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科技语体和通俗科技语体多特征对比研究

基于国家语委现代汉语通用平衡语料库,利用Microsoft Access、SPSS等软件,定量对比汉语专门科技语体和通俗科技语体的55项语言特征,结果显示,二者有49项语言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据此可以发现汉语科技语体在词汇使用上的特有规律,即汉语专门科技语体大量使用中频词,致使其在词型覆盖率和超用词的关系上不同于一般语体。情境特征决定语言特征,汉语专门科技语体和通俗科技语体相似的生成环境和背景环境,决定二者都具有书面文本的规范性;一般交际目的、发话者和涉及话题领域的部分一致,使二者呈现出科技语体的部分共性,同时也是科技语体区别于其他语体的一般共性;而参与者、参与者间关系、渠道、交际目的和话题的不同,则直接导致专门科技语体和通俗科技语体在49项语言特征上的显著差别。

中国武侠电影的三个发展阶段

本文从"武"与"侠"关系的角度,审视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历程,把中国武侠电影归纳为"武""侠""打"三个阶段。文章通过对武侠电影史三个阶段的梳理,探究了中国武侠电影与"侠"的结合关系与分合历程,阐释了武侠电影化的时代特征和美学意义。

对外传播中的中国符号分类重建:认知、标签与价值观

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快速迭代的背景下,受众需求比媒体需求更直接地影响传播效果。在融合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受众对于跨文化的符号不再被动接收媒介赋予其的文化意义,而更多从自我出发完成对符号的使用。在中国对外传播中,中国符号从主要承担认知功能,到主要承担标签认同与价值观认同功能。梳理并重建原有符号体系,可在新环境下增强对外传播效果。

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的跨文化传播机遇

企业作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名片,是国家形象的有机载体和对外窗口。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舆论生态也将更为复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讲好中国企业故事,传播中国企业精神,以企业形象彰显国家形象,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中国企业国际传播呈现主流媒体与自有媒体并重的格局,以及海外华文媒体与本土化媒体的交叉实践,存在自塑能力不足、资源挖掘不充分、渠道模式化等问题。为此,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好宏观政策环境、消费文化和社交媒体的三重优势,在推进自身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严控产品质量之外,提升自身国际传播的专业化水平,平衡好"他塑"与"自塑",挖掘品牌内涵,讲好企业故事,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国家形象的海外传播。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舆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舆情风险评估是开展舆情引导的重要环节。在新传播环境下,开展舆情处置需要关口前移,科学把握舆论的生成和演化规律,构建更加科学的舆情风险评估体系。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舆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将舆情事件性质和责任部门的舆情回应能力列为舆情主体一级指标,将舆情强度、舆情态度、舆情增速列为舆情本体一级指标,将舆情对社会及受众的影响列为舆情客体一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细分了7个二级指标和21个三级指标。研究发现,相关舆情信息的社交媒体扩散度、境外媒体扩散度、境外媒体态度,舆情事件的模糊性、相关性等因素,以及舆情回应机制建设等,是决定舆情风险等级高低的最重要因素。

CG技术在纪录片制作中的运用研究

随着目前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影视制作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新颖和多样。为了使影视制作的效果更好,众多的影视制作公司开始创新影视制作的技术,将CG技术融入影视制作之中。而将CG技术运用在纪录片中不仅有利于提高纪录片的真实性、增强观众观看的投入感,还能推动我国纪录片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将从分析CG技术的内涵及主要作用、CG技术对当代纪录片的影响出发,阐述CG技术在纪录片制作中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具体运用。

新时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内容创新的四个“度”——以第一届“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国际大赛获奖作品为例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也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出了一系列精深论断,为我们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首先,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要以连接古今、融通中外为目标。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

游戏改编电影的互动性叙事策略研究

当代数字电影在游戏改编过程中借鉴了游戏的叙事模式、艺术手法,游戏改编电影与游戏创作之间呈现相互影响的互文关系。与游戏不同,在叙事策略上,电影具有丰富的、不可复制的复杂性和迷人的特征:沉浸式体验让观众能够盯着黑暗中的欲望,并缝合和构建视觉的顺序,让观众进入更复杂和微妙的情感体验;游戏强调在玩家的流动性和轻松性之间切换,并在时间敏感的场景中做出固定响应。本文认为,电子游戏从场景元素设计、叙事文本及受众互动三方面对电影创作产生影响。

中国期刊与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专题报道

自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来,我国在推进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成就。该倡议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倡议提出后,得到了沿线国家的支持与欢迎,也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为此,消除疑虑,获取支持,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落实至关重要。

后疫情时代的对外传播与全球舆论

2020年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向世界展示了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大国形象,也为这项工作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奠定了更为扎实的基础。西方部分政客及媒体,因本国疫情和经济持续恶化,对中国的“甩锅”和污蔑始终没有停止。如何在全球疫情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仍然是对外传播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香港赛马会的公益传播经验分析

香港赛马会成立于1884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唯一合法经营赛马、足智彩、六合彩等博彩娱乐的公益组织,是香港最大的慈善资助机构,缴纳的博彩税占香港税收的11.7%。100多年来,赛马会一直为建设美好香港作贡献。1915年开始,赛马会每年均拨捐巨额善款,资助各项公益慈善计划,通过与志愿组织、慈善团体及私营机构合作,惠泽香港市民。资助的项目涵盖艺术文化及保育、教育培训、长者服务、扶贫救急、环境保护、家庭服务、医疗卫生、复康服务、体育康乐及青年发展等领域。

国家形象传播需要“接力赛”——从北京奥运传播经验到G20杭州峰会对外传播的思考

国家形象的传播有五大载体,那就是这个国家所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文化、企业、传奇与品牌。被世界媒体津津乐道的中国人、被全球观众热议的中国文化、拓展到世界各地并具有突出特色的中国企业、具有中国突出特色的传奇故事,

全媒体时代媒体和企业关系重塑路径

媒体和企业之间天然存在着深层次的沟通需求。双方都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提高各自站位、明确彼此定位,尽最大可能理解双方的社会角色。在全媒体时代的大趋势下,媒体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也催生了全新的舆论格局。随着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减弱和新媒体不可控性的显现,以往媒体和企业之间的共生与依存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双方的失范和对抗行为日渐增多,甚至有不少矛盾衍生为公众关注的公共事件。

中央企业“走出去”中的传播话语升级——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传统媒体时代,中央企业(以下简称“央企”)在跨国经营中普遍存在“多做少说,只做不说”的现象。东南亚地区一直是央企“走出去”的重点区域。该地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国家众多,经济发展需求大,且大多数国家与中国建交较早,并建立了高层次的伙伴关系。央企在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化经营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在项目开展实施、企业跨文化管理、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企业管理体系。可以说,在“做”的层面上,央企在东南亚地区深耕已久,经验丰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央企带来了更多境外投资经营机遇的同时,也在“说”的层面上带来了新的挑战。

政务微博中传播权力和传播信用的博弈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媒介环境在媒介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变迁,进而在"不可逆"的开放式传播浪潮下,推动着传统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理念的升级和转型,也使得传统媒体时代以政府官方主导的传播信用体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在微博发展抵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全面反思政务微博对社会文化的传播价值,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生态的再造功能,深研其在虚拟空间对于认知层面的力量博弈,正当其时。通过长期关注政务微博并深入地方政务微博实践一线进行调研,以个案的方式将学理和思想与对策实现合理对接,借此推动政府层面对于政务微博的政治传播深厚价值和意义的重视。

跨文化传播中的信息消费满足:一个消费文化的分析框架

提升国际传播中的跨文化接受度,需要将传播的传播国与目的地国的主要受众的消费文化形态进行分类,将传播的主要目的地国划分为不同的满足类型:包括物质满足、身份满足、个性满足和价值观满足四类。当传播者与处于不同信息需求阶段的目的地国受众产生了需求满足错位,则会影响传播的跨文化接受。当受众处于物质满足型的需求极化时期,跨文化传播效果减弱。

政务舆情回应现状分析与改进建议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深入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政务舆情回应是政务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完善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做好新时代政务舆情回应工作,需要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的特点,制定实施细则、确定责任主体、改善工作机制,也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工具,明确回应重点、优化回应流程、评估回应效果。

2022年北京冬奥会文化符号的受众认知

2015年,中国获得了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北京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同时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在申冬奥成功后,官方相继推出了《北京2022冬奥会申奥宣传片》《北京冬奥会会徽宣传片》等系列宣传片.这些宣传片通过一系列文化符号展现了中华文化底蕴、城市形象和办奥理念,传达了中国视角下的冬季奥运会理念和精神.这些文化符号触达受众的情况以及受众对这些文化符号的认知态度,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冬奥会的传播现状和问题.

《无名之辈》中的异质空间与草根群像

近年来,我国小成本电影创作中逐渐浮现出“贵州导演群”,如2012年贵州籍导演吴娜的作品《行歌坐月》,以现代人的视角来观察当地充满传统民俗文化的侗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2016年在贵州籍导演毕赣的电影《路边野餐》中,作者以黔东南特有的山地空间完成了一个充满现代魔幻的光影空间,借助贵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城市气质完成了剧情人物的超时空错接叙事表达。而2018年贵州籍新人导演饶晓志选择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拍摄自己的第二部作品《无名之辈》,该片以丰富的喜剧形态为手法,塑造了一群中国西南部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城市边缘化的底层人物形象。而丑丑、胡庶、罗汉兴等贵州籍导演都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家乡故园的印记。

价值、认知、共情:《生命缘》健康传播创新分析

健康传播成为当前社会日趋火热的研究领域之一。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康中国战略,指出“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要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为健康中国行动明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