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议程的演化与前景

"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议程的出现是21世纪以来多中心全球化格局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中的一个缩影。针对国际发展格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应坚持在依循中国经验和原则的前提下,以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为基础,积极参与个中发展议程以回应传统西方主导的发展援助与治理体系,力求通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重新型塑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从而占据中国在国际发展领域应有的位置和地位。

走出去的中国资本:文化遭遇与融合——针对一家中资企业在坦桑尼亚的田野观察

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走出国门,世界开始转入多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出去的中国资本与东道主的"外围国家"产生文化遭遇与互动,进而突显出新型的海外资本扩张模式,并重塑着全球商业制度和资本主义体系。文章基于对一家中资农业企业在坦桑尼亚的田野观察,从制度结构、动态关系及工作价值观等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作为混合文化载体的中方人员与当地员工产生文化会通融合的机制。最后还对话国际学术研究文献,超越"本土"与"西方"二元视野,就全球资本扩张中的文化会通融合以及中国海外资本扩张中的文化自觉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中国是否重塑国际发展架构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与西方几乎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双方也在越来越多的互动中产生冲击和影响,而在新世纪随着中国对外援助力量的增强,双方理念上的遭遇与实践中的互动与互塑则呈现出深化的态势,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两者在新阶段下的相互遭遇是否会引发所谓的"寂静的革命",取决于双方如何认知和处理这些差异。就中国而言,需要思考如何在保持独立和"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就国际发展架构而言,如何解决合法性危机问题,发展援助者如何从理念上实现从"发展干预"到"相互学习"的角色转变也亟待探讨。

重塑国际发展新知识:“一带一路”与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评述

近几年，在国际发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圈内，有关发展新知识的探讨逐渐成为焦点。在各个关键性的国际场域，如2015年9月份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12月在南非闭幕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以及2016年即将在中国召开的G20蜂会，如何制定、理解下一步的国际发展合作政策和指导相应的实践，都需要发育出更多的发展新知识作为储备，而“一带一路”建设正为中国参与国际发展新知识的重塑提供了一个契机和载体。在众多构建发展新知识的切入点中，超越于援助之外的投资与贸易，超越于公共部门之外的私有部门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国际发展研究界的关注，其中，企业社会责任（CSR）正成为一个新的知识增长点，粘连着国际发展议题与跨国企业负责任商业经营的话题。

印度的对外援助评述

印度是新兴经济体援助国的典型代表,其国际发展援助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援助理念上更倾向于和发展中国家更多分享其民主和增长的发展经验;印度援助的管理比较规范,重视援助监测和总结;援助的重点是周边国家和整个南亚大陆以及非洲国家;印度比较重视政府间的双边合作,非常重视倡导和区域组织的合作机制,在援助领域上侧重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小型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

《巴黎宣言》的框架分析

国际社会针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了许多努力,其中2005年众多发展行动者共同签署的《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正式提出了援助有效性议题。《巴黎宣言》所强调的所有权、和谐、合作、成果与共同责任5项原则被学界称之为"巴黎原则"。综合巴黎原则、《巴黎宣言》的实施状况以及《巴黎宣言》与其他框架的比较三个方面的相关文献,可以为援助有效性议题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参考。多数学者在对《巴黎宣言》的评价方面关注到了两个问题,即其缺乏对政治以及权力问题的背景关怀与不同受援国的背景。这导致了《巴黎宣言》的实践同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间隔。后续的研究可以以援助有效性的话语权为切入点,重点关注不同的发展行动者对《巴黎宣言》内容的具体实践。

中国农业援非:实践与经验

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一直备受争议——从"冤大头"到"新殖民主义",各种说法层出不穷。如何理解中国发展经验在受援国的适应、调整与自我创新?中国与受援国文化的交互影响,又呈现为何种形态?本文作者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从中国援非的农业示范中心出发,勾勒出了援助国发展经验与受援国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并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并未遵循西方的一般惯例,而是充分发挥了援助专家的主动性,由此形成某种对外援助新模式的雏形。

中国援非的历史经验与微观实践

新世纪以来,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急速扩张,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的地区事务中都或隐或现地存在中国的身影,由此引发的种种非议层出不穷。特别是涉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论"、"破坏环境论"、"漠视人权论"不绝于耳;在受援国眼中,"经济大户"、"绿林莽汉"、"良师益友"同时叠加在中国的形象之上;在中国国内,"冤大头"、"打肿脸充胖子"、"好心办坏事"的批评观点层见迭出。不同于以上种种论调,本文作者立足于近十年的非洲实地考察,从"新发展示范"这一视角,为我们深度剖析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经验与微观实践。

村庄权威与秩序——多元权威的乡村治理

本文通过对当前乡村秩序维持的关键性因素、乡村权威整合的途径与可能性、村民自治的行政嵌入性与村庄内生性以及乡村社会组织中的乡村秩序如何可能等关联问题的探讨,试图从中厘清乡村秩序与权威、乡村民主与权威以及乡村秩序与村庄组织等几组乡村社会场域中所存在的特定关系,最终指出,乡村权威与秩序的维持仍然需要依赖乡村中存在的多元的权威及其内在规则,并进一步点明这一维持需以"推进农民组织建设"为着力点,从创新农村社会组织形式、重构农民组织体系、加强农民组织的自身建设以及发挥宗教组织等非正式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展开,以此实现农民自治组织对乡村的治理和控制,同时也帮助自治组织逐渐应对日益严峻的自身改革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