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产业共生模式的建构

中国传媒产业内部竞争异常激烈,而产业外部也同样面临各种方式的生态入侵。因此,建构产业间合作共生的发展模式成为传媒产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借鉴产业共生理论,建构互利型、偏利型、寄生型、混合型的传媒产业共生模式,有助于推动传媒产业的协同发展,提高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不断延伸传媒产业价值链,使媒介融合向深层次发展。建构传媒产业共生模式,有助于减少内耗,生成持续、健康的传媒产业生态系统。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建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观照。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国出版业在技术方面的不断探索,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无论是文化强国建设、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还是出版学科建设,建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都十分紧迫和必要。要把握好建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立场与方法,逐步建构起兼具中国特色、世界意义、人文价值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与国际传播组织关系探析

自1914年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后,便开始了参与国际传播组织的漫长的过程。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参与国际传播组织活动长期相对落后。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国际传播组织活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了参与国际传播组织新时期．

社会化媒体对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启示--从微信公众号谈起

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了社会化媒体的创新,促进了社会化媒体的多样化发展。从简单的即时通信工具到成为集视频、朋友圈、游戏、公众号平台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微信,日益丰富了人们的社交生活。微信公众号平台的建立,使用户从以往的"被迫"接受信息到"被推送"自主选择信息;从过去的消息阅读者"变身"为消息的发布者。平台不仅仅是一个"消息流通"的场所,而且是一个"阅我所爱"、可找到同趣向阅友的互动网络平台。这种转变是立足于新媒体信息传播基础之上的技术与思维创新,文章通过案例分析,探讨了新型社会化媒体成功的深层原因,对传统媒体传播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软实力理论反思与中国的“文化安全观”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在全球得到广泛回应,不乏对其可测量性、可操作性、生效条件、适用范围的质疑,并存在误读和滥用。软实力理论对国家实力中文化等因素的强调,对中国等文化资源深厚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需认识到,奈的软实力理论着眼于美国在战略收缩背景下如何维系全球领导权,中国则面临不同的语境与诉求,需接入符合自身历史传统、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本土思考框架,规避可能面对的"话语陷阱",形成独立可行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路径,尤其是要契合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目标。中国学界广泛展开了有关"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对话与建设,与文化领域的各种实践同步展示了中国对软实力理论的本土诠释与超越,也推动了文化安全议题成为国家文化建设和安全体系的重要关注。基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资源与未来发展目标,基于一种面向未来的"务实、自信、开放、多元"的"文化安全观",推进以文化传统、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安全为内核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应对外来文化影响、保持文化独立性的客观要求,也是为未来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基本举措。

乌坎事件传播行动者的社会网络分析

群体性事件背后的信息传播者、组织行动者之间结成什么样的社会网络关系?基于广东乌坎事件中98个节点的社会网络数据集,本研究结合实地调研,采取网络科学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呈现乌坎事件中核心的传播者群像,揭示其内在的关系结构。采用"度中心性、介数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三种测量方法,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节点,同时用K壳分解法侦测发现42个节点的核心群组。乌坎事件之所以能够引起全世界关注,并最终得以妥善解决,与这样一个传播者群体有密切关系,这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者探索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的内在传播机制有一定启发价值。

高转发微博的传播机制及其可视化分析

近年来出现的数据可视化技术,对以微博为分析单元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本文通过对典型微博的数据可视化分析,并结合对传播内容的定性分析,发现高转发微博存在着四种重要的传播机制。其中,议题引爆机制和情感触动机制构成微博舆论形成爆发态势的必要条件或初始条件,而互动交流机制和叙事补充机制则完成了微博舆论的微观生产或意义生成。在网络舆论波的理论视角之下,高转发微博的可视化图像宛如舆论波谐振扩散的波纹,生动展示了隐藏在传播现象之下的时空关系图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形象地理解微博舆论的传播规律。

制造“剩女”：性别传播的偏向

一、窥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媒的制造 近几年来,＂剩女＂已经成为街谈巷议、报刊杂志和影视传媒热议的焦点。以此观之,＂剩女＂既是个社会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性别传播问题。但是学界同仁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剩女＂成因的不少,从性别传播角度讨论＂剩女＂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媒的生产与制造,及其所隐含的性别与社会意义,却无多。

网络群体传播引发的二次元文化现象剖析

目前,二次元在文化经济市场日益火爆。二次元,原是数学中用来描述二维空间的术语,在二次元中,任意一点都可以由两条坐标轴来定位。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以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游戏（Game）为主导的ACG消费文化兴起,人们开始使用二次元来指涉ACG涵盖的一系列存在于二维空间的产物。依据道格拉斯·凯尔纳对媒介文化的界定,二次元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也是一种媒介文化,不仅包括虚拟二维世界产生的商品,还包括其流通和消费的过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宣思想的演进

以话语方式为进路、辅以时代变迁与结构调适,本文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宣思想的演进脉络。1978年来,中国外宣思想依次经历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融冰、架桥与突围"和"向世界说明中国"三度话语嬗变。30年中的这三度嬗变记录了中国外宣从思想到实践的增量改革:逐渐褪去了应急、应景性质,日益熟悉国际传播语法,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

从“反向运动”视角探析环境传播中的社会力量

本文从卡尔·波兰尼的"双向运动"观点出发,提出环境传播中社会力量的参与是一种力图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反向运动。在此基础上,本文回顾了我国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传播的历史脉络,并进一步分析当前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传播时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二次元文化

2015年8月，日本“人气歌手”初音未来在上海连开4场演唱会，所有门票都在开售8分钟内一抢而空。然而，初音未来并非真人，而是由一个歌声合成软件制造出来的虚拟形象。她的粉丝自称“葱粉”“葱苗”“萌葱”“初音控”“Miku党”，是初音未来介入当下的流行文化和实体经济领域的最重要力量，比如，受邀代言丰田和Google、身着LV定制春夏系列出演歌剧等。眼下，初音未来漫画、动画、游戏、网站。

对外传播中如何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以CGTN“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为例

今年5月14日到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它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3年多来举办的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高峰论坛，来自13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各界贵宾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论坛。该论坛是今年中国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它对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媒体与中国新工人阶级之形成--读邱林川新著《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

进人21世纪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大体框架日益显现，其中格外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兴起。随着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下岗再就业，数十年来造就的“工人阶级老大哥”形象更加面目模糊；与之相对，大批农村人口涌人沿海发达城市，

影视剧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策略

伴随着互联网、手机、微博、微信等新的传播方式、工具、平台的流氟人类的传播活动日趋不同，而影视剧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手段之一，也在新媒体大发展的背景下产生了新的变化，

电视言语伤害的表现形态、传播机制及伦理对策——基于《非诚勿扰》早期节目的案例分析

考察中国时下电视语言生态,一种较为轻微的媒介"软暴力"现象——言语伤害屡见不鲜。在对《非诚勿扰》开播后的第1-34期节目样本进行细致的案例分析中,研究发现电视言语伤害涉及被伤害者从生理特征、出生身份到个性观念等十多个方面的内容,存在指桑骂槐、恶意标定等12种最为典型的表现形态,并且形成了言语伤害传播的自我强化机制、幽默娱乐掩盖下的脱敏麻痹机制、伤人者终被自伤的自我纠偏机制。从语言伦理学的视角,电视媒介、电视观众和节目参与者都可采用相应的言语策略,遵从应有的言语道德和传播伦理,避免言语伤害的后果,促进言语文明,维护社会和谐。

论微博及社交网络在科技传播中的应用——以媒介融合背景下果壳网的分众传播为例

新媒介环境下，科技传播要想获得成功就要充分利用微博、社交网络等新媒体，文章以媒介融合为背景，讲述了果壳网如何利用分众传播、新媒体来发展、壮大自己的。意在通过分析果壳网的传播特点、运营模式，来对从事科技传播的媒介提供借鉴，最终想要实现传播与科技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双赢局面。

我国SNS研究路径:从细节、模式到影响——2011年中国社会化网络研究综述

有学者提出"在一般公众眼里,微博是一种自媒体。其实,这是一种失之简单的概括。微博本质上是SNS,即社交网络的一种,是一个社交平台。它不是一个媒体平台,……"

从《申报》避孕广告看民国时期生育节制思想的传播

民国时期的生育文化经历了从“多子多福”到“少生优生”的变化,报刊广告成为了反映并影响生育节制思想的媒介。本文选取了《申报》中民国时期的避孕广告作为分析资料,试图探讨当时避孕药物广告的文本内容和诉求方式,其反映的性别文化和社会问题,以及生育节制思想传播后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以期能够从对广告的描述中探寻上海社会的生活面貌和生育观念变迁。

唐代的对外传播与“中国”在前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认同建构

隋唐时代,中原社会与外部世界所进行的持续大规模的互动往来,急速地扩大了中原居民的文化和地理视野,也因而扩充了人们关于"我者"以外不同"他者"群体的知识。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交往看,唐代中国的对外传播,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向外部世界推广中国的外交规范并同时根据外部世界的反馈以认识和适应外部世界秩序的双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隋唐帝国的自我国家观念和"我——他"关系想象(如"中华"观念)在现实的对外关系中的得到了检验和校正的机会。一方面,隋唐帝国,基于外邦诸国以遣使朝贡、派遣留学、求请经书等的外交现实所传递的积极意义而逐渐强化了其作为文化综合体的"华夏"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唐帝国又由于其所主导的朝贡、册封等制度在一定范围上的失灵,而逐渐打破其传统意义上的"中华帝国"的想象。前近代国家体系中的对外传播和关系交往,为隋唐帝国正视自我提供了以他者多元化反馈为內容的"三棱镜",这些对外交往中的不同实践都为建构"我——他"关系背景下中华帝国的主导式身份提供了意义来源,进而促使唐代的中国能够形成更为立体、全面的国家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