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治理体制：检讨与创新

本文对我国"乡政村治"农村治理体制进行了历史检视,认为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主要存在着"村治"流于形式、"乡政"合法性不足、农村治理陷入困局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其体制性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农村治理体制的总体改革思路,即以村落社区自治为基础,重建农民公共生活共同体;以乡镇官民合作为主旨,重构乡镇权力结构;以县政服务转型为核心,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社会公平研究

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对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认为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虽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但有些地方却没有很好地兼顾到社会公平。目前我们急需从理论上建立一种农村林权制度改革的新论述,这些原则包括处境公平、民主治理和法律平衡,以此处理其公平正义问题,并将其稳妥地运用于地权改革的实践。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是农村基层社会及其管理体制的重建和变革。当下要建设的农村社区不是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必然要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由自然村落制度到社队村组制度,再向社区制度转变,可以整合资源,完善服务,实现上下互动、城乡一体,并建构起政府公共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相互补充的新型制度平台。

警惕农村社会治安“失范”

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政策的实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效。因此,对农民工返乡给农村社会治安带来新问题的严重性。

“后税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改革

税费改革前农村基层政权和组织面临财政、组织及合法性三重危机。税费改革及其配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但是,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随着农业税的免除,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后税改时代”,应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建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选择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本文提出"同步推进、分步实现"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战略:首先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广覆盖",即建立多层次、低水平、广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其次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即消除城乡基本服务体制的二元化,构建城乡一体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最终目标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即消除人们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占有、服务设施和条件以及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既有的差距,实现人们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腰杆”也得挺直了——聚焦中部观崛起：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转折——为什么要实施“中部崛起”战略

3月的北京，一股春风，绽开中部人的笑脸；一阵春雷，激荡中部人的心痱！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铿锵有力的声音，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传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任期“缩水”与政绩“注水”

民意选出的干部如果不符合某位上级领导的意图，则可能会很快被交流调动到其他职位上。这种做法其实是打着民主的幌子而行人治之实，它是当下干部任期“缩水”

关于完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的两个基本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靠制定村民自治组织法来弥补,因为现行的省级各种关于这一法律的实施办法和全国各地农村村民自治丰富多彩的实践已经为村民自治组织法的制定提供了较为充实的素材和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可以使我国有关村委会和村民自治的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得以平衡、村委会选举法律体系更加完善、村委会选举更加规范、广大农民民主选举的权利得到更好的法律保护。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型态——建构理解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

本文在分析村级治理四种型态的各自特点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着重理解乡土中国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并进一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必然性。

以民众参与破解选择性治理

对于当下的中国农村治理，有许多人赞同周飞舟的看法，认为农村基层政府越来越“空壳化”，无法承担相应的公共服务职能，而日益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关系也由过去的汲取型变为松散的悬浮型。我认为．这只是看到了农村治理的一个侧面。其实，在另一方面，农村基层政府在某些符合自身利益的工作上又表现出超强的行动能力，它可以随时并可以强势地介入乡村社会内部。我把这种农村治理的型态称之为“选择性治理”。

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耕地承包制改革的对比分析及启示

我国2003年开始试点实施的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实现集体林权的均衡配置、落实林权经营主体作为主要改革目标,因此,此次改革和上个世纪80年代实施的耕地承包制改革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另一方面,由于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促进集体林权市场化流转作为制度变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故这次改革总体上要比耕地承包制走得更远。从很大程度上看,新集体林改所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可以对未来中国耕地制度变革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

粮食安全要处理好五对关系

2007年全球性的粮食短缺和粮价上涨，使粮食问题再次成为政界、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喊“狼来了”的有之，喊“没有狼”的也有之。其实，这次“狼”的确没有来，因为2002年以后中国连续五年的粮食丰收，使粮食供需大体平衡。虽然如此，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粮食安全的确还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多边的权利与利益协调和配置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国家与农民、产区与销区、国内与国外、粮食与生产资料以及粮食内在性质本身的矛盾与冲突的关系。

用“参与”消解基层“选择性治理”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人们期望农村基层政府职能能够从过往的汲取式管治转变到供给式服务上来，成为一个为农民服务的基层政府组织，但实际情况令人大失所望。可是，在某些跟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工作上，譬如招商引资或者被上级定为一票否决性的工作任务，农村基层政府却保持着超乎寻常的行动能力。

体制精英的半官僚化与村庄选举——对杨集镇21个村村庄选举的一项分析

村庄选举是多方共同参与的政治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体制精英因为拥有比普通村民更多的资源而居于主导地位，且由于其身份的半官僚化而结成利益联盟，从而使选举呈现出更为浓厚的精英控制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