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雅俗:中国俗文化研究的路径与效果

上世纪初,受西风东渐的影响,以“风俗”“白话文学”“民间歌谣”为代表的俗文化,在“文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旗帜下,摆脱其长期被忽视的地位,开始受到广泛重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化研究正式拉开帷幕。然而,时至今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路径更有效地开展俗文化研究,仍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想就此谈一下看法。

俄译中国古代艳情小说中的性民俗与性文化解读

1977年问世的马努辛译《金瓶梅》两卷集,基本忠实地译出了原文场景和人物话语,不愧为优秀的俄文译本,但也存在着两种语言文本之间译介和传达所必有的信息衰减与遗失。李福清为该译本第二版撰写的前言《兰陵笑笑生和他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是苏联时期中国艳情文学研究中真正涉及作品情爱内容,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的一篇重要论文。苏联解体后,莫斯科正方出版联合体于1993年推出名为《中国色情(Китайскийэрос)》的文集,将中国古代色情文学与性哲学、性医学方面研究论文融为一体,构成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性学"大全,有助于读者建立起有关色情与性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地位的完整概念。

学科交融: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对西方民间文学理念的引进,引发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抬头;大小传统概念的运用,促进中国俗文化研究的兴起。敦煌文献中有丰富的俗文学作品,四川大学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展现出语言学、文献学、文学史和敦煌学、佛学等学科交叉综合的特色,尤其以白话诗为研究核心,贯串了各类敦煌俗文学,为后学提示了突破俗文化研究的入口。在此我想就俗文学研究略谈一二。

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综述

2023年9月23日—26日,由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学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代到北宋丝绸之路(陆路)上的驿站寺庙、重要古迹与文人活动、文学创作及文化传播”课题组主办的“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二十二届年会”在西安成功举办,来自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台湾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共收到90多篇学术论文。

谈名道字——中国古人名字中的语言文化现象考察

中国古人兄弟之间取名有若干规则。双名者,兄弟名皆在相同位置有一字相同;单名者,兄弟名皆有相同的偏旁部首或结构形式。此外有若干特殊规则,如取"八元"、"八恺"、《周易》卦名等。取名规则与维护宗法秩序和血统纯洁的目的相关。古人表字有与名的涵义无关者,其形式为以表长幼次序的字与表男子身份的字构成。古人有单字表德者,加语助而为双音节词。单字加语助有两种情况,一为单字加行第,即表德之字加伯、仲、叔、季等;一为单字加美称,即表德之字加子、甫(父)、君、公等。僧人法名由"共名"与"殊名"组成,表字与士大夫同。法名可简称"殊名",字须全称,法名与表字可连称。据其称呼惯例可纠正古籍整理中的错误。

身体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范式转型

"身体"视域的引入,有助于推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有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文化形塑以及"神授传承"等关键议题的深入讨论,同时也能反思当前"传承人"保护的紧迫问题。中国本土传统中文化的形塑与传承,与"身"、"体"、"践"、"行"、"习"等一系列"身体"命题密切关联。因此,可将"身体"视为一种方法来呼吁遗产研究的范式转型,从而探讨在西方遗产话语之外理解何为"传承"的另一种可能性。

《中国佛教文学研究》述评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三者之中，儒家、道教源自本土，佛教源于古印度。由于佛教本身具有的鲜明的异域文化特色及其经历的漫长曲折的中国化过程，它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作用、影响较诸儒家、道教都更为复杂。自佛教人华不久，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与互动性就引起了中土士人的关注。不过，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则始于20世纪之初。先有梁启超、胡适等学者的首倡，后有郑振铎、陈寅恪、季羡林等学者的发明，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佛教文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颇为热门的领域。

回归“哲人之邦”套话--近30年来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与想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进行着新文学的建构,中国传统文化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有迹可寻,但中俄学者对此都未曾留意。部分俄罗斯作家或直接塑造,或偶尔提及中国文化英雄,如在《秉烛夜游客》和《回归太白》中对李白形象的塑造,以及俄罗斯作家对庄子和老子的曲解。另一些俄罗斯作家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俄罗斯文化相拼贴,如"欧亚交响曲"系列小说、《2008》和《阿狐狸》。俄罗斯当代作家通过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构建中国形象,从而回归了俄罗斯18世纪末"中国是‘哲人之邦’"的套话。这既具有当下的针对性,又折射出"新欧亚主义"的观念,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出发点,但他们在俄罗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不应低估。

重述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新话语——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作为前沿交叉学科的文学人类学,经过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实践积累,终于走向以文化符号编码论和四重证据法为其特有内容的中国本土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成为一种具有深度解释能力和影响力的学术新话语,承担起扩展文学视野、重述中国的时代使命。本次年会继往开来,以"重述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新话语"为主题,并就"四重证据五种叙事如何重述中国"、"多民族中国的文学表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故事"这三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热烈的交流。

义解:移花接木——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

中国佛学对印度佛典的理解与解释近乎一种文化"嫁接"。最初的佛典讲解者必须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置入汉民族的生活语境中,因而采用了一种用中国儒道学说来比附印度佛教学说的"格义"的阐释方法。关于"格义"的使用年代与确切含义的理解,学界有不同看法,但考其精神实质,应是一种"傅会中西之学说"的方法。"格义"方法充分证明了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阐释学原理。自东晋至隋唐,阐释佛教教义的"疏"、"论"大量出现,学术争鸣通过对佛典文本的阐释差异表现出来:因对同一经典的不同阐释而形成派别,因对不同经典的阐释而形成各种师说,因对不同经典的尊崇与发挥而形成不同宗派。通过对《法华经》"方便"一词各种解说的考察,可发现中国佛教的经疏有四个特点,即阐释的附会性、扩展性、细密性、多元性。佛教义学的疏论,是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典范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价值平议

可以从外部和内部来探究俄罗斯汉学界的6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价值和意义。首先,从世界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来看,《大典》既顺应汉学家和思想界合流的趋势,又在中国文化能否适应现代的问题上给予肯定回答,而且以其学科的全面性独标一格。其次,从俄罗斯汉学曲折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典》是对正在复兴的中国文化的正面回应,它继承了俄汉学将中国精神文化研究与国情学相结合的传统。第三,从《大典》本身的内容看,对中国学界而言,它倡导新欧亚主义,探讨中国文化的元命题,为我学界的研究提供启发和参照;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它正面阐释中国式发展道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实践中的转换作了论述,为我道路自信提供旁证。

探究中国哲学 溯源华夏心智——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哲学卷》管窥

新世纪以来,域外出版了若干种中国哲学方面的百科全书,其中俄罗斯科学院版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哲学卷》是非常有特色的。该书突破了原来苏联哲学研究模式,在内容丰富等方面引人瞩目,其对中国精神文化的逻辑性归纳,某些词条考镜源流式的学术探究,可为国内学人提供参照。《哲学卷》注重儒家而疏略道佛的偏向也无须讳言。

多民族视角下的中国傩文化

立足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傩文化具有跨区域、多民族分布的特点,傩在纵向历史传承和横向社会流布中杂糅口头文学、民间艺术、世俗信仰、伦理教化、精神娱乐等,成为错综复杂的审美综合体。

20世纪中国文学界之佛教文学研究

"佛教文学"是现代学者将各种零散偶然的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的文本整合而成的一种文学形态。这种考古式发掘、阐释与对话同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密切相关,在此语境中纵观"佛教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佛典译介文学"研究;(2)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敦煌文学"和敦煌"俗文学"研究;(3)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印度文学"研究;(4)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佛教文学"研究。

羌族民俗文化中“卐”或“卍”字符号的多维审视

田野考察可知,"卐"或"卍"作为审美符号中"有意味的形式",屡屡见于羌族生活及民俗中,其使用、内涵、来源如何,值得从文化人类学层面关注。立足本土语境,尊重客观事实,关于这审美文化符号的通达说法应是:羌族民俗文化中的"卐"或"卍"字符号继承着中国远古文化中的"卐"或"卍",而中国文化里的"卐"或"卍"字符号又是整个人类"卐"或"卍"字文化体系中重要的一员。

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国傩文化

当今中国社会,"傩"文化是热点之一,为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关注。历史上,尽管"傩"的根基在于鬼神信仰,但仅仅用带贬义的"迷信"二字来定位这种古今流传的人类文化事象是远远不够的。置身文化人类学立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深层上承认它是一种基于人类生活本身、起源古老的民俗事象,剔除其糟粕,发掘其精华,就会发现其光怪陆离的表象下凝结、浓缩、隐藏、演绎着诸多不失文化及艺术价值的内涵及元素。多民族共居的中国大地上"傩"遗存丰厚,在整个社会转型和艺术研究范式不断更新的当今时代,无论从历史纵向角度还是从现实横向角度看,其对于我们更新观念、转换眼光研究中国艺术和透视中国文化都有重要意义。

先祖敬奉 族群想象 文化认同——从四川茂县“中国羌城”说开去

祭祖意味着寻根:寻家族之根,寻民族之根,寻历史之根,寻文化之根。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是关系自我身份的极重要问题。古"羌"曾是驰骋中国西北的族群的泛称,如今聚居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其后裔的一支。当代川西北尔玛人祭祖认祖的族群寻根意识,在羌文化核心区茂县以"中国羌城"命名的建筑群中有鲜明体现。文章从祭祀先祖的羌城神庙中的元昊纪念大殿切入,立足笔者在川西北羌族地区的田野走访,结合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若干事象,透视其中的族群心理和文化认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当下语境中的中国羌族及其文化有重要意义。

俗文化与人类学——呼唤“民俗人类学”

人类学的民俗研究由来已久。在关注文化源起与根基的意义上,甚至可把人类学视为研究民俗的学问。不过结合中西对照的学术史变迁来看,问题还值得细说。汉语表述中的"俗",既意味着"雅"的对立面,代表底层百姓、引车卖浆之流;同时也象征与"礼"互补的"野",标志文明未开时的质朴、率性和本真。

人类学·性别研究·文化批评

性别研究或性别理论作为学术研究的新理念和新视角,在当今时代越来越为哲学、史学、法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科学所不可回避。作为文化批评,以"gender"为核心的性别研究,立足人文关怀,着眼性别差异,努力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语言、文本、思维特点、行为方式乃至婚姻制度、族群意识、社会结构、宗教信仰、艺术创造、文化交往等问题,构建起不乏现代批判色彩的理论体系,由此推动着人类学界的内部学科反思,同时在与人类学的互动中相互激发、彼此受益。

风骨嶙峋白门柳——古代中国女性文化札记之一

“白门柳”一词，本指金陵白下门之柳，为秦淮名妓之代称。在文学艺术领域，前人写过一出《白门柳》戏曲，乃是搬演顾眉生的事迹；今人写过一部《白门柳》小说，则是讲述柳如是等的故事。柳、顾二人皆名列明末清初“秦淮八艳”，她俩及其姐妹们的名字连同其极富传奇性的人生故事，数百年来飘荡在桨声灯影的秦淮河上，替六朝古都染上了浓浓的粉色，也留下说不完道不尽的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