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范式的世俗化:艺术哲学的重构与审美风尚的改变

大众文化的主流化发展和审美生活化图景的弥散,使当代美学走出经典美学的认识论路径、本体论路径和心理学路径,进入新的理论整合期,艺术哲学的视野明显扩大并形成与生活世界的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审美风尚逐渐偏重功利性,世俗性的审美趣味基本取代了崇高与理想,但是这其中潜藏着的审美文化超越性消退的危机值得关注。随着人们对大众文化内在特征的体认加深,一个多元文化形态协调发展的文化新格局必将到来。

近代教会大学音乐教育管窥——以燕京大学音乐系为例

西方国家在近代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一度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导致教会大学中的音乐教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但近年来史学界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实际考察与研究后发现,教会大学为近代中国社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教会大学中的音乐教育也是近代中国音乐事业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文章对20世纪上半叶教会大学的突出代表———燕京大学的音乐系进行了史料的挖掘与考察工作,得以管窥近代教会大学中音乐教育的特色与价值。

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伦理与哲学省思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浸染已是在所难免,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审美趋向日渐明朗。然而,大众文化承诺给人们的欢乐神话与身体解放,却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审美正义与文化伦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完全无视生命中的“痛苦”、“严肃”、“庄严”与“意志”一端,沉溺于“人生幻觉”“瞬间的快感”,在世俗娱乐中丧失起码的自知与清明,不但以“媚俗”为荣甚至以“恶俗”为乐,踏越了文化伦理的底线,使中国文化道统愈陷困境。

“五四”后新文学作家古诗词创作探因

新文学作家在“五四”后大量创作古诗词,这个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古诗词这种文体自身具有生存下来的生命力,这是古诗词能够在现代时期生存下来的前提条件;二是新文学作家自身的原因,这是古诗词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存在的关键;三是新诗本体存在的缺陷和新诗建设过程中经历的多重困惑,这是古诗词存在的外部条件。

语境、文化实践与问题缘起——电子媒介对童年及儿童文学的影响之研究

电子媒介在生成新的媒介文化场域时,也对当代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和影响,特别是电视的出现,使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对童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与了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使童年的生态发生了变化,并且也影响着儿童文学,使儿童文学创作和接受都发生了变革。

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研究综述

纽约学派是指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50年代中期,一批活跃在美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纽约、聚集在美国现代文坛影响最大的学术刊物之一《党派评论》周围的文学批评家群体。这些纽约批评家以其坚守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批评事业,形成了一个与美国新批评派并存的批评家集群。关于纽约学派的研究,既是对美国新批评派的共时研究,也是对西方文学批评思想的进一步考察。

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影视旅游产业效应与艺术关联

影视旅游是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背景下,因影视作品的拍摄、传播与接受而吸引受众到有关景点进行观光游览的一种新兴文化旅游形式。影视旅游的产业效应是直接的,也是巨大的,每拍摄一部作品对相关产业的拉动值高达1:10且至少能持续4至5年。为了提升影视旅游的产业效应,既需要努力提高旅游创意产业的规划管理,也需提升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

文学理论“审美化”研究模式的反思

文学理论"审美化"研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研究文学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方法。然而,我国近年的"审美化"研究模式中出现了"非—审美"的异化倾向,表现为:一是抽空审美的具体历史内涵而将其界定为超历史的抽象概念;二是置换审美的内涵,否认了真善美之间的辩证关系,把现实生活的一切都等同于美,实质取消了"审美"与"非—审美"界限。"审美化"研究模式难以真正使文学研究走出困境。

市场经济时代的译海冲浪——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探析

浙江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曾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以朱生豪、周作人、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浙江学人曾为中国现代翻译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新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虽历经艰难,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发展了这一优势,并形成了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三大优势和特色:以飞白、吴笛为核心的世界诗歌翻译,以宋兆霖、吴笛、沈念驹为核心的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以飞白、郭建中为核心的翻译文学理论探索。

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本体建构的乏力及学科建设维度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还处于观念的故步自封与方法的裹足不前的状态,理论批评家面对新的文化场域,面对电子媒介和大众文化对童年生态的冲击,显示了在理论批评本体建构方面非常乏力的窘相:一是陷入本质主义的迷途,二是诗学苍白,三是为"伪命题"所纠缠。要解决本体建构问题,需要加强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使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走向开放的视野。

儿童文学:从文化的建构物到文化的承载物

儿童文学经过数百年演变,已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谭旭东认为,儿童文学是文化的建构物,儿童文学也成为多元文化的镜子,儿童文学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研究必然要走向文化诗学。王泉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童诗创作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体现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谢毓洁认为,近代媒介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化关系密切。我们编发这组文章,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

文学类型化探析

类型化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文学类型化有着多方面的动因:一是文学类型化有着传统的原因;另一原因是电视叙事的类型化和电视叙事作为儿童“元叙事”而导致儿童对类型化文学的接受。此外,文学类型化与大众文化盛行及文化产业化、文学商品化有关。文学类型化可能导致文学成为模仿写作和商业化写作。

理论超越的再语境化与娱乐批判的后人文化——论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批评与中国文化语境

大众文化历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点关注对象。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当务之急是——走出“娱乐至死”的文化陷阱与精神沙化,重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道统与人文生态。

电视艺术论嬗变之旅

“电视作为艺术”是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引起很大争议的话题，众多学者否认电视是艺术。作为媒体之王的电视拥有巨大影响力，电视与艺术关系引起的争议备受瞩目。作为电视节目中艺术性最强的电视剧，它的艺术论对电视艺术地位的确立位居首倡之功。电视剧艺术论嬗变之旅从筚路蓝缕到学界热点，其中的历史，值得回顾和梳理。

电视作为艺术:电视理论三次争议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试播电视节目，播出了《工厂里来的三个姑娘》《大跃进的号角》和舞蹈《四小天鹅》《牧童与村姑》《春江花月夜》，中国电视诞生，中国电视第一次播出就推出了电视文艺节目。譹訛6月28日，播出了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这是中国电视剧艺术创作的开端。中国电视以电视艺术为肇始，标志着电视艺术的重要地位，电视艺术影响深远，电视艺术理论自成体系，这成为中国电视的一大特色。然而，“电视作为艺术”这一命题在业界和学界均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我们可以概括为电视艺术的三大争议：电视艺术本体论争议，即电视是否是艺术？电视艺术独立性争议，即电影与电视艺术是否属同一种艺术？电视艺术纯净性争议，即电视纪实节目是否是艺术？这关系到电视艺术内部构成。

审美化生活的隐忧与媒介化社会的陷阱

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正逐步成为当下日常生活的基础,日常生活的意义被放大为文化的中心并被神圣化,而昔日的现代性美学的神圣价值则被日常化。现代人的媒体化生活与消费性艺术的出现并广受关注,标志着曾经边缘的大众文化已占据中心,取代往日的精英文化并引领着文化时尚。然而,当今的审美化生活承诺给人们的欢乐神话与身体解放,却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消费时代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内蕴着莫大的吊诡,审美正义与文化伦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经典文化的焦虑:从精英掌控的标准到动态选择的趣味

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模铸人思想、制约人行为的文化力量的经典文化,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的权威性与传统性。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文化范式的大幅调整,出现了现代人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它们对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构成巨大消解。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空前复杂地交织了多元文化因素,经典文化的失宠与对经典观念的颠覆和消解渐成潮流;正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范式的调整,市场逻辑与消费优先理念显现出巨大影响力和渗透性,走入消费时代的文化经典逐渐从单一性的、精英掌控的标准走向多元性的、动态选择的趣味。

大众文化批判与审美化生存

在20世纪,人类的生存与文化的发展是危机四伏、困境重重;霸权性的理性化进程,造成对人的全面统治与异化。作为人类整体反思的一部分,大众文化批判是针对技术理性和物欲至上思潮的一种文化哲学思考与辨析;而大众文化内蕴的审美化生存,即现代人感性存在的快感体验与大众向度,又是大众文化内在活力与文化市场机制外的民间智慧的体现,“感性、愉快、当下”应该是大众文化审美品格的起点。可惜的是,无信仰的繁盛与无原则的喧哗成为当今时代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样态,崇高品格的匮乏与英雄人格的稀缺成为消费时代文化被金钱和功利普遍“钙化”的后遗症。

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悖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浸染已是在所难免,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审美趋向也日渐明朗。然而,大众文化承诺给人们的欢乐神话与身体解放,却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品格内蕴着莫大的吊诡。同时,大众文化的崛起使经典美学理念几近失效,新的美学原则一时之间又难以服众,尤其是大众文化以身体为依托的快感美学与快适伦理,现阶段明显缺乏伦理学维度的审美正义、背离了人类学维度的人文价值。因此,超越物欲至上、技术异化与娱乐至死,解决当代技术主义、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思想难题,依然有待于努力。

娱乐正弊的《伪君子》

作为欧洲贵族时代少数几部喜剧成就最高的经典之一,莫里哀的《伪君子》这部理性驱逐神权时代的讽刺喜剧通过笑来打击恶以纠正时弊,启迪观众在理性的笑闹中透过那些可笑对象的偏执行为与拙劣表现反思自身的劣性与敌人的可怕性;它具有一种“闹后趋静”、“乐极生悲”的艺术伦理效果,在理性透视里渗透着悲戚与阴沉,凸显了真理的相对游移,并使这部理性喜剧跨到了悲剧界限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