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大事记

(2012年1-12月)1月本月,谢贵安著《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月本月,谢贵安著《中国旅游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3月10-11日,吴根友教授出席南京大学宏德出版基金会'段玉裁全书'编辑会议。30日,吴根友教授出席华师国学院成立大会并致辞。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大事记

(2014年1-12月)1月4日,郭齐勇教授在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演讲'国学智慧与领导修养'。22—28日,吴根友教授在巴黎出席法国国际哲学学院、第十二大学与武汉大学合办的学术会议——'欧洲的哲学启蒙思想与中国的哲学启蒙思想之比较',提交论文《西方哲学启蒙思想观念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的应用与发展》。冯天瑜、杨华教授编《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郭齐勇教授编《中国哲学史经典精读》,陈文新教授编《中国文学史经典精读》分别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大事记(2015年1—12月)

1月24—25日,欧阳祯人教授应邀参加深圳大学'经典、经学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从天人关系看<大学><中庸>的宗教性》,并作大会发言。24—25日,徐水生教授应邀参加深圳大学'经典、经学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的复杂关系》。24—25日,胡治洪教授应邀参加深圳大学'经典。

论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展陈设计理念——以中国长江博物馆为中心

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展陈方式不同于历史类博物馆和区域综合性博物馆,就在于必须以空间性统筹时间性,而不是以时间性统筹空间性。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项目,中国长江博物馆必须科学展示长江文化遗产带的基本特征和典型符号,使之成为一个新时代有关长江的知识再生产和文化再创作的场域。在长江文化主体间性的视域下,中国长江博物馆的展陈应以孕育、承接、引领中华文明为主题,以地理中枢、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三大共性为内涵框架,将长江文化放置在中华文化的生成中,放置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重新阐释这一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同时,中国长江博物馆必须正确把握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通过搭建多个情景化的叙事空间和运用最新的数字技术来还原展品的生命轨迹,引导公众在与活化展品的良性互动中完成民族神圣地点的记忆共享与中华文化的传承。

武汉大学释古启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百余年来,武汉大学几代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形成了新旧融合、中西会通、继往开来的传统。其研究涉及文史各个领域,但他们尤其关注“一源一流”,即对中国早期文明进行“释古”研究,对明清以来的文化转型历程进行整体阐述。同时,他们注重以长江中游即荆楚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文化研究。他们在对中国文化史的叙述、对“封建”问题和早期启蒙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冲击—反应”模式和“文明冲突论”的回应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学术创新,是由于湖北地区具有以经史旧学融会新学术和新思想的良好学风,其中鄂东学人和鄂东学术的贡献尤为明显。新儒家代表人物多出自鄂东,而武汉大学学者的新儒家研究可视为对前辈学术的继承与回归。新世纪以来,新一代学者继承传统,在诸多领域仍保持特色,多有所拓新。

酬世文献与中国传统礼制的“下移”

明清以来,“酬世文献”甚多,但其编纂目的在于日用应酬,多为民间坊刻,印刷粗糙,版本混乱,用之即弃,所以存世较少。目前至少可梳理出《酬世锦囊》《应酬汇选》和《乡党应酬》三个系统,其祖本可溯源至清初乃至元明的民间日用类书。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主张“应酬即是格物”,“应酬即礼”,为日用应酬的礼仪化和酬世文献的编纂做了理论铺垫。作为一种礼仪手册,酬世文献延伸并细化了宋代以来的庶人乡礼,打破了“庶人无酬酢之礼”的限制。酬世文献中的礼文,是明清以来民间礼仪活动中口头言说、文字往还、人神沟通的主要文本资源,其中的活套、丽句、佳联极便于下层行礼者模仿套用,促进了礼文在民间社会的应用。乡间礼生、“下层读书人”或“平民读书人”,都是酬世文献的传播者和应用者。民间酬世文献的流行,推动了传统礼制的下移和礼仪之邦的形成。

新知与遗风:1911-1935年中国西北的乡土文化图景——以民国游记为中心

辛亥革命后的内地,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新知识、新思想猛烈地冲击着古老的封建文化。但是在广袤的西北,复杂的民族、多元的教派、厚重的宗族等等,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尽管中原封建帝制已然消亡,共和之风也随国民军入甘,但边缘地区的人民却紧紧依附于更加保守的势力,遵从旧有的秩序,在乱世之中努力复刻祖辈的生活模式。这一时期游历西北的官员们在其游记中描绘了一幅与内地迥异的乡土文化图景。

翻译与研究:中国文化经典的世界之旅

2022年12月17日至18日,题为“翻译与研究:中国文化经典的世界之旅”的“新汉学计划”博士生文化与汉学专题工作坊会议在线上召开。此次工作坊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和武汉大学文青学社等单位共同举办。

台湾高中传统文化教育述论——以《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为例

台湾高中阶段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四书",对应的教材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教材》。"四书"教育一向被视为台湾国文与国学教育成功的典范,它对战后台湾民众的文明教养、国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重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发展过程的回顾,比较其经典版本,并从教材结构、诠释标准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讨论《四书道贯》本《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存在的问题,进而检讨李扁时期以来台湾传统文化教育的乱象。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的新路径——吴根友《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评介

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中国学术史中的一个特殊指称,特指从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的这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主要是由于民国时期梁启超、钱穆二人先后著有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对这段学术史的研究,影响深远,都成为清代学术研究的经典著作。尽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上下限迄今还存在分歧,但几乎成为清代学术史的代名词。而学界在对这段学术史的研究之中,又以对'乾嘉学术'的研究最为核心。台湾知名学者林庆彰先生曾主编《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

中国史学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

制度是人类构建的约束自身行为之规则,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习惯、法规、戒律的集合,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结构性功能。中国有悠久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以《尚书》、《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为代表的古代史著注重对制度文化的载述;以“通”、“典”为代表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典志体”成为一种代有传承的重要史体。中国史家热衷对作为文化现象的国家制度进行考释,累世积淀,成为史学的一种厚重传统。“三礼”、《史记》、《汉书》、“三通”为其杰构,近代史家更有拓展。中国古代的制度考释注重于“周制”和“秦制”。“礼”为制度之祖源,“三礼”是周制载述及其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系统记录和创造性诠释,实为周制与后周制的混成。《春秋繁露》“复古更化”,《石渠议奏》、《白虎通义》帝王“称制临决”,成为周秦转折中阐述、改造周制论著的代表。

探索近代文化轨迹的新创获——耿云志主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读后

九卷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将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视作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一个相对完整过程,揭示转型的外在条件、内在机制及内外互动关系,探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若干关键环节及基本理论问题,其关于近代转型内因与外因主次关系的分析,关于"中体西用"论及"西学中源"论生成机制的分析,关于"改良"与"革命"的歧异性与同一性,皆提出颇具创识的评议。全书于坚实的考辨中,透现出平允而又卓异的史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研究范式的确立——以明代“四大奇书”为例

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大力倡导和积极实践,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研究在清末以降的学术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新方法、新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尤其是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金瓶梅》等)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建构现代学术体系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两极评判的当下启示

中国文化延绵久远,仪态万方,蕴藏丰富,视角各别、价值取向有异的中外人士对它的评议往往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甚至同一位思想者在不同语境下作出截然悖反的判断。一、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两极评论(甲):佳评如潮西方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即有关于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文化的种种传说。十三十四世纪之交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254-1324)在其《东方见闻录》(又名《马可·波罗行纪》)中描述了'契丹'(实为元代中国)文化的繁盛发达。

山区开发史研究论略——以中国南方山区为中心

由于地形、交通等条件的限制,山区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往往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有意或无意间被视为闭塞、落后的空间。然而,随着人口剧增,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凸显、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加之开发过程中对山区自然资源过度利用和滥用、山地侵蚀加剧、水土流失及环境恶化诸问题不断暴露,山区逐渐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以至于有'落后在山、潜力在山、希望也在山'之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的内在联系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梦＂的精髓。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复兴,更是文明和文化层面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要成为有根的复兴,就要充分发掘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夯实＂中国梦＂的文化根基。在实现＂中国梦＂的总体目标下。

优秀传统文化对实现“中国梦”的借鉴意义——以先秦儒家和谐思想为例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的“中国梦”理想，并深刻阐述了“中国梦”的总体目标、具体内涵、实现途径和实现主体。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如何转化为当代文化软实力

中华传统文明具有连续未辍、世俗理性、开放包容、崇尚和平、伦理道德等特点,在这种文明中,中国人形成了仁爱民本、忧患担当、和合共生、厚德载物、敬老慈幼、重义轻利等价值观。经过"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中国文明目前面临着全球化、网络化、文明冲突、文化认同等严峻形势。为了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国家层面,必须大力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进行对接,在文明对话和国际事务中推介中国传统价值观并赢得国际话语权;在国民个人层面,必须做到有知、有礼、有耻。

40年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1978—2018)

近来,各个学科、各个领域都在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回顾的时间单位,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本文拟以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为时间单位,对中国文化史研究作一个整体的回顾和评述,以便于今后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此前,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类似工作。例如,早年朱维铮在《中国文化史的过去和现在》(1984年)中简要回顾了文化史的渊源发展,并指出文化史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进行综合性研究"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