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传播研究中视听传媒艺术理论的贡献

通过引介视听传媒艺术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电影类型学、图像修辞理论、接受美学和情动理论五大经典范式,有助于探析视听传媒艺术理论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可供性,推动国际传播理论建构的纵深推进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应当关注视听传媒艺术理论的适用性问题,避免理论的硬贴合,警惕想象式的理论挪用,从而探索视听传媒艺术理论与国际传播理论的互通、互鉴和互补。

新时代中国电影艺术跨文化传播的海外接受与话语特征研究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电影艺术在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效果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发展。聚焦2012年以来中国电影艺术跨文化传播的海外接受与话语表达,通过收集中国电影的海外票房、评分评价、国际获奖情况等一手资料,可发掘出中国电影艺术在海外接受上体现出的新变化,并总结出其所建构的话语的新时代特征。

以传统艺术技艺构建中国动画新生态

利用现代技术进行艺术创作时,参照传统艺术技艺是必要的。之所以用“技艺”而非“元素”,是将传统艺术视为有机体而非简单工具化挪移。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生态差异是这种学习的根本原因,现代艺术生态的脆弱性要求以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的传统艺术生态作为参考。动画的生态可以从对传统艺术技艺的直接模拟和合理创新两个部分来完成。生态的构建需要多种群、大体量的作品才能实现,这要求动画创作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对传统技艺进行参照与积淀。

中国古代文艺研究的学术传统

中国古代的文艺研究在1840年前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其研究主体多为具有“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文士阶层。他们更多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思考艺术的前提,围绕“人”的问题,把文艺放在与天地并行的宇宙空间中来思考,把人与文艺之间的关系作为文艺的本质问题来思考,把情感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作为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来思考。这种思考对象和方式避免了针对文学艺术进行孤立研究的弊端,形成了把天、地、人及社会统一起来协同思考的优秀传统。

中国皮影戏起源研究的方法论批评

近百年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皮影戏起源的时间、地点及其他相关问题众说纷纭,大体上形成了本土起源说与国外起源说两个阵营。本土起源说又可以具体区分为先秦、汉代、隋唐、五代以及宋代起源说五种主张。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观点,其原因在于学者们对皮影戏这一综合性表演活动进行研究时关注的焦点不同。这直接影响了他们选用材料的范围、分析材料的方法以及归纳推理的路径,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结论。目前,有关中国皮影戏起源的研究,整体上仍然保持着观点多元、结论开放的态势,但限于新史料的匮乏以及分析手段的局限,绝大多数研究成果依旧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从“活化石”到“新国潮”:昆曲艺术当代传承的消费路径研究

消费与昆曲艺术的当代传承之间始终保持着或远或近的距离。新中国成立初期,昆曲演出市场低迷,昆曲艺术的传承面临着濒危的局面。在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下,各大昆剧院团相继成立,人才培养、剧目传承得以恢复和发展,昆曲市场的资源在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中得到了优化,但在整体的演出市场中仍处于边缘位置,遭遇着被冷落的境地。进入新时代,昆曲艺术逐渐从“活化石”蜕变为“新国潮”,在与消费市场的共生共荣中获得了与社会的联结,融入人们的生活。昆曲艺术在消费创造的语境中实现了演变、传承和价值重塑。

论中国网络文学向传媒艺术改编的感官机制——视觉与听觉的角力

中国网络文学在二十余年的发展中走出了一条类型化的道路,视觉和听觉的感官机制在中国网络文学向传媒艺术改编中的角力,形成了“视觉中心”和“听觉转向”的发展趋势。在视觉的压制和听觉的抵抗中,可读的文学同时成为可看的文学、可听的文学,中国网络文学向传媒艺术改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学生产向跨媒介生产的转型过程。视觉和听觉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孤立隔绝的,两者能够相互补偿,但始终处于不平衡和非均质的状态,存在着物理性的感官裂缝。在互联网对媒介的集成作用中,中国网络文学向传媒艺术的改编借助“文本间性”和“媒介间性”,以复合文本形态弥合了这种裂缝,并实现了特定文本形态之间视觉和听觉的感官过渡。

新媒体语境下艺术传播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取向与范式革新

进入21世纪以来,艺术传播领域在新媒体语境中涌现出许多新的现象与问题,对艺术传播学的学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诉求和挑战,因此,迫切需要对艺术传播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取向与研究范式进行梳理与探讨。艺术传播学是根植于艺术学理论体系、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来剖析艺术传播现象与问题的一门艺术交叉学科。在新媒体语境下,艺术传播的媒介转向、新媒体赋能艺术传播和全球化视野下艺术的跨文化传播等问题已经成为当下值得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艺术传播学应汲取艺术学既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不断延展艺术学理论体系,在多学科的方法论中去寻求适合自己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化立场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风貌。

道与法: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2013《现代传播》年度对话

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的提升，是我国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中华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最终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本次对话是《现代传播》第十次年度对话，对话人将就“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的提升”这一近年来学界、业界关注的焦点热点话题，从政策与体制机制层面、内容层面、市场与产业层面、渠道层面、人才培养层面等方面予以解读，探析解决这一难题的理念与路径。

田野调查、艺术史学与艺术人类学研究——王廷信教授访谈

采访/整理:王永健访谈人:王廷信访谈时间:2021年9月27日,2021年11月16日王永健(以下简称“永健”):王老师您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对您做一个专访。我注意到您是文学专业出身,工作后进入戏曲研究领域,博士和博士后读的也是戏曲研究方向,这些年在戏曲研究、艺术学理论和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著述颇丰,我们先从您的求学和研究经历谈起吧。

中国特色艺术传播研究话语构建刍议

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进行科学的、全面的文艺评论,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繁荣发展"。文件还强调:要"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改进评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艺评论"。据此,我以为,构建中国特色艺术传播研究话语,亦是当务之急。"构建中国特色艺术传播研究话语"--这是加强新时代艺术传播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传播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则是其题中必有之义。

媒介化时代文化艺术对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维度与策略——基于社交媒体受众评价的内容分析

文化艺术对外传播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其施为作用主要发生在国家形象塑造的规范维度和审美维度两个层面。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战略部署和全面媒介化的时代背景为文化艺术的对外传播策略和国家形象塑造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国的国家形象实际上是国家形象与文明形象的综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互融与更新塑造着当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媒介化时代则要求跨文化传播全面关注个体认知和公共话语、地方性文化和全球化语境的关系。通过对海外社交媒体上的受众评价进行爬梳和内容分析,结合以上多重维度,可以提出一个在媒介化时代通过文化艺术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综合性模型。

新媒体背景下革命文物题材微纪录片故事性表达研究——以《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为例

【目的】《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是2022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共同打造的300集系列微纪录片。本文聚焦于微纪录片《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故事性表达,从视听语言应用、人物角色塑造、情节与矛盾处理三方面入手,分析其如何有效传递革命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及其文化价值。【方法】本文采用案例研究及新媒体传播理论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剖析《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互动性、即时性和广泛性特点,在重构红色记忆的同时,激活历史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促进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结果】通过对该纪录片的系统性分析和深入性思考,本文指出其在增强历史认知、推进文化情感共鸣及促进文旅融合方面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历史题材纪实作品在真实性、艺术性、思想性及创新性方面的综合价值。【结论】系列微纪录片《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作为一部在新媒体环境下成功传播红色文化的微纪录片,其成功之处在于精准把握了新媒体的传播特性,通过创新的叙事手法和丰富的视听语言,有效传递了革命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价值。该作品不仅提升了公众的历史认知与文化素养,还促进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和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为新时代下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影视艺术创新研究

本文立足于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力,通过文献搜集和市场调查,探索了影视艺术的生产路径创新以及我国影视艺术的视角转向。人工智能以强视觉呈现力、强判断决策力以及强分众传播力为技术驱动力引发影视艺术的创新,生产模式走向人机协同创作,在内容层面促进了虚拟现实影视艺术的生发和经典IP重制风潮。我国影视艺术行业也在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展现出视角转向,科幻题材影视作品的兴起、文学作品改编影视作品的热潮以及竖屏影视作品的发展共同构建出我国影视艺术新景观。本文的研究旨在总结人工智能对影视艺术发展的赋能点,为我国影视艺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与启发。

通开前人吾辈意,独步儒林得三法——访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陈美林

一、漫漫崎岖治学路陈天一(以下简称“天一”):先生您好!素仰您在戏曲、诗文、古典小说、文化史等方面具有深厚学养、精微洞识,受《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委托特来向先生讨教,请先生先介绍一下您的治学经验。陈美林(以下简称“陈”):虽然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成果,但并无什么可供参考的价值,更谈不上治学经验。何况那些成果都已成为过去。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前进,学术也在不断发展。

基于形状文法下苗族蝴蝶妈妈设计应用研究

旨在探索有效的途径,将苗族蝴蝶妈妈的传统纹样融入现代设计中,以增强文化传承,展现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应用。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数字调研、形状文法分析和设计实验4种方法。实验显示,利用形状文法生成多样的蝴蝶妈妈图案,保留传统文化元素,并融入现代设计。形状文法突出图案动态美感和曲线复杂性,具有实用性。研究验证形状文法在苗族蝴蝶妈妈的设计有效性,生成多样化图案,可应用于多领域,促进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应用。

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贯穿性

文化是支撑文明前行的动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依靠中国文化不断实践、不断创造的持续内在支撑。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对于人的“和”的心境的培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对“和”的追求相适应。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从孕育到演化再到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文化机制。这种机制体现在向“和”的理想迈进中在不同时代以“言志”与“载道”为核心的辩证讨论中。进入近代,这种讨论与古今、中西之争相伴随。在新时代,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守正创新”思想突破了中西、古今之争,体现出当代中国人思考文艺问题时的文化自主性,也赋予中国传统文艺思想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强的贯穿性。

中国艺术传播理论的当代生成研究

中国艺术传播理论的当代生成,与文化和艺术传播的社会环境变迁催生的理论自觉有关。学者们从对受众的凸显和对艺术活动中信息交流的重视开始,逐渐认识到艺术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进而认为传播是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在此进程中,中国当代的艺术传播理论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彰显了扎根传统艺术的学术品格和立足实践的研究路径。随着研究的深入推进,关注新技术对艺术传播的影响已经成为趋势,而挖掘艺术的民族性则是学者们肩负的重要使命。

中式奇幻·互文空间·诗性表达:《中国奇谭》的叙事探索

《中国奇谭》以其浓郁的魅性色彩、中式的传统韵味、深层的现代反思成为一部“现象级”国产动画。该片以中国式主旨意蕴统摄人物设定、文化主题、美术风格,形成动画与现实世界的互文扩展以及跨媒介之间的互文指涉,通过自由的诗性表达打破预设规则与传统模式,对传统意象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发展了国产动画思想与创作的表现形式,指明了国产动画讲述中国故事的叙事新走向。

回望与前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传媒艺术发展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导下,传媒艺术创作理念和方式应不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传媒艺术应持续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发挥作用,传媒艺术作品应不断深入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传媒艺术应不断参与到夯实全媒体传播体系、清朗网络生态建设的进程中,传媒艺术应着力在持续提升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力、影响力中释放作用。针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要求,应及时回望和总结中国传媒艺术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并为推动中国传媒艺术的繁荣提供前瞻性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