉睫。

中国先秦哲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与中国道学理论都主张"无为"、"不管",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与中国儒学则都主张"有为"及"管理";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是受中国道学思想影响较大,而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受中国儒学的影响较大。可以说,中国道学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中国儒学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国家银行要发挥合力作用

李鹏总理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在金融体制方面,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加强对专业银行的归口领导与管理。专业银行要严格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信贷计划。合理设置金融机构,纠正各类金融机构之间不合理的业务交叉,发挥利率杠杆对资金需求和资金流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资金市场的管理。”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了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以及宏观金融调控中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

金融机构支持地方产业优化升级的实践与思考——以吉林省通化市支持中医药产业为例

支持地方支柱产业优化升级是金融机构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地方金融机构对医药产业的支持为例,诠释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有益实践,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余额宝类网络基金产品的法律定位及风险预防

借助第三方支付平台在互联网领域(尤其是智能手机端)的推广,余额宝在2013年6月横空出世,这匹互联网黑马触动了传统金融行业的神经,也搅动了整个金融行业,此后各基金公司也争先恐后地"傍"互联网大款以期在新的金融模式出现之初就占据先发优势。在基金行业的互联网热潮持续发酵的同时,理论界对此类产品的支持和反对态度泾渭分明。在网络金融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在现行法律角度审视余额宝类网络基金产品的法律地位,辩证地看待余额宝类网络基金产品的作用、分析其风险,以便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互联网时代新的金融产品类型,从而规避风险,以期实现对传统金融的反思并实现传统金融经济模式与互联网金融经济新模式的互补与共赢。

预算民主的司法实现途径

预算民主的核心是公众的预算参与,其参与的方式、途径多种多样。其中,代议民主制下公众通过议会(人大)审批、监督政府预算属于间接参与预算的方式,而司法则是公众直接参与预算的途径。预算民主的实现不能缺少司法的参与,权利救济是司法参与预算民主的根本方式,法律的可诉性是司法参与预算民主的理论依据,纳税人诉讼是司法参与预算民主的制度载体。

知识产权融资担保的法律与现实困境

结合我国知识产权担保制度发展的历程,特别是近几年我国金融行业在知识产权担保实务中的操作,我们不难发现解决目前知识产权担保的融资难、风险大、成本高等困境,仅仅依靠担保人与担保权人(主要为金融机构)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过河探路,积累经验,是非常不现实的,有必要结合理论,对知识产权融资担保风险进行原因分析和类型归纳,将知识产权担保风险控制从社会、担保人及担保权人三者的利益视角进行分析考察,进而在相适应的理论认知体系和立法模式下,构建并应用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融资担保途径。

动产担保、营商环境与信贷市场

2007年3月我国《物权法》在动产(本文中的动产概念包括不动产之外的所有财产和权利)担保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和飞跃。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首尔峰会上,各国首脑签署通过的《发展中世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正在提高》报告在列举全球164个中小企业融资成功案例时,将我国担保物权改革项目置于首位。

黑天鹅与灰犀牛

7月14日至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人民日报》三论金融工作会议中影响最深远一句话是——金融领域风险点多面广，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强，必须格外小心，审慎管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金融科技与人工智能相关概念梳理及未来展望

本文梳理了金融科技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概念及发展趋势,指出了概念滥用与伪人工智能对我国金融安全与信息安全造成的风险与挑战,并提出了加强政府信息监管力度、推动国际间合作与推动制定信息安全法的对策。

“阳光财政”制度建设法律问题研究

打造"阳光财政"即提高财政透明度,是指通过财政收支过程的公开、透明,以便于人民群众获取、掌握财政信息,保障人民群众对财政过程的有效参与和监督,实现优良政府管理。打造"阳光财政"是贯彻财政民主、实现财政法治的必然要求。财政民主为"阳光财政"提供方向指引、动力支持和群众基础。财政法治是实现"阳光财政"的路径选择,法律的公开性契合了"阳光财政"的透明化内涵,法律的权威性、国家强制性赋予"阳光财政"以严肃性,法律的规范性、程序性增强了"阳光财政"的可操作性,法律的可诉性则为"阳光财政"下公民权利实现提供可靠的救济手段。

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入手提振居民消费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既是疫情冲击影响的反映,也是过去一个时期下降态势的延续。其中,收入差距扩大是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因素,存量财富分布不均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认为,要加大力度去挖掘、释放居民增收的一些潜在增长点,进一步调整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充分发挥居民消费在扩大内需方面的积极作用。

农村金融发展的新格局

农村金融是普惠金融中的关键领域,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加大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运用多种工具和措施支持"三农"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农村金融发展前景光明,潜力巨大,任重道远。从整个宏观经济而言,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尤其是,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金融服务正蕴藏着重大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考验。未来农村金融格局将逐渐呈现以下特征:多样化、分层次的金融服务;多元化、可持续的市场主体;功能化、竞争性的政策支持;差异化、针对性的能力提升。

法治条件下预算过程的司法参与

法治化是我国预算制度改革的方向。预算法治条件下,司法的有效参与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是法治运行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司法参与能够强化预算自身的法律属性,能够加强预算过程的民主性,能够完善预算过程中的权力制约机制。预算的法律性和可诉性是法治条件下司法参与预算的理论基础,纳税人诉讼则是司法参与预算的制度载体。当前我国尚未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根本原因在于纳税人权利意识没有充分觉醒,对预算参与的需求不旺盛,无法形成自下而上的制度建构、完善压力,从而导致自上而下的制度性供给不足。因此有必要强化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税收契约观念。具体方法是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利用直接税传递税负压力的优势,强化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契约观念。

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大额资金监测分析方法及优势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针对张晓初提出的互联网金融监管12条原则,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大额资金监测分析方法。基于国家反洗钱数据库和金融基础设施,文章阐述了互联网金融监管和监测分析的核心是银行账户和支付体系,分析了该方法实现互联网金融监管原则的优势,并提出了用互联网思维设计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相关的政策建议。

综合治理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不是单纯的货币现象,而是具有社会、政治、经济性质的综合性问题。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既有货币的、经济的因素,又有社会的、政治的因素。因此,抑制和防上通货膨胀,稳定货币,不能单纯从货币政策和控制货币信贷总量考虑,而必须综合治理,各方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