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赋能国际传播的逻辑进路——二十大报告关于国际传播的重大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并首次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任务置于文明传播的框架下进行论述,具有重大理论创新和现实意义,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国际传播领域的关键核心问题。从本体论的视角,解决“说什么”的问题,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要从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源泉;从价值论的视角,解决“怎么说”的问题,讲清楚中华文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旗帜鲜明开展舆论斗争;从实践论的视角,解决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具体路径,为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国际传播学思考

今年初，韩国公共广播电视台韩国放送公社（KBS）拍摄的七集“2015特别企划剧”《超级中国》的纪录片走红网络。这部纪录片从经济、军事、政治领导等各个方面，试图反映“中国崛起”这一命题。本片的制作人之一、KBS前驻北京特派记者朴晋范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该片播出后，在韩国的网上和社交网站上很红，不仅仅是年轻人，全年龄段的人民的反响都很大。作为纪录片，能突破收视率10％是比较罕见的。KBS第一频道播出后，通过《超级中国》网页和其他手段收看的观众更多。

国际传播与国家经济利益实现:向世界讲述中国财富故事

长期以来，中国国际传播的整体理念与架构安排较为重视政治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近些年来逐渐演变为文化层面）的国际传播，尤其是政治层面的国际传播。这种情况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对于经济层面的国际传播重视不够。就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来看，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规模总量和国际影响都已经达到了新高度。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公布，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按照现有汇率计算，这是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是第三名日本GDP的两倍多。自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首破4万亿美元，中国已是世界上近百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国际传播是中西版“中国故事”的竞争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文化软权力化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

软实力是一个不同于软权力的概念。文化是一种软实力,而非软权力。一国的文化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对对象国或目标国施加影响,这是文化软实力的权力化过程。对外传播是文化软权力化的唯一路径。基于此,中国对外传播战略的核心在于:动用一切传播手段对外传播既有的文化资源,使之权力化。

《南京!南京!》与战争记忆重构——后殖民文化的国际传播学分析

电影《南京!南京!》上映引起的争议虽已渐渐消散,但话题却依旧横亘在中国思想界。导演陆川接受采访时说:"在这部电影中,角川的思考代表了导演的思考。穿越那场战争,必然要面临战争的悲惨,面临人性和战争的关系。这个‘人',不仅有中国人,还包括日本人。"这种"以影像重构历史"的超脱和穿越,暧昧地揭示出民族苦难历史背景中人性和国家利益双重撕扯下的中国人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尴尬和苦痛。学者刘建平认为,在后殖民文化的国际传播策略中,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和捍卫是自由"越境"之全球化时代的核心命题,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话语空间中的知识权力地位反映并决定着该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可能性。电影《南京!南京!》"以影像重构历史"的要害,在于改变中国人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记忆。其所努力"重构"或放言"颠覆"的历史,并非单纯哲学论、知识论或文化学意义的历史;它有着已经成为中日关系之所谓"历史认识问题"的国际政治语境,有着关于日本侵略战争责任能否乌有的民族尊严和人类普遍伦理的逻辑。学者张慧瑜则从"为什么要选择角川视角"这一命题出发,以20世纪初著名的"幻灯片事件"为参照,认为电影《南京!南京!》通过视角转换实现了中国与日本的现代性主体位置转化,并把以南京大屠杀为结点的中日仇恨从后冷战时代的民族主义叙述中转移到对现代性的内在批判,进而揭示了这一视角选择与当下中国的自我想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及现代性的内在分裂与现代性反思的困境。看来,正是"视角"和"事实"撕扯着中国人的神经,历史的伤口嵌入了当代中国。在这样的逼视下,我们究竟该选择"视角"还是选择"事实"?

从美国的公共外交认识国际传播

根据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的研究,西方所谓的国际传播从来就是"一种战斗话语",服务于战争和冷战。而作为国际传播的公共外交,虽然可以理解为以现代传播技术手段克服国家间政治壁垒和文化间交流障碍、通过与对象国公众的沟通而影响其政府对外政策的国际政治形态,但它的"战斗性"仍然没有获得必要的理解。

国际传播中的“全球化”与“世界化”——阿芒·马特拉的国际传播观

文章试从马特拉的著作入手,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展现其对国际传播的看法,透视分别以商业文化和启蒙文化为背景的"传播的全球化"与"传播的世界化"概念的差别,归纳出"全球化体现着同质化的商业意识形态"和"世界化表现为对传播流动进行多元民主挪用和尊重公共服务"的命题。对马特拉国际传播观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在追随实证主义的传播商业逻辑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一种尊重差别、争取传播民主权利和促进公共服务的可能性,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传播理论研究的多元化,而且在我国走向世界大国的过程中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

国际传播视角下伊朗互联网发展与限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共有7886万人，其中网民42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3.3%，占全球网民的1.7%，是全世界第13大网民国。但由于核问题、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间的矛盾，以及特殊的神权政治制度，伊朗在当今国际社会受关注的程度远远高过其网民数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位次。本文关注的是伊朗互联网20余年的发展过程、使用情况以及发展遇到的瓶颈。由于目前伊朗在国际社会的特殊角色与功能，也就当然应该被纳入国际传播的视角加以观察。

文化产业的国际传播逻辑

中外"文化产业"概念存在差异,文化产业在跨边界传播中面对三种国际化逻辑即:意义生产与理解的格栅、技术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博弈、从"观念"的中介化到"物"的中介化,要走向理性的文化产业传播,需要关注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公民素质的培养以及文化产业跨边界活动的新的传播景观等议题。

数字神话的传播想象

神话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源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田野考察。把神话概念与信息传播相互连接，则始于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他把大众传播过程中内涵意义的运作称之为神话，就是把人类学中的神话概念重新移植到对被信息传播技术不断推进的日常生活现实的变动当中。

人类交流发生和早期发展的基本逻辑——以古希腊口语传播的历程为视角

人类交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古希腊口语传播的历史维度看,人类交流生发于基于超验信仰的神话"传说",并从神人对话的吟唱、宣讲过渡到人际对话的演讲。因而,人类交流是从"神话"时代进入到"人话"时代的。在人话时代,从演讲中孕育出修辞术。古希腊吟唱、宣讲、演说及修辞术的发展历程,构成了一部人类早期的交流史。

紧急时刻的信息传播

医疗卫生行业是一个频繁出现紧急时刻的行业,紧急时刻意味着处理媒介关系的关键时刻。紧急时刻出现时,能否妥善处理组织与媒介的关系影响着信息的有效传播。在危机事件中,由于组织对信息控制严格,而媒介则渴求最大化获取信息,所以这一时间段的媒介沟通比往常更复杂、更艰巨。因此,医疗卫生领域在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应该注意了解新闻界工作特征及其在特殊时刻的需要,认识到媒体的信息诉求取向。在信息传播中,主动进行态度管理以传递良好形象信息,积极协助媒介,尽可能提供新闻报道需要的事例和素材,促进媒体客观、真实报道新闻事件。任何时候,制定突发事件预案,注重早期监测和媒介管理依然是紧急时刻应对危机的最佳媒介策略。

现代中国的土地政治学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通过革命重建民族国家意义的人民主权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明富强是政治精英思想的核心命题。而正如“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动摇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所表明的，无论是革命时期战争力量的形成，还是建国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急速推进，农民和土地都成为‘‘政治”的核心对象。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和国家现代化过程存在着一种决定农民命运的土地政治学。探索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土地政治学，可以为我们理解历史的逻辑、讨论现实的中国问题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原点。

边缘性焦虑:“不高兴”中国的病理分析

2009年初，一本《中国不高兴》引起的“热卖”旋风和媒体关注，再次雄辩地宣告了危机叙事和“反潮流”写作在市场中国的成功可能性。

论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国家形象建构

2008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进入到"后奥运时代",中国的对外传播从此处在了全球化语境之下。在后奥运时代的全球化传播语境下,为塑造合意的国家形象,中国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努力:讲究符号媒介的跨文化选用、提升对外媒体的公信力、加强政府对世界媒体的公关和营造理性的媒介公共领域。

文化地缘政治:全球化时代文化产业的国际政治学分析

随着文化产业化的发展与全球化过程的展开,文化产品在全球化流动和商业逻辑的支配中逐渐被整合入一般工业产品和商业服务之中。文化产业活动不仅是一种经济和文化活动,而且因文化意义影响着权力关系而参与民族国家间的权力博弈,形成了一种影响施加机制。因此从"地缘政治"概念入手,采用跨学科理论分析的方法,提出"文化地缘政治"概念,来透视这种以地理位置分散或聚集为形式、以成员共享文化价值观为内容、以政治效果(国内的或国际的)为目的的机制是很有必要的。该概念的提出不仅揭示了文化产业传播的政治性内涵,而且为我国大国战略中的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参照系。

美国数字外交演变的政治传播学分析

在传播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的外交活动逐渐从抑制性的制度机构向灵活性的网络外交进行转变;这种转变的特征和原因显示软权力成了美国对外外交活动的核心力量。该梳理与分析为民族国家的外交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索根求源——法国学者于连的中国研究

弗朗索瓦·于连（Frangois Jullien，1951-）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因借助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来反思欧洲哲学，而成为见地颇深的汉学家。于连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72—1977），1978年获巴黎第七大学（七大）远东研究博士学位，曾游学于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大学（1975—1977），担任过设于香港的法国汉学研究分会的负责人（1978-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