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学科交叉 服务国家战略——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设立是有组织科研的创新举措。作为兼具全球性和地方性的传播实践,媒体融合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研究机构的高度关注,从技术、理论到应用形成了复杂立体的知识体系。立足我国的媒体融合政策和实践,本文梳理和分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如何有效对接国家需求、推动技术和理论创新、服务行业和社会,进而更好地助力国家战略的实施。

大模型驱动的社会仿真实验室:人工智能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想象与路径建构

在传播研究的视野中,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从内容、关系、伦理等三个层面重组行业、重塑理念、重构秩序。曾经的媒介范式更多指向一种以传递、再现、组织为核心的中介逻辑,如今的仿真范式则聚焦于传播的新主体及其构建的新关系。在这个背景下,社会仿真实验室兴起为一种新的集理论与应用的传播研究路径,大型基座模型、类人智能体、网络互联结构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构成要素。这一研究路径可以打破现实世界的物理局限和认知桎梏,释放研究者的想象力和构造力,把现实社会较难甚至无法开展的传播试验,通过仿真平台进行观察测试,在社会各个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研究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包括技术资本集中与日益紧张的国际博弈、西方理念的主导性与语境化创新不足,以及理想的开放发展战略与现实的小院高墙治理模式之间的矛盾等。

“全球地方”视角下的中国国际传播新格局

近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越来越多以系统的、成建制的方式加入到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进程中。从全球视角看,我国地方正逐步以“全球地方”的新姿态,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畴、文化范畴和政治经济范畴内展开全球性交往。也恰恰是因为这种交往,中国的国际传播格局正在逐步发生转变。

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全媒体传播基础设施升级与应用生态创新

尽管当下全球大模型投建如火如荼,但如何利用大模型赋能媒体融合,路径尚不明晰。从“涌现”和“同质化”入手,深刻理解大模型的技术特性、技术局限与潜在风险是必不可少的前置思考。对主流媒体而言,对大模型采取“拿来主义”并不可行,通过价值观对齐、行业知识增强等措施建设安全可控的媒体大模型是媒体融合新的技术落地方向,能够驱动基于智能体的人机协同的“策采编审发评馈管”全流程智能升级,加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新范式的普及化,促进智媒应用生态的持续繁荣发展。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全媒体传播的切实进路应以媒体大模型为新技术底座,以大模型核心能力为支点,以内容生产、内容消费、内容安全、媒资管理、协同办公等典型行业场景为切入点,以智能媒体应用创新为落脚点,通过模型赋能、场景赋能与生态赋能多层次完善主流媒体布局,从而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释放地方活力:国际传播中心建设的重点、难点和关键

2023年,各地国际传播中心挂牌成立加速,标志着从中央到地方的矩阵式、立体化大外宣格局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中心建设重点包括渠道建设、内容生产、智库服务、人文交流和品牌塑造等五个方面。同时应认识到,国际传播中心建设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双重挑战,既要解决地方实践的复杂问题,也要直面与中央媒体相似的困境。应把握人才培养、媒体融合、技术应用、平台渠道和资源整合等多个关键要素,协同发力,让世界读懂中国,实现地方国际传播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2024年我国国际传播的关键变量与重点议题前瞻

面对全球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中行稳致远。展望2024年,从中国自身发展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美关系、地缘政治冲突、技术变革等四个要素凝练出影响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关键变量,提出2024年国际传播工作应更加积极有为,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大国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倡导全球经济新秩序、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关注全球安全和危机问题等重点议题,探讨做好国际传播实践的具体策略,营造良好外部舆论环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内外之间:“全球中国”传播研究的边界逻辑

“全球中国”视野下的传播研究需要认知并建立包含多种维度的内外边界逻辑。主权国家的领土边界是重要的政治前提,数字化进程虽然淡化了物理边境,但却将利益博弈和地缘冲突转移至数字空间中,要同时重视数字地缘政治博弈和向内的数字主权治理;政治文明维度上现代中国的形成路径追求政权的内向稳定,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竞争性军事征服扩张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潜力在因数字化而模糊的政治文明边界中提供一种新的文明理论;中国的媒介体制中“国家角色的作用”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这一底层逻辑使其与其他媒介体制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高度复杂和语境化的内外边界要求建立一种“复线”的内外观。

数智时代传统文化“跨传播”新路径——跨文化新媒体研究的视角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深入,跨文化传播生态得以重塑。地域性文化交流场景升维至数实时空,传统文化的物理边界正在消解。跨文化新媒体研究视角下,数字技术不是简单的传播工具,而是催生新的文化交流场景、新的文化传播主体和新的文化关系的重要因素。当前,在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部署下,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既是顶层设计要求,也是对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实回应。数字变革中,“跨传播”能力体现在主体能力不断强化,数实融合场域拓展以及精准匹配传播策略三个方面;“跨传播”路径构建重点在于促进文化的相互丰富,而非强调文化间的异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传统文化势必与数字技术、现代文明融合,以“跨传播”促进数智文明的发展和繁荣。

“通信-传媒”技术融合视角下的传统文化传播与数字文明构建

通信互联互通的本质使其成为全球传播网络底层基础,5G前沿技术应用激发了先进的数智媒体生产力,赋能优秀传统文化视听传播,使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当前我国的5G通信从技术标准、发展水平到行业应用均处世界领先地位,是难得的信息革命成果与突出成就。5G不仅是行业数字化基建、文化数字化基础,也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新机遇。随着通信技术持续演进迭代发展,通感融合、数实融合的传播能力愈发强大,新的连接模式或将催生新的数字文明,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

5G时代数字化赋能地市级媒体深度融合的模式与维度

当前,我国地市级媒体融合进入加速发展期。5G是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技术与重要基础,地市级媒体开展的5G技术应用实践,探索了“5G+新装备”“5G+云直播”“5G+新业务”“5G+多技术”数字化赋能媒体融合的四种模式,实现了在内容生产、传播方式和用户体验方面的提升和改善。5G时代,处于全媒体传播体系“第三级”的地市媒体面临机遇与挑战。依托5G技术优势,进一步将数字化和智能化能力内向嵌入媒体生产链条,外向连接平台与用户,纵向贯通四级融媒体,横向联系各行各业是地市级媒体加快推进深度融合的立体化发展维度。

服饰修辞、艺术载体与文化景观——“中国国际时装周”时尚传播的三重维度

“中国国际时装周”作为时尚传播的重要形态,既是关于衣冠服饰的修辞活动、架构时尚故事的艺术载体,也是表征时尚底蕴的文化景观。本文从“服饰+修辞”的视角探索了“时装周”修辞系统的动态建构,尝试从“生活叙事”“品牌故事”与“中国故事”等层面发现融贯在时尚传播中的叙事逻辑与艺术旨归,并以文化景观为理论切口探讨“中国国际时装周”如何勾联都市文化的场景、弥合阶层文化的沟壑,并带动中国时尚文化的高效“出海”。

“英国版中国故事”传播话语研究——基于推特平台英国主流媒体涉华债务议题的新闻报道

从将传播视为讲故事的观点来看,国际传播是“中国版中国故事”与“西方版中国故事”的竞争。长期以来,“盎格鲁文化圈”所主导的“西方版中国故事”统领世界舆论场。本文将“西方版中国故事”进一步区域化,主要聚焦于英国生产的“中国故事”,研究“英国版中国故事”的传播话语,透视“英国版中国故事”传播话语形成的原因,进而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首先,通过对英国舆论场涉华议题、对华态度以及涉华债务议题新闻报道的情感倾向分析,勾勒出“英国版中国故事”的图景。其次,以推特平台英国主流媒体涉华债务议题的新闻报道为抓手,从话语实践维度分析媒体通过生产、分配和消费形成挪用性、过滤性以及依附性的“英国版中国故事”传播话语秩序。最后,从社会实践维度进一步分析媒体传播话语与政治、学术传播话语共筑实用主义与冷战思维并存的意识形态。

全球媒体文化中的“第三文化人”——平台世界主义视域下国际传播的一种创新路径

通过梳理“边缘人”和“第三文化人”等概念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变迁,可以理解华人群体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角色改变。华人受众在美国社会的结构性增长与平台媒体对于全球媒体文化生产逻辑的重塑是当前“第三文化人”题材获得关注的重要原因。对此,应当充分把握平台媒体的巨大潜力,践行“平台世界主义”理念,以协商视角理解“第三文化”在国际传播和中华文化“走出去”实践中的重要价值。

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边界拓展与自主性创新

国际传播是一个充满多元学术传统的知识场域。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需要立足本土实践,尊重历史逻辑,抱持全球视野,充分处理好政策议程、实践议程与学术议程之间的互动关系,系统吸收好多个学科的理论贡献,在借力时势不断拓展知识边界的同时,着力塑造新时代的学术主体性。

智媒时代主流媒体传播力提升的双重路径——2023年两会报道新观察

万物皆媒、人机合一、自我进化的智媒时代中,新闻生态被重构,主流媒体的传播力遭遇冲击,重新激活并提升其传播力已成必然。本文以主流媒体对2023年两会报道为切入点,讨论智媒时代主流媒体传播力提升的路径。智媒时代的技术偏向催生了以算法为核心的用户中心主义,并带来了新型意见领袖与感性化的舆论引导力量。主流媒体需要以深度构境打造特色化新闻产品,完成“共同主体”式的传播关系重构,以及“软客体”新闻产品的生产。

5G消息在全媒体传播中的价值、属性与应用

5G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石,也是未来媒体智能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全媒体时代,利用5G、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开拓新业务,创新运营模式是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目标和任务。5G消息是5G时代出现的具有技术“原生”属性的一种新媒体业务,其具有典型的全媒体传播特征和基于手机短信“入口”的传播优势。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重要阶段,传统媒体应重视5G带来的新媒体平台和移动传播新入口,尽早融入5G终端原生业务,积极探索5G创新应用,建立5G时代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平台型媒体主题宣传视频的共情传播分析

[目的/意义]主题宣传视频是平台型媒体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方式,深入分析平台型媒体主题宣传视频共情传播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过程]从媒介可供性视角,以B站《不被大风吹倒》为例,分析视频的相关评论及弹幕。[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用户情境临场感越强,越容易产生情绪共情;共情主题聚焦视频内容本身,意见领袖引导认知共情;同情共情多以“我”为主体。共情传播机制为:主流价值观建构基本释意空间,引导偏好式解读;情景可供性召唤情感公众,引发情绪共情;传播可供性解读重大社会议题,影响认知共情;行为可供性以“我”为共情主体,促进同情共情;反共情现象伴随始终,多种因素决定其对共情传播的干扰程度。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国际传播核心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自提出以来成为国际舆论热议的新词。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兼具现代性内核和文明性特征的主体性追寻。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和话语生产面临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在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时,应努力破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就现代性所创造的多元地方性知识的交流藩篱,让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和话语在全球南方落地。与此同时,在国际传播中应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魅力的塑造,秉持自信、平等、包容的心态。

平台研究的进化及其中国框架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信息富裕国家正在快速迈入一个平台社会的发展阶段,如何理解数字平台驱动的经济、治理、文化和日常生活转型,成为平台研究这一交叉领域的关注点。从媒体、传播与社会的交叉视野进行梳理,平台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作为媒介化延伸的概念化和初步理论化阶段,二是语境化和去平台化阶段。中国的平台研究更多聚焦信息经济、媒体环境、社会治理等问题,较多受到欧美学术界的学术议程影响,未来应当超越道德批判主义,在国家理论视野内更多地关注新型国家-平台关系,立足本土发展与治理经验,提炼自主理论框架。

主体关系的聚集:群聚传播时代的舆情溯源及价值依循

群聚传播时代的互联网舆情是一种关系势能,其发端于群聚传播的“聚集”本质,这一本质由人类群聚本能的回归与重现以及媒介技术集置属性的凸显共同决定,具体包括舆情主体的聚集、舆情客体即舆情事件的聚集,以及舆情本体也即社会情感的聚集。这一聚集是动态化和情境化的、过程性和关系性的,且具体呈现为各行动主体在媒介关系实践过程中的协作与冲撞。作为一种主体媒介关系实践的表征,互联网舆情呈现出了涌现性、反复性、交融性和相似性等特点。群聚传播的主体关系偏向决定了要从主体媒介关系实践的三个维度出发来探讨互联网舆情治理中的价值依循,具体包括在个体关系层面注重个体情绪的表达和传递,引导个体心理向善;文化关系层面寻求群体间的协调与平衡,促动集体氛围营构;社会关系层面关照公共领域的整治和重建,倡导理性对话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