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只有找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发展阶段中的位置,才能明确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历史方位和使命,才能深刻理解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发展治理的生动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根本上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不谋而合。二者的结合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二者结合下的生动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主流电影国际传播的失衡及其破解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电影在经历了从商业化向类型化的转型、从产业化布局到国际化传播的基础上,实现了传统主旋律电影向新主流电影的转型与突围。新主流电影作为具时代性和人文意蕴的文化符号,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而且是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维度。推动新主流电影的国际化传播,一方面要立足新主流电影文本,在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基础上,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在建构共同体美学中凝聚文化认同,达到国际传播实效,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新主流电影的宣传推介视角,不断调整和优化国际传播的策略和格局,以情感共鸣和价值共通来凝聚文化共识,深入推动文明平等交流互鉴。

文明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全球语境跨文化传播视角的分析

跨文化传播在全球文化差异普遍存在的现实基础上意义重大,尤其是跨文化传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助力。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并存,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是建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文化具有物质性特征,跨文化传播就是实现文化物的功能性需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从全球语境和理论认识的高度,超越“主体—他者”二元对立的跨文化传播结构,实现文明对话沟通效果的最大化,回归真正集体认同和价值归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对话体系。超越文化差异的跨文化传播是文明对话转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决条件,其关键是超越文化自我和建构文化认同,实现全球语境下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

内外之间:“全球中国”传播研究的边界逻辑

“全球中国”视野下的传播研究需要认知并建立包含多种维度的内外边界逻辑。主权国家的领土边界是重要的政治前提,数字化进程虽然淡化了物理边境,但却将利益博弈和地缘冲突转移至数字空间中,要同时重视数字地缘政治博弈和向内的数字主权治理;政治文明维度上现代中国的形成路径追求政权的内向稳定,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竞争性军事征服扩张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潜力在因数字化而模糊的政治文明边界中提供一种新的文明理论;中国的媒介体制中“国家角色的作用”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这一底层逻辑使其与其他媒介体制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高度复杂和语境化的内外边界要求建立一种“复线”的内外观。

中国对非传播研究现状、挑战与精准传播破局

富有实效的国际传播从来都应带有鲜明的区域国别性质,而精准传播则与区域国别传播相互成就。中国对非传播研究,是非洲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交叉领域。为探索当下区域国别研究视角下的中国对非传媒研究现状、挑战与破局路径,本文对2018年至2024年6月国内对非传播研究学术发表进行了内容分析,总结并反思了中国对非区域国别传播研究现状与问题,进一步剖析了区域国别研究视角下的中国对非传媒研究挑战,提出对非传播研究需要从战略传播及精准传播的两大方向突围,积极拓展中非在建构性新闻及发展传播领域的学术对话及知识生产。

党际、国际与命运共同体: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三维向度及其交叉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传播活动贯穿于建党百年全程。本文从建构主义的路径出发,以中共对外传播活动和与之对应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为参考坐标,关注其中的社会历史语境和对外传播语境,建立"党际""国际""命运共同体"的中共对外传播三维向度;基于文本与话语征象,进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活动的不同向度特征,讨论了各个向度所蕴含的主客体逻辑、话语传播策略以及与时代背景的相关性,并阐释了非线性向度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提出三维交叉向度的基本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与时俱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从国产科幻电影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艺术表达与传播

科幻电影是电影产业的重要作品类型之一,更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以国产科幻电影为例,可以考察科幻电影中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叙事特征,并探索如何通过电影叙事来激发和满足受众的价值认同。科幻电影因其独有的想象与虚幻特征,而易于进行想象力叙事,从而容易满足受众的意义消费需求,并在消费过程中建构文化和价值认同,构建共振传播矩阵,发挥口碑传播的社交功能,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其中的艺术表达和传播。

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边界拓展与自主性创新

国际传播是一个充满多元学术传统的知识场域。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需要立足本土实践,尊重历史逻辑,抱持全球视野,充分处理好政策议程、实践议程与学术议程之间的互动关系,系统吸收好多个学科的理论贡献,在借力时势不断拓展知识边界的同时,着力塑造新时代的学术主体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对外话语创新与国际传播实践

民族议题的国际传播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场域,对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持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具有关键意义。理解国际传播中的民族议题和民族话语,一方面需要结合现代国际格局变迁逻辑,理清在不同的政治传统中民族与国家的相互构建关系;另一方面需要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的认知结构,从共同体的视角探索多元共存、平等包容乃至多元一体的国际传播民族议题新叙事体系。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两者有机结合应是民族议题国际传播的中国话语框架。除此之外,应紧密关注以人权为代表的政治议题通过挪用民族议题所引发的国际舆论博弈,直面意识形态争锋,参与国际舆论斗争。在上述多个方面,“道中华”等新媒体平台作出了有益尝试。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全球网络空间的新形势新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深刻阐述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

国内外文化发展评价标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文化发展,对文化的发展方向会起到直接的影响。对于文化强国标准的理论构建、指标体系和实现路径选择进行深入的探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化强国理论来源、现实依据和核心内涵与文化强国标准之间的逻辑关系怎样?文化强国标准的历史逻辑、学科基础和构建原则是什么?文化强国标准的内部维度和外部维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标准确立之后怎样保证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客观性、普遍性和可操作性?在创新性标准评价体系的指导下,如何实现路径优化?本文对国内外文化发展评价标准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文化发展评价体系的设想。

他者之镜: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国际传播研究

在政策议程和实践进程的联合驱动下,国际传播工作经历着从简单的“走出去”转向深度的“走进去”的思维转换,进入从形象建构的自我投射到关系建构的间性传播的新阶段,区域国别学为这一转换提供了视野启示和知识资源。探讨区域国别学视野中的国际传播研究,首先要立足二者的学术脉络,厘清区域国别学中的国际传播维度和国际传播研究内的区域国别元素;其次,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区域国别学中借鉴形成对象化的国际传播研究新范式;最后,要以现实问题为基线,实现二者的视域融合,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攻关,构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

大型营业性演出的内容监管研究

大型营业性演出内容及表现形式多元,在实践中常面临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擅自变更演员及演出内容、假唱与假演奏、不理性追星及不文明观演、演出网上网下信息风险等内容监管问题。目前,我国大型营业性演出内容监管坚持申请审批与现场检查双重把关,注重营业性演出规范并倡导主流价值观,开始关注网上网下风险综合评估与治理,但还面临着综合治理体系尚未形成合力、内容监管标准有待进一步明晰、事后处罚力度缺乏威慑力等问题。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分析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网络空间的具体体现和运用。正确理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运用其思考、设计、构建全球和地区层面的互联网治理方案,对解决网络时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发展问题、共同治理问题,以及反对网络空间日益盛行的技术霸凌主义、文化霸凌主义和个别国家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的做法等,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数字知沟再检验:网络媒介使用收入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传播信息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使用网络媒介能够促进个体收入的增加。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构建倾向得分匹配下的随机对照试验和工具变量模型,检验网络媒介使用对个体收入的影响,进而分析网络传播时代数字知沟的具体表现。研究发现,网络传播时代,受众分化特征明显,受众间存在着显著的收入缺口、教育缺口、年龄缺口和户籍缺口。实证模型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网络媒介使用对个体收入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收入溢出效应明显,且城市居民和高学历人群使用网络媒介对其收入增长的溢出效应更强,网络媒介使用扩大了各阶层和群体的社会经济差距,扩大了知沟。

积极抑或消极:内卷化视角下受众短视频消费特征研究

开放的网络空间、海量的短视频内容和广泛的受众,使短视频市场变得更加精细化和复杂化,算法技术和资本的驱动甚至使受众的短视频消费变成具有内卷化特征的大众文化消费。从用户生产、传播和短视频传播背后的权利展开阐述,提出短视频消费发生在网络媒介技术和资本推动框架之内,受众本质上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积极,其短视频媒介消费并没有脱离媒介的规制,仍然是一种被动的消费。在垄断性媒介技术和资本规则作用下,受众一直处于被推送、被互动、被传播、再被推送的内卷化短视频消费循环之中。创新短视频发展模式,应推动短视频创作向中视频、长视频转换,优化传播生态,增加受众消费黏性和积极性。

从全球化时代到全球共同体时代

全球化时代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全球共同体时代。随着全球权力转移和逆全球化的发展,由西方推动的全球化已难以为继。全球共同体时代是对全球化的深化和纠偏。全球共同体时代的三大特征是:休戚与共,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守望相助,人类必须寻求更大范围的合作;开放包容,世界的治理模式和话语方式将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全球共同体时代面临三大挑战:包括病毒疫情在内的自然灾害、经济衰退以及人类自身的偏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历史上的共同体理论,从人类命运的高度来理解"一种关于归属的观念",是对人类集体"意义、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疫情改变着世界,疫情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具有更为广泛的国际共识,成为国际社会主流话语体系。

边界作业: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知识生产——以“新时代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为例

在知识生产意义上,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探索必然来自于对实践问题的回答和实践经验性材料的研究。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在本土意义上正在经历着自省和变革,需要系统调适本土化经验和全球化理论借鉴之间的关系,不断拓宽多知识领域、交叉性学科领域针对关键性问题研究的视野,系统推进研究的“边界作业”。“新时代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是这一“边界作业”中值得高度关注的努力之一。

试论人文共同体建设的城市传播路径

建设人文共同体、促进不同文化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维度,也是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议题。加强城市传播是人文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城市是人类文明和社会文化的容器。把握城市传播作为品牌化进程和作为社会互动和意义交流过程的两个属性,是发挥城市传播在人文交流中重要作用的关键。以城市传播促进人文共同体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城市交往、以旅游和文化活动为抓手提升城市体验,另一方面应深耕城市品牌化进程、保护和发展城市文化,二者并行共进,构建温和、开放、富含人类情感的人文共同体。

网络媒介、文化共同体与新型城镇化

网络媒介是发展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工具。从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的视角出发,网络媒介所构建的网络空间能为城乡居民提供非在地性和谐共处的机会,从而为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提供了空间条件。网络媒介推动城乡文化价值的互动和重构,表现在网络媒介促进城乡人口流动和推动城乡文化再生产两个方面。前者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是能促进农村居民流向城市就业,或城市居民流向农村消费,实现城乡区域间的人口转移红利;二是能促使城乡人口由传统的线下活动向新兴的互联网空间流动,实现在地性向非在地性的转移。后者也有两方面意涵:一是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作为互联网米姆(meme),共同参与网络文化的建构;二是网络文化反过来重构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进一步地,发展网络媒介有助于弥合城乡文化鸿沟,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