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锚定物:中国文化有效传播的路径探索——基于东盟五国青年的实证研究

面向传播对象国受众的高质量内容输出、有效到达和正向且持续性的影响,是我国国际传播力提升的重要目标。对5个东盟国家青年(n=118)的半结构访谈和研究显示,“中国概念”和“中国形象”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突显文化特质、标识性特征与内涵定位等议题的重点突破口,“文化锚定物”可看作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内容策略,以传播内容为核心的整体性对策和文化锚定物设计五要素是实施的关键。

公共危机事件中传媒类高校服务社会模式研究——以中国传媒大学抗击新冠肺炎为例

暴发于2019年末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正在面对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当疫情暴发,舆论场会出现信息的碎片化与积聚化并存、煽动性信息急速扩散、舆情管理与社会危机治理互动的特点。传媒类高校具有的理论优势、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可以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服务社会。在抗击疫情,复工复产和全球联动的不同阶段,传媒类高校可以发挥其优势保护本单位师生与工作人员,帮助政府维护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

大学生微信朋友圈英语学习打卡行为动因研究——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

本文以中国传媒大学大学生为例,探索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分享英语学习内容的影响因素,构建相关概念框架模型,为更好的解释大学生英语学习与朋友圈打卡行为之间的联系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在了解当前大学生英语打卡现状的基础上,采用半结构访谈法访谈了6位大学生,并收集了他们在朋友圈英语学习打卡的相关数据,通过扎根理论归纳出影响大学生朋友圈英语学习打卡行为的12个概念范畴,并总结出3个主范畴,并最后归纳出1个核心范畴,构建出大学生朋友圈英语学习打卡的行为动因模型。

品牌课程建设的价值取向及实践——基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实践分析

发展优势学科,造就品牌专业成为大学品牌战略实施的首要任务,而品牌专业则需要品牌课程的支撑,品牌课程建设成为大学品牌战略的基础。不同的课程价值主体,在与品牌课程的相互关系中,会形成不同的课程观,如"知识本位""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课程价值观。品牌课程价值取向的不同,决定了品牌课程目标确定、内容选择、组织实施,以及评价标准取向的不同。依据品牌课程与不同层次价值主体的相互关系,品牌课程价值内容可分为核心价值和延伸价值。品牌课程的价值实现问题实际上就是从课程层面探讨大学培养目标的实现问题,即需要沿着什么样的建设路径,才能够彰显出品牌课程价值,从而实现大学培养目标。

从田野实践寻找新脉--中国传媒大学“大地传媒坊”教改“双驱动”模式探索

中国传媒大学正在探索的教改项目“大地传媒坊”,鼓励学生扎根中国基层大地做研究,探索知行合一新型传媒教育路径,如包豪斯“双师制”指导、仿真工作坊、OBE模式等,把教学、学术和田野实践打通,探索教学理论和学术成果互相赋能的“双驱动”教育模式,从田野寻找学术的新脉。

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意义、内涵和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国际传播的重要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论述上,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二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内涵;三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上述关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构建起了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新体系,进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引进与融创之间:译介视域下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在地演进及发展趋势

译介是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一个关键变量,同时也成为观照中国传播学学术研究在地演进及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应用CiteSpace探测传播学学术研究核心话语的分布状况、构成与衍变,配以重点文献文本分析发现:译介先导是早期中国传播学学术研究的显著特征,译入话语是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的主体构成要素。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传播实践的发展,中国传播学学术研究的话语对象日渐进入“以新换旧”的时代。原创性本土话语正在萌发,但短期内难以从基数庞大的译入话语中凸显,现有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总体上穿梭于引进与融创之间。伴随自主知识生产,话语译介将从以译入为主向译入与译出并举过渡。在未来以译为媒的话语旅行中,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得以不断成熟和完备。

全媒体传播格局下国外专业图书馆数字服务实践研究

全媒体传播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发展的迫切需要。对此,原有的学术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服务功能与传播渠道有待适应新型信息环境,以提升学术信息资源的传播交流效率。采用网络调查法,系统梳理6家国外专业图书馆数字服务实践,着重从数据管理与开放服务、学术社区社交运营服务和多源资源集成整合服务3个方面展开,提出数字服务发展趋势,包括服务内容侧重知识和数据加工、传播方式关注差异化信息需求、建设主体依托多机构协同合作,以期为我国图书情报机构学术信息资源服务水平与传播能力提升提供借鉴。

中国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2023

2023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呈现出较强的自主创新意识,在重访经典理论、深研人机关系、探求社会包容、创新风险治理、理解平台社会,以及提升媒体融合和国际传播领域的知识生产能力等方面产出了众多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传播学的开放性、包容性、自反性特征得到彰显。基于对本土复杂传播实践的经验感知和对国际学术圈层的前沿把握,中国传播学者正在努力拓展问题域的边界,提升理论概念的原创力和解释力,自觉地将自身的学术主体性投射进一个学科交织与经验交叠的传播场景中,努力洞察具有时代性的研究议程。

中国脱贫故事在国际传播中的认同与建构

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本应为全球提供“中国经验”的中国脱贫故事却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遭遇认同危机。文章对关于中国脱贫事业的西方媒体报道内容进行分析发现,西方世界对中国长期存在认知缺失、双重标准,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差异都是中国脱贫故事在国际传播中出现认同困境的问题所在。从新修辞中的认同理论视角出发,中国脱贫故事在国际传播中应以真实为基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人类思维、价值理性、文化增值作为关键策略。

服饰修辞、艺术载体与文化景观——“中国国际时装周”时尚传播的三重维度

“中国国际时装周”作为时尚传播的重要形态,既是关于衣冠服饰的修辞活动、架构时尚故事的艺术载体,也是表征时尚底蕴的文化景观。本文从“服饰+修辞”的视角探索了“时装周”修辞系统的动态建构,尝试从“生活叙事”“品牌故事”与“中国故事”等层面发现融贯在时尚传播中的叙事逻辑与艺术旨归,并以文化景观为理论切口探讨“中国国际时装周”如何勾联都市文化的场景、弥合阶层文化的沟壑,并带动中国时尚文化的高效“出海”。

多模态文化隐喻框架下文明互鉴理念的视像化构建及其软传播研究——以纪录片《穿越丝路双城记》为例

多模态文化隐喻作为一种多感官修辞符号,其恰当运用将对“文明互鉴”等抽象概念的传播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中意两国团队联合制作的大型人文纪录片《穿越丝路双城记》,涉及大量多模态文化隐喻经典案例,强调传播过程中的情感共鸣、价值共享和互动参与,是对软传播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高度浓缩。通过自建《穿越丝路双城记》图文数据库,运用概念整合理论,结合该纪录片的图像构图特点,发现该纪录片中多用道路隐喻、建筑隐喻和文化负载词隐喻来表征文化话语;这些多模态隐喻发挥不同模态符号的协同作用,共同完成表义过程,用目标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和乐于接受的软传播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从而建构了“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中国国家人文形象。

法国智库的中国观:基于法国11家智库的涉华议题、框架与话语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法国智库快速发展,在塑造民意走向、政府决策和制定外交策略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全球影响力。本研究以国际传播为核心视角,综合运用情报学和传播学研究方法,对法国10家综合智库与1家专项智库发布的涉华文献进行了议题、框架及话语分析。研究发现,2018年至2023年间,法国智库集中关注法中美关系互动、能源环保与气候治理等6个议题;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中国弹道导弹发展、中国乡村变迁、乌克兰危机中的中国态度等问题中构建了新的话语空间与叙事框架。中法关系的历史动态、中国世界角色的转变与全球议题的中法共享等三个维度共同构建了法国智库的中国观。

传播地理学视域下数字媒介对人与城市的具身情感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与空间的互动引起了传播学与地理学的共同关切,人(身体)、媒介(实践)、空间(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学科交融提供了契机,并产生了数字地方(认同)感这一交叉研究领域。本文以数字地方感为基础,将身体与地方的中介化数字实践即数字具身实践看作数字时代人-地关系的构成方式,并把数字具身实践基础之上的人-地情感生成当作数字地方认同这一身体主观性感知形成的关键所在。城市空间是展开人、媒介、地方三者互动关系的重要场域。本文认为数字地方认同可作为探讨数字时代人-地数字实践与情感生成的关键,并具有促进学科间沟通对话的潜力。

中国主流媒体抖音账号的内容传播研究——以“央视新闻”抖音号为例

在移动化、碎片化、娱乐化、视频化的互联网传播语境下,主流媒体面临着众多挑战。中国主流媒体如何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重获关注度与话语权,找到更易于当前用户接受的内容及传播方式,更好地传播主流价值、引导舆论,是应该探讨的重点。自抖音平台出现后,为更好地占领“民间舆论场”,中国主流媒体与抖音平台的深度融合发展成为主流媒体转型的大势所趋。本文通过全面梳理主流媒体抖音账号内容传播的特征,深入探讨主流媒体抖音账号内容传播的问题,为主流媒体与抖音号实现进一步深度融合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也为主流媒体的未来发展提供路径思考。

跨国传媒集团冲击下中国传媒改革之路——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完整的社会结构中众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社会关系建立在经济生产关系之上。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产品的流通与分配权等,都深刻影响着社会其他系统的运作。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的信息传播活动,从来都不独立于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在此之上建立的政治关系。

传播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的跨国传播之路探析

通过对全球化及传播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几大跨国传媒集团的对外扩张情况及优劣势的阐述和分析,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发展策略为参照,为中国传媒发展如何应对全球化和跨国传媒集团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供一些拙见。

自主构建和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正成为一套兼具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具有独特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中国新话语。打破西方对现代化的定义权、解释权和评判权的垄断,破除国际话语权困境,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基于此,自主构建并对外传播好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将成为我国未来知识生产和国际传播事业的重要议题。具体地说,一方面,应融通中外,自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应以交往为本位,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进而在自主构建和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合作的传播学叙事策略

粮食安全合作作为大国农业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全球粮食安全合作建构起的场域里,国与国、组织与组织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网络,其中包含了国际传播、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等多种形态。在未来全球粮食安全合作的互动传播中建构双向信任,需要不断拓展对外传播形式,在全球粮食安全合作的场域中发挥农业传播的独特优势;加大力度挖掘中国三农素材,对外讲好中国粮食安全故事;聚焦微观叙事,对外发出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国际声音;积极参与国际粮农组织,重视农业外交官“身体在场”的传播意义。

让“人是目的”成为伟大的政治信仰——关于人工智能与政治传播关系的省思

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传播层面的重要议题,围绕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已经开始形成基于不同政治制度和治理理念的“国际政治话语”。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其作用和影响已经超越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及衣食住行,深深地植入了维护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政治”的深处,亟须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予以关注。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多维度、多层面的“福祉”;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伦理层面的道德担忧、哲学深度的精神担忧和政治层面的自由担忧。现在学界业界对人工智能的负面风险已经开始预警,化解风险的种种“对策之道”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最有效的“方略”应该是:树立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正确认知,在认知观念上坚定地为人工智能立“道德之法”,立“政治之法”,立“哲学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