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写作与安徽民俗文化融合推广研究

安徽民俗文化旅游在推广过程中,应当符合时代要求,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将创意写作的概念积极融入民俗文化旅游的推广活动中。利用创意写作推广安徽文化旅游产业的措施有:系统整理安徽民俗文化资源,确定保护措施;借助应用型高校平台,培养文创写作人员;重视创意实践,打造特色文宣等。

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以浚县古庙会为例

庙会作为中国独特的民俗文化活动,不仅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还具有社会与经济功能。挖掘浚县古庙会的当代价值,不仅可以进一步弘扬中国文化,还可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对于促进当地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等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方以智“藏理学于经学”思想析论

方以智鉴于晚明理学末流虚言讲学、空言性命而造成学术衰败、人才凋敝,最终导致宗社丘墟,神州陆沉,故高擎“藏理学于经学”之旗,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桴鼓相应,希冀以“经学”之实矫“理学”之虚,是明末清初“崇实黜虚”思潮的产物。经史之学是方以智一生学问基址所在,是其“藏理学于经学”的学术渊源,与桐城方氏家学,其师王宣、白瑜的启蒙教育,早年交友访学的经历密切相关。方以智“藏理学于经学”思想发扬了儒家经史之学“通经明史以救时”的传统,用以批判晚明不良的学风、士风,挽救极端混乱与黑暗的政治、社会,有“匡时救世”的现实用心。

江南文化的结构、互动与思想基础

江南文化是南宋以后在长三角地区兴盛的特色区域文化,它在结构上存在三个层面,即乡村文化、市镇文化和都市文化,其中占据主体地位也最具特色的是作为中间体的市镇文化。互动是江南文化繁荣的内在根据,既存在自我纵向互动,更存在空间横向互动,最大力量是商业资本,最重要群体是商人,尤其徽商举足轻重。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有强大思想支撑,朱子之学是维系长期稳定的思想基础,事功主义思潮和“心学”思想是提供活力的精神源泉。

清代祁门文堂陈氏祖塚纠纷案探析

本文梳理了清中后期祁门文堂陈氏祖塚纠纷案件始末,支派间的联合及矛盾。祁门文堂陈氏在坟产纠纷解决中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如合祭、主动告官等。这些应对措施说明,虽明清以来,徽州宗族统治虽有不断削弱的迹象,但是祁门文堂陈氏宗族以坟产纠纷为契机,在清中后期迅速加强了宗族各支派间的联合,强化了宗族统治,当然在联宗的同时,支派间也存在矛盾。

文献、读书人与宗族:明清徽州婚姻缔结礼仪的建构与实践

明代以降,国家礼仪下移,但如何使其与民众日常生活有所契合,并内发地开展礼仪建构与实践,能够在形成稳定体系后被地方民众持续执行与坚守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探讨文献、读书人以及宗族等在徽州地区婚姻缔结礼仪建构与实践过程中的表现与作用,更好地理解“礼制下行”至地方之后,民间为实现与国家礼制的“恰当对接”而进行的自我调节以及国家礼仪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抵牾、调适与融合的动态过程。

诗风崇雅——《诗经》中飞鸟意象的解读与分析

《诗经》中记载鸟类的诗篇约有79首,不但数量众多,且文化底蕴深厚。《诗经》中飞鸟意象对婚恋生活的反映、对自由、快乐生活的反映、对物候文化的反映是《诗经》风之意蕴的重要社会表征,这种意蕴其后成为中国诗文化的基本内涵,影响着中国诗歌的发展。

祁门县《方氏族谱》土地契约文书探究

民间契约文书具有独特、重大的研究价值,而收入族谱的契约文书是已订立的契约文书的抄录再现,在族谱中所呈现的诸多契约文书,一方面是向后世子孙及旁人传递宗族族产、祖产等的具体信息以宣告其所有权;另一方面是通过记录这些契约内容以证明其产业合法性,或者在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纠纷中提供强有力的证据。笔者所见于《方氏族谱》中的契约文书,数量可观,且年份集中于清前中期;这些族谱契约文书具有散件契约文书的一般性特征,包括立契人、中人、代笔人,以及交易物、边界和相关契约术语等。此外,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族谱契约文书中的契约参与人之间的联系。这些族谱契约文书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该宗族该地域的土地交易、社会经济及宗族契约秩序等情况。

移民与徽州社会变迁

汉晋以降,徽州地区经历了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靖康南渡三次移民浪潮,他们或因政治动荡、战争频仍;或因自然灾害、政府强制而不远千里徙居徽州。俗语云:“入乡随俗。”这些外来客们并没有遵从徽州旧习,易风随俗,反而移风易俗,移民给徽州带来了新的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数代之后,落地生根,完全融入徽州地区的本土社会之中,形成了徽州本土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生活习俗。

方向、逻辑、方法: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中国书法史研究

文章提出"方向、逻辑、方法"治学理念,由此开展书法史研究并作深度的文化解读。文章同时指出,深入推动学习和研究书法史,应当找准当代书法的特质、方位,在继承中创新发展;研究中国书法史旨在探讨中国书法发展的过程;书法史研究的本体应是书法和书法家;书法史研究应注重研究理念、研究视阈和研究方法。书法发展的任何阶段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大环境,提倡书家在提高技艺的同时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从而由技入道,以技修道,道技并重,推动当代书法发展。

解读清代徽州地区理想化下的“无讼”与现实生活中的“健讼”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传统礼法思想的大背景下,始终将“无讼”作为司法实践活动的终极目标。而处于同一时期的徽州地区,却出现大量睚眦小事“积年争讼不休”的现象。笔者试以《纸上经纶》和“清光绪黟县汪姓益隆店业讼案文抄”为中心,浅析清代徽州地区理想化下的“无讼”与现实生活里的“健讼”。

谈安大简《诗经》的一个异文

《诗·周南·关雎》"寤寐"之"寐",安大简写作""。此字形当分析为从"丬","帚"声,系"寝"字异体。"寝"古训"寐"。《诗经》早期版本作"寝",因"寝"、"寐"义同互训;加之秦朝焚书坑儒,典籍失传,至汉代,文献的流传靠口耳相授;且"寐"字有一种形体从"寝",汉代学者可能误认为是"寐"了,于是"寤寝"就变成了"寤寐"。

“恢复专商”:嘉庆十一年解盐管制的政策回归

嘉庆十一年(1806)前的解盐"民运民销"未能使盐政目标达到长期均衡。嘉庆十一年,清政府又恢复了对解盐的专商运销。这次政策的回归,除盐课较前略有参差外,其余一切仍是循旧章办理。"恢复专商"实质上又从制度层面强化了政府对解盐的管制。

量为变通：清代后期解盐管制变迁述论

清代后期,由于时局变迁,盐业运销制度多变,解池盐业亦不例外。嘉庆十一年(1806)解盐运销恢复专商制,这从制度上强化了政府对解盐的管制。道光之后,由于形势需要,解盐管制屡屡"量为变通"。然而,盐业运销制度变革的终极目标仍是致力于"裕课"。对盐业经营而言,管制是必要的,关键在于如何掌控其适当适时的强化与放松。

“牵輓不易”：清中期解盐运销自由化探析

清初,解池施行"畦归商种"后,成为恢复和发展较快的产盐地之一。由于清政府的加引增课和管理腐败,又导致了解盐经营的周期性危机。在解盐经营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下,"课归地丁"改革被提上了日程。但是,这次解盐运销的全面自由化,未能达到盐政目标的长期均衡,尤其是未能实现"裕课"和"杜私"之目标,清政府在嘉庆十一年(1806)又恢复了专商运销制。很明显,盐业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最终是基于清政府的现实利益,而非"恤商"和"利民"。

义理降格与桐城派末期文学的分野

清末民初,随着理学道统的衰微,桐城派以理学为根基的文道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并出现分化,表现在文学领域,便是于派别内部引发了在学术观念以及文学追求上的诸多分歧,并由此分裂出两个不同的文人群体。一是以吴汝纶父子为核心的北方桐城派文人群,企图冲出理学罗网,构建新的文道观。他们以词章涵融中西之学、倡经世之说,且主张诗文当追求刚健雄奇的风格以及酣畅淋漓的情感表达。而相对后出的“二姚一马”诸人则谨守桐城家法,坚持以辞章为阐发义理之具,在诗文风格上虽志在刚柔兼济,而实偏于清幽雅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桐城派末期两个文人群体对文学的探索,也为后起的同光体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经验。

晚清徽州的族规家法与宗族秩序重建——以瞻淇汪氏《祖训十条》与《祠规十条》碑刻为中心

咸同兵燹给传统徽州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宗族秩序面临挑战。瞻淇汪氏宗族审时度势,重立祖训祠规,围绕族人日常生活和宗族事务管理两大方面,针对现实问题提出应对措施。祖训祠规以强制性的法令条规为主要形式,可见晚清徽州在重建宗族秩序过程中深入贯穿“寓教于罚”思想,并在族规家法制定层面得到具体展现。从而使其在延续传统宗族理念的同时,又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烙印。族规家法的制订不仅是宗族重建秩序的必要举措,同时也是宗族面对社会变迁的积极回应。

道光朝回疆职官变革得失探析——以道光十六年喀什噶尔职官参劾案为中心

为加强西北边疆防御,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在新疆南部(又称“回疆”)进行职官调整,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从喀什噶尔东迁至叶尔羌。道光十六年(1836),因为喀什噶尔库银亏空和民众控告当地军官,引发了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与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关于事权的矛盾,进而展开了一系列参劾,凸显出道光时期回疆职官变革过程曲折。

徽文化与长三角一体化的历史融合

本文论述徽州与长三角一体化的历史建置沿革,认为徽州是我国历史上郡县建置最早、区域建置最为稳定的地区之一,且始终是“江南”行政区划的一部分;更由新安江、钱塘江一水相系,同源共流,创造了灿烂的钱塘江流域文明,彰显了长三角一体化的水地因素。以徽商从徽州出发、向江浙辐射和既重传统产业也能适时转型的史事,说明徽商文化在长三角文化中的贡献与融合。以原籍徽州而寄籍江浙沪等地的名家名人为例,论述明清时期徽籍人士在长三角文化发展中的贡献,说明徽州人文精神在长三角文化一体化中的特质和作用。

徽州琴乐发展述论

古琴是一门文化内涵远超艺术内涵的乐器,徽州有着文风鼎盛的人文环境,当地善琴的文人群体为琴学发展奠定了人文基础。宋代以来,徽州文人朱熹、程瑶田等为琴学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他们将自身的儒学修养结合古琴琴理,使琴学理论的阐发科学化,也赋予了古琴更为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服务于礼法的教化作用。文章通过阐述徽州琴乐发展的条件、特点与主要文人琴家所作的琴学贡献等问题,探讨了徽州琴乐发展的基本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