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综合利用生态补偿政策与农户秸秆还田行为

秸秆综合利用生态补偿旨在激励农户积极参与秸秆还田政策,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然而秸秆综合利用生态补偿是否真的有助于农户进行秸秆还田尚不明确。鉴于此,构建秸秆综合利用生态补偿与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秸秆综合利用生态补偿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利用湖北省黄冈市82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秸秆综合利用生态补偿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补贴、监管和处罚均促进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相较于监管和处罚,补贴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有更明显的推动作用。2)作用机制发现,农户内在感知在秸秆综合利用生态补偿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影响中产生中介效应,即秸秆综合利用生态补偿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内在感知,进而促进农户秸秆还田行为。3)农户社会资本在秸秆综合利用生态补偿与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社会资本的提升能够进一步强化秸秆综合利用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推动作用。据此,有必要建立健全秸秆综合利用生态补偿制度,提高农户秸秆还田内在感知水平,增强农户社会资本,统筹提升农户采取秸秆还田行为的效果,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和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生态补偿扶贫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提出,生态补偿被赋予了扶贫解困的新使命。量化研究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有利于揭示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测度指标测算了贵州省3个贫困县432个农户样本的生计资本,通过似不相关估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参与生态补偿政策农户的总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其中参与政策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不同类型的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质条件、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两者在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此,在贫困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大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投入,并充分发挥不同补偿项目的协同作用,让农户真正从生态保护中获益。

贫困地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自愿性影响因素分析:以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为例

生态补偿政策中的自愿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云南省屏边县和西畴县的615份农户访谈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参与条件、参与动力、参与能力和政策吸引力4个维度分别研究退耕还林和公益林政策中影响农户自愿性的因素,为更好地提高农户参与政策的自愿性、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提供技术支撑。结果表明,参与动力和政策吸引力对农户自愿性的影响较大;退耕还林政策中,自愿参与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84.4%和15.6%,农户对周围人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有外出打工经历、政策了解程度越深以及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农户年龄和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大则自愿性越低。公益林政策中,自愿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36.0%和64.0%,农户对周围人和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政策了解程度越深,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可以通过有效政策宣传、用市场化手段引入社会资本以适当提高补偿标准、积极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等手段,来促进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政策目标更好地实现。

地下水超采区农业生态补偿政策节水效果分析

在地下水超采区农业生态补偿中,种植结构调整、冬小麦春灌节水、非农作物替代农作物三项政策是参与农户最多,覆盖面最广的地下水压采主要措施,综合分析三种政策的节水效果对于实现地下水压采的政策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基于河北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地区的实地调研,对试点区域内上述三政策的节水效果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种植结构调整政策的节水效果最优,冬小麦春灌节水政策的节水效果不理想。根据各政策的节水效果以及区域实际情况,实现政策实施的"精准化",将对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中的资金分配模式研究--基于内蒙古34个嘎查的实证分析

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为主体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对于草原生态保护和促进牧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内蒙古490户牧户的样本数据及34个样本嘎查的草场承包数据,对按照面积抑或人口分配草原生态补偿资金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导致补偿方式选择问题的原因在于牧民草场承包面积的差异化,政府部门确定政策实施方式时需要考虑多重目标,而牧民作为受偿主体主要根据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选择合理的补偿方式。通过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的探讨,研究认为按照草场承包面积进行补偿资金分配相对更能确保政策的生态保护效率。

贫困地区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贵州省三县的实证分析

文中利用对贵州省三贫困县432个农户的调查,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量化研究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上,运用二值选择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生态补偿政策户和无政策户的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户的总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无政策户,其中政策户的自然资本高于无政策户,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无政策户。农户的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对于退耕还林政策户和无政策户而言,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会显著影响其生计策略选择,而公益林政策户的生计策略选择主要受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影响。在生态补偿的机制设计中,更多的关注农户的生计问题,才能实现减贫和环境改善的双赢局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缺陷及国际经验启示

如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缺陷主要表现为制度建设滞后于市场化演进、竞争激励难以满足多元化需求、公私合作关系契约精神匮乏以及生态产品交易市场浅层化发育。发达国家在调适生态利益相关者间的认知差异、目标分歧和利益冲突中,形成了以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多元化的激励体系、契约化的公私合作体系以及市场化的交易体系为主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其经验值得借鉴。

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实践进展与经验启示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但由于结构性经济政策缺位,致使生态保护红线区利益相关者面临经济利益损失,因此研究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实践探索存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位、市场化补偿手段应用性有限、对农户可持续生计关注不足等问题。从国内外经验来看,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的关键性要素主要包括补偿主体、受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条件性和有效性。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需瞄准生态补偿的主客体,制定差别化的补偿标准,配合使用不同补偿方式,精准有效监督补偿客体,构建补偿综合绩效评价体系。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丘陵山区化肥减量补偿标准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绿色生产的有效手段,研究补偿标准对补偿机制设计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十堰市500个玉米种植户调研数据,以条件价值评估法为基础,运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对丘陵山区化肥减量补偿标准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农户对化肥减量补偿的参与意愿较高,87.4%的农户愿意参与化肥减量补偿。2)在考虑农户禀赋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下,利用参数估计方法测算的农户受偿意愿水平为65.34元/亩。3)农户的参与意愿和受偿意愿水平受到个人及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和认知特征的影响。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耕地面积、施用有机肥、过量施肥危害认知、减量必要性认知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量、商品化率、撒施化肥具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数量、撒施化肥、亩均净收益、未来有增量施肥的想法、风险认知对农户受偿意愿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年龄、受教育程度、施用有机肥、减量必要性认知具有负向影响。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应将化肥减量补偿作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结合农户受偿意愿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充分尊重农户意愿,可考虑"集中连片"而并非一定"整村推进"。通过加快研制和推广高效有机肥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等方式推动丘陵山区化肥减量。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退耕还林农户复耕意愿研究——基于云南省两县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8年8月在云南省两县所收集的289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参与退耕还林农户的复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样本农户在退耕期结束后的复耕意愿整体较弱。相较于汉族农户,少数民族农户受语言、文化习俗、教育水平等因素影响,退耕后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难度更大,复耕意愿较为强烈。退耕对收入的影响、还林树种的经济性、农户的非农技能等因素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复耕意愿。为使退耕期结束后项目的生态效益得以保持,应该进一步结合农户生计对项目进行优化设计,使其有利于农户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整体性治理:流域生态环境善治的新旨向——以河长制改革为视角

随着各种跨界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显现,并开始突破原有流域管理体制的组织边界,推进流域生态环境整体性治理已成为流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新趋向。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信任机制为关键性功能要素,合作提供无缝隙的公共服务。虽然河长制凸显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应用价值,但只是过渡性中间环节,结构性治理问题集中表现为治理层级、治理功能、治理信息和公私部门关系的碎片化。明晰流域治理层级责权分摊、加强跨区域跨部门协调整合、打通流域府际治理信息壁垒以及拓宽流域公私信任合作治理,是生态环境善治的实现路径,可有效减少流域治理网络组织间信息、认知、管理、决策等行为的执行和监督成本。

西南贫困地区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研究

聚焦贫困地区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研究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WTP)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在448位受访者中,有404位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付费。样本农户支付意愿为36.257元/年/户,而调研地大部分村庄实际收费标准远高于此。这说明现阶段在贫困地区建立垃圾治理农户付费制度已具备相当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收费标准应与农户收入水平相适应,稳妥推进为宜。2)农户支付意愿受到个人、家庭及认知特征的影响,女性比例、家中有村干部、收入水平、必要性认知、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农户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年龄、家庭外出务工比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家庭外出务工比例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最大,是影响贫困地区农户支付意愿的根本原因。3)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劳动力外流和农村社会"原子化"对贫困地区农户支付意愿产生不利影响。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贫困地区实施垃圾治理农户付费制度,收费标准不仅应与农户收入水平相适应,更应该实现差别化,而非整个村庄"一刀切"。

环境服务付费减贫的国际经验及借鉴

自1996年哥斯达黎加推出第一个大规模的国家环境服务付费项目PPSA以来,环境服务付费项目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和发展。虽然环境服务付费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然而由于意识到穷人可以成为环境服务的相关提供者,所以各国的环境服务付费项目试图将减贫目标纳入其中。在我国的生态补偿扶贫实践中,存在小农户参与存在障碍、补偿标准偏低、岗位型补偿作用面有限、减贫缺乏长期可持续性、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估和退出机制等问题。基于此,文中从贫困识别机制、多层次和差别化补偿、多元化补偿手段、对农户的生计关注和项目的绩效评估与退出机制五方面着手,分析国际上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厄瓜多尔和南非五国较为典型的环境服务付费减贫项目案例,总结提出可借鉴经验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我国'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大背景下,生态补偿要想实现环境改善和减贫的双赢局面,必须基于农户的异质性特点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进一步的精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