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学科交叉 服务国家战略——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设立是有组织科研的创新举措。作为兼具全球性和地方性的传播实践,媒体融合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研究机构的高度关注,从技术、理论到应用形成了复杂立体的知识体系。立足我国的媒体融合政策和实践,本文梳理和分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如何有效对接国家需求、推动技术和理论创新、服务行业和社会,进而更好地助力国家战略的实施。

大模型驱动的社会仿真实验室:人工智能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想象与路径建构

在传播研究的视野中,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从内容、关系、伦理等三个层面重组行业、重塑理念、重构秩序。曾经的媒介范式更多指向一种以传递、再现、组织为核心的中介逻辑,如今的仿真范式则聚焦于传播的新主体及其构建的新关系。在这个背景下,社会仿真实验室兴起为一种新的集理论与应用的传播研究路径,大型基座模型、类人智能体、网络互联结构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构成要素。这一研究路径可以打破现实世界的物理局限和认知桎梏,释放研究者的想象力和构造力,把现实社会较难甚至无法开展的传播试验,通过仿真平台进行观察测试,在社会各个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研究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包括技术资本集中与日益紧张的国际博弈、西方理念的主导性与语境化创新不足,以及理想的开放发展战略与现实的小院高墙治理模式之间的矛盾等。

“全球地方”视角下的中国国际传播新格局

近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越来越多以系统的、成建制的方式加入到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进程中。从全球视角看,我国地方正逐步以“全球地方”的新姿态,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畴、文化范畴和政治经济范畴内展开全球性交往。也恰恰是因为这种交往,中国的国际传播格局正在逐步发生转变。

释放地方活力:国际传播中心建设的重点、难点和关键

2023年,各地国际传播中心挂牌成立加速,标志着从中央到地方的矩阵式、立体化大外宣格局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中心建设重点包括渠道建设、内容生产、智库服务、人文交流和品牌塑造等五个方面。同时应认识到,国际传播中心建设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双重挑战,既要解决地方实践的复杂问题,也要直面与中央媒体相似的困境。应把握人才培养、媒体融合、技术应用、平台渠道和资源整合等多个关键要素,协同发力,让世界读懂中国,实现地方国际传播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2024年我国国际传播的关键变量与重点议题前瞻

面对全球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中行稳致远。展望2024年,从中国自身发展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美关系、地缘政治冲突、技术变革等四个要素凝练出影响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关键变量,提出2024年国际传播工作应更加积极有为,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大国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倡导全球经济新秩序、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关注全球安全和危机问题等重点议题,探讨做好国际传播实践的具体策略,营造良好外部舆论环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内外之间:“全球中国”传播研究的边界逻辑

“全球中国”视野下的传播研究需要认知并建立包含多种维度的内外边界逻辑。主权国家的领土边界是重要的政治前提,数字化进程虽然淡化了物理边境,但却将利益博弈和地缘冲突转移至数字空间中,要同时重视数字地缘政治博弈和向内的数字主权治理;政治文明维度上现代中国的形成路径追求政权的内向稳定,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竞争性军事征服扩张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潜力在因数字化而模糊的政治文明边界中提供一种新的文明理论;中国的媒介体制中“国家角色的作用”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这一底层逻辑使其与其他媒介体制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高度复杂和语境化的内外边界要求建立一种“复线”的内外观。

“通信-传媒”技术融合视角下的传统文化传播与数字文明构建

通信互联互通的本质使其成为全球传播网络底层基础,5G前沿技术应用激发了先进的数智媒体生产力,赋能优秀传统文化视听传播,使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当前我国的5G通信从技术标准、发展水平到行业应用均处世界领先地位,是难得的信息革命成果与突出成就。5G不仅是行业数字化基建、文化数字化基础,也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新机遇。随着通信技术持续演进迭代发展,通感融合、数实融合的传播能力愈发强大,新的连接模式或将催生新的数字文明,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

服饰修辞、艺术载体与文化景观——“中国国际时装周”时尚传播的三重维度

“中国国际时装周”作为时尚传播的重要形态,既是关于衣冠服饰的修辞活动、架构时尚故事的艺术载体,也是表征时尚底蕴的文化景观。本文从“服饰+修辞”的视角探索了“时装周”修辞系统的动态建构,尝试从“生活叙事”“品牌故事”与“中国故事”等层面发现融贯在时尚传播中的叙事逻辑与艺术旨归,并以文化景观为理论切口探讨“中国国际时装周”如何勾联都市文化的场景、弥合阶层文化的沟壑,并带动中国时尚文化的高效“出海”。

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边界拓展与自主性创新

国际传播是一个充满多元学术传统的知识场域。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需要立足本土实践,尊重历史逻辑,抱持全球视野,充分处理好政策议程、实践议程与学术议程之间的互动关系,系统吸收好多个学科的理论贡献,在借力时势不断拓展知识边界的同时,着力塑造新时代的学术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国际传播核心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自提出以来成为国际舆论热议的新词。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兼具现代性内核和文明性特征的主体性追寻。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和话语生产面临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在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时,应努力破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就现代性所创造的多元地方性知识的交流藩篱,让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和话语在全球南方落地。与此同时,在国际传播中应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魅力的塑造,秉持自信、平等、包容的心态。

平台研究的进化及其中国框架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信息富裕国家正在快速迈入一个平台社会的发展阶段,如何理解数字平台驱动的经济、治理、文化和日常生活转型,成为平台研究这一交叉领域的关注点。从媒体、传播与社会的交叉视野进行梳理,平台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作为媒介化延伸的概念化和初步理论化阶段,二是语境化和去平台化阶段。中国的平台研究更多聚焦信息经济、媒体环境、社会治理等问题,较多受到欧美学术界的学术议程影响,未来应当超越道德批判主义,在国家理论视野内更多地关注新型国家-平台关系,立足本土发展与治理经验,提炼自主理论框架。

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全媒体传播基础设施升级与应用生态创新

尽管当下全球大模型投建如火如荼,但如何利用大模型赋能媒体融合,路径尚不明晰。从“涌现”和“同质化”入手,深刻理解大模型的技术特性、技术局限与潜在风险是必不可少的前置思考。对主流媒体而言,对大模型采取“拿来主义”并不可行,通过价值观对齐、行业知识增强等措施建设安全可控的媒体大模型是媒体融合新的技术落地方向,能够驱动基于智能体的人机协同的“策采编审发评馈管”全流程智能升级,加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新范式的普及化,促进智媒应用生态的持续繁荣发展。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全媒体传播的切实进路应以媒体大模型为新技术底座,以大模型核心能力为支点,以内容生产、内容消费、内容安全、媒资管理、协同办公等典型行业场景为切入点,以智能媒体应用创新为落脚点,通过模型赋能、场景赋能与生态赋能多层次完善主流媒体布局,从而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主体关系的聚集:群聚传播时代的舆情溯源及价值依循

群聚传播时代的互联网舆情是一种关系势能,其发端于群聚传播的“聚集”本质,这一本质由人类群聚本能的回归与重现以及媒介技术集置属性的凸显共同决定,具体包括舆情主体的聚集、舆情客体即舆情事件的聚集,以及舆情本体也即社会情感的聚集。这一聚集是动态化和情境化的、过程性和关系性的,且具体呈现为各行动主体在媒介关系实践过程中的协作与冲撞。作为一种主体媒介关系实践的表征,互联网舆情呈现出了涌现性、反复性、交融性和相似性等特点。群聚传播的主体关系偏向决定了要从主体媒介关系实践的三个维度出发来探讨互联网舆情治理中的价值依循,具体包括在个体关系层面注重个体情绪的表达和传递,引导个体心理向善;文化关系层面寻求群体间的协调与平衡,促动集体氛围营构;社会关系层面关照公共领域的整治和重建,倡导理性对话展开。

数字公域:数字文化视野中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当前,数字文化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数字技术重塑传播主体观念,再造主体实践模式;其次,数字平台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定义国际传播新边界;再次,数字文化在失序与重构之间衍生国际信息流动新秩序。面对控制和博弈的数字风险,国际社会产生对数字技术的人文性反思,并延伸出数字文化抵抗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公域传播秩序”概念,以此指向数字文化与国际传播的多维互构关系。

“双向奔赴”:国际传播学与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互鉴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走出来”,从以我为主到兼顾他者视野再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演进逻辑。身处“走进去”的当下,如何依托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精准化水平,如何将媒介与传播逻辑融入区域国别研究,不断增强两个领域的交叉互动,共同创新国际传播的学术议程、拓展国际传播的实践面向,成为当下的重要问题。国际传播学者和区域国别学者的自觉、创新合作将展现出“双向奔赴”的不竭动能。

中国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2023

2023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呈现出较强的自主创新意识,在重访经典理论、深研人机关系、探求社会包容、创新风险治理、理解平台社会,以及提升媒体融合和国际传播领域的知识生产能力等方面产出了众多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传播学的开放性、包容性、自反性特征得到彰显。基于对本土复杂传播实践的经验感知和对国际学术圈层的前沿把握,中国传播学者正在努力拓展问题域的边界,提升理论概念的原创力和解释力,自觉地将自身的学术主体性投射进一个学科交织与经验交叠的传播场景中,努力洞察具有时代性的研究议程。

谁的TikTok:国际传播视野中的数字平台

TikTok事件展现出数字平台在全球扩张中不得不认真处理的市场、政治与文化关系。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分析TikTok事件,需要综合多方观点,深入理解其技术能力、市场优势、文化身份、政治内涵,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带来的启发与警示。

数智时代传播生产力:科技赋能文明交流互鉴的逻辑、特征与思路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发展的实践路径。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科学技术一直是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数智时代,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频繁,形式多样,以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前沿科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际人文交流作为数智融合传播主体,搭建了承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融合的传播场景,呈现出广泛传播性、深度嵌入性、时空场景性与数实融合性四个突出的传播特征。科技作为社会发展的先进生产力,通过各类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在传播、阐释和连接三个层面重塑着人类文明。科技创新为文明互鉴提供了新思维,搭建了新场景,不断探索人类文明跃迁的新路径。

网络视听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图景的现实表征与构建逻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视听已成为文化传播与日常生活的重要媒介,也日益成为文化生产的重要领域。网络视听在创新主体、核心根脉和重要目标等方面,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深刻而自洽的内涵关系,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影像赋权、彰显中国特色的文化“双创”以及打造共同富裕的产业驱动等先天优势。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网络视听空间以丰富的案例多维度地反映和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图景。究其背后的生成逻辑,实为网络视听承担了五种身份,即作为“引领者”弘扬主流价值,作为“记录者”打造多模态中国文化符号,作为“讲述者”激发情感共鸣的时代语态,作为“参与者”构建多元互动的社会场景,作为“驱动者”正确处理技术赋能与艺术实践的关系。网络视听媒体以其突出的视听艺术特性和共创共享的互联网品质,正在成为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重要力量。

国际组织的国际传播话语建构与实践——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

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行为体,国际组织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然而,不同于其他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主体,国际组织因其自身的多元性和不完全主体性等特征,在国际传播中呈现出种种话语权力的矛盾与抗争。本文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探索国际传播视域下国际组织的发展演变及其运行原理,解析国际组织作为传播主体的复杂话语实践,厘清以国际组织为主体的国际传播话语建构的逻辑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