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生命伦理学之路——纪念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30周年

从1979年广州会议开始,生命伦理学在中国已经有了30余年的历史。从以下几方面总结了30余年的历史经验,即生命伦理学探究中放风筝与骑单车这两种模型或进路的争论;生命伦理学的基本要素,即鉴定伦理问题,进行伦理学探究,将探究结果转化为政策,实现关怀人的生命、健康和权利,善待动物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目的以及在我们活动中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等有关问题。

理解生命伦理学

从规范性、理性、实用/应用性、证据/经验知情性、世俗性五个方面分析了生命伦理学学科的独特性,并结合生命伦理学的合适进路,去伦理学倾向以及"打文化牌"这三个角度探讨了如何理解生命伦理学这一学科。

国际生命伦理学研讨会纪要

2012年12月15-17日,2012北京国际生命伦理学高级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得到了中华医学基金会(CMB)的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邱仁宗教授,前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上海交通大学胡庆澧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翟晓梅教授,美国哈佛大学Daniel Wikler教授,美国南加州大学Alexander Capron教授,英国卡迪夫大学RuthChadwick教授等生命伦理学学者参加此次会议并作学术演讲。会议围绕着干细胞研究及其临床转化、移植器官的获得和捐献的伦理和管理问题、生物样本数据库和表观基因组的伦理和管理问题、知情同意的当前挑战、科研伦理等五个主题进行了研讨。

精准医学:对伦理和管理的挑战

首先概述了精准医学的概念和意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精准医学研究计划,然后讨论了精准医学提出的伦理和管理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精准医学研究计划的成本-效果比评价,精准医学研究中有利的风险-受益比,研究参与者有效的知情同意,如何保证对精确化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研究方案独立的伦理审查,对个人数据的隐私保护和数据共享以及研究成果的公平可及等方面。

重建中国的伦理治理

2018年11月26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了全世界对于中国科学界的关注,而后,中国的监管机构、科学家和生命伦理学者积极磋商、研究,经历了一段自我反省的时期。生命伦理学家和政府机构如国家科技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都在反思这起事件对中国科研文化和监管产生的影响,并考虑需要采取什么样的长期战略来加强国家对科学研究的伦理学治理。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学者雷瑞鹏、翟晓梅、朱伟、邱仁宗于2019年5月9日在《自然》( Nature)杂志发表了长篇科技伦理与治理政策分析和评论文章——Reboot Ethics Governance in China(Nature, 2019,569: 184-186, DOI: 10.1038/d41586-019-01408-y)。该文作为国内人文学科领域第一篇在《自然》杂志发表的政策性评论文章,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研究和应用领域存在的典型伦理治理问题,论述了重建当前中国科技治理和监管体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提出政策建议。文章在《自然》的Comment栏目发表后,在海内外华人科学界引起较大回响。《自然》杂志同时向国际媒体发布新闻通稿宣传此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和论证。本刊(《中国医学伦理学》)特于本期刊载本文的中译文《重建中国的伦理治理》;同时,针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的反思,本刊编辑对邱仁宗教授进行了采访,随本文的中译文一同刊出,以飨读者。

医学的商业化与医学专业精神的危机

传统上能够定义为专业的职业承认该专业人员与其服务对象的关系具有利他性质,并且期望专业人员以有利于服务对象的方式行动。专业涉及到社会契约。而专业之所以要强调其从业者要承担社会责任,是因为在行业领域中,专业拥有排他性的垄断特权以及由此获得的社会尊重与信任。医学专业是这样一种能自我调控的职业,它要求通过系统的、有既定目标或学院式的训练,使执业者拥有专业知识技能,从而提供规范的、有伦理准则约束的服务。医学专业精神要求患者利益至上。过度商业化的医学导致医学究竟是商业还是专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坚持医学的专业精神需要重新确定医疗服务的目标和方向。

合成生命的伦理问题及其管理建议

探讨了合成生物学四个主要伦理问题:合成生命概念,风险受益,可专利性和合成生物学家的道德义务。基于目前我国尚没有关于合成生物学的伦理-政策,合成生物学的伦理意见并未引起科学界和社会的充分重视的现实,认为我国需要尽快建立合成生物学研究的监督管理机制,在保证合成生物学发展的同时,规避其潜在风险。

合成生物学:伦理和管治问题

合成生物学可以看作是遗传工程或基因工程的延伸,由于它打破了生命与非生命的天然界限,因此会对传统"生命"的含义、本质、价值和意义等形成冲击。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学界对合成生物伦理学的两类伦理问题引发了争论,对合成生物技术产生的潜在风险管治也秉持着不同的观点。

如何评价和改善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工作

伦理审查委员会在审查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伦理审查时机的问题,是在项目申报之前进行伦理审查,还是在项目批准后进行伦理审查?关于受益和风险的评估问题,人们普遍感到受益和风险的评估并不那么容易;伦理审查的独立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该积极主动地改进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加强对受试者的保护;同时,建立SOP(标准操作程序),以期改进工作质量;还应重视教育和培训的作用。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还需要高水平的智慧和相对的独立性。

有关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若干伦理和管理问题

首先,讨论了黄金大米试验带来的两个教训:亟需加强伦理审查的能力,亟需加强对涉及人的研究和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监督管理。其次,讨论了伦理审查的研究伦理基础,即有益原则、尊重原则、公正原则。最后就机构伦理委员会的若干伦理和管理问题发表了意见,并提出请有权威性的多学科专家成立相应机构对机构伦理委员会进行考评活动的建议。

关于干细胞研究及其临床应用伦理管治的回顾与展望

讨论了干细胞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环境,干细胞研究与中国文化,保护病人和受试者权利和利益的意识,管理空白和新的挑战,最后论证必须制订专门有关干细胞研究及其临床应用的条例,以期在发展干细胞研究科学技术的同时,切实保护病人、受试者和公众的权利和利益。

保护脆弱受试者的伦理审查要点

由2020版中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相关解读入手,从脆弱的概念、原因、群体和个体以及具体情形来阐明脆弱受试者的概念,澄清"脆弱"的相对性。参考国内外法规和伦理原则,并结合现有伦理审查实践要求,梳理涉及脆弱受试者的伦理审查要点。通过分析精神障碍患者、儿童和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等不同类别脆弱人群的特殊考虑,呈现将科研伦理原则落实于临床研究项目伦理审查,根据各自脆弱的原因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最终实现对脆弱受试者权益和安全的保护。

促进负责任的研究,使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授奖典礼上的演说

2009年12月18日,笔者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阿维森纳科学伦理学奖,这不仅是对本人工作的承认,也是对中国伦理学工作者们努力的认可。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外国生命伦理学工作者几十年来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生物伦理学研究有"放风筝"和"骑单车"两个模型,绝不存在一种万能的伦理学理论,能解决所有伦理学问题,我们的决策不应该是单单从伦理学理论或原则直接推演的结果;对科学活动进行伦理管理是绝对必要的,生命伦理学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体制化是旨在建立一个保护人类受试者的结构和框架,虽然有些科学家和决策者对伦理学仍有误解,但已取得一些成绩,还需耐心与努力;处理伦理学的国际准则与本土文化的张力问题时,唯有"协调进路"能够使我们恰当地处理文化张力,其结果是"和而不同"。

医疗中分享决策的伦理依据

医疗中分享决策的伦理依据来自医生在医学专业方面的知识、技能和临床经验的优势,患者基于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以及合理的平等诉求所拥有的患者权利,医学的专业性和医学目的的内在要求,医生对患者的义务,以及患者家属享有的权利义务。只有在医学专业认可的治疗选择范围内,患者的意愿才应该被考虑。分享决策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其所面临的最大的伦理挑战是医疗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医疗机构和医疗制度也有责任为分享决策提供支持。

安宁镇静在存在性痛苦干预中的伦理问题

安宁镇静被用于处理难治性痛苦症状,当存在性痛苦令患者难以忍受,并发展出难治性痛苦症状时,安宁镇静是最后一项能够有效解除患者痛苦的干预措施,但将安宁镇静用于存在性痛苦存在伦理争议。这些争议一部分围绕安宁镇静作为治疗手段本身的合理性,即安宁镇静是否违反义务,带来坏的后果;另一部分围绕安宁镇静用于存在性痛苦作为治疗方案的合理性,即安宁镇静是不是处理存在性痛苦的合理手段,其不能得到伦理学辩护的理由和能得到伦理学辩护的条件。合适的临床决策需要考虑适应证、患者意愿、生存治疗和社会因素。

关于建立经医疗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病毒保险和补偿机制的意见

在介绍经医疗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病毒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既往案件的赔付情况及国外的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补偿"的概念,并提出医疗输血所致HIV感染的保险和补偿机制的伦理原则,包括公正原则、责任原则、相称原则、尊重原则、包容原则、应急优先原则、共济原则,以及建立医疗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感染HIV的保险和补偿机制,包括保险、基金会或补偿基金、国家补偿等;说明了经医疗输血或者使用血液制品感染HIV补偿的程序,以及补偿内容、补偿办法、补偿金额等;并提出建立经医疗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感染HIV补偿问题协调机制。同时,阐述了对若干问题的建议。

社群在知情同意过程中的作用

讨论了对知情同意传统模型的挑战,其挑战来源于社群论者、女权主义者、当代儒学哲学家。阐述了社群的定义与特点、类型,可以从个人视角和社会学视角对社群进行定义,介绍了根据人类基因组织委员会的《受益共享声明》对社群的分类:原住社群和境遇社群,并分析了这两种类型社群的特点。论述了社群参与知情同意的过程,分析了参与的种种情况和意义、作用。并介绍了关于"社群同意"的争论以及非西方文化社群中知情同意过程的张力。

科技伦理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不仅是科技发展的受益者,也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科学技术进步应获得公众的支持也应惠及公众。公众参与在科技活动的伦理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众参与的概念随着实践和理论的进展动态发展,其内涵不断丰盈。对公众参与的概念、目的及其基准的动态分析可以为公众参与的机制提供支撑。今天的公众参与概念更强调公众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以及参与的深度和参与形式的多样性。公众参与可以更好地实现科学的价值、尊重人的权益和保障社会的公正,公众参与已成为科技活动伦理治理的必要环节。广泛的公众参与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科技向善的目标,保障科技活动中的分配公正、回报公正和程序公正。公众参与科技活动伦理治理应当包含目标的制定、代表的选择、公众参与活动形式的设计,以及过程的公开透明。

Reidar Lie

本期"国际生命伦理学家"栏目介绍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主任Reidar Lie教授。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他的简历,他目前的研究方向是:国际合作研究的伦理问题,发展中国家卫生改革的伦理问题。第二部分是他提供的最新代表作"疾病监测、受益和样本共享"。文章考查了世界卫生组织内部有关建立流感大流行准备框架的争论,这个争论涉及那些贡献样本的国家能够预期有哪些受益作为回报,特别是在获得大流行的流感疫苗上,虽然在2011年达成了协议,但基本的争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第三部分是他就生命伦理学与科学哲学的关系、生命伦理学的规范性以及生命伦理学家了解临床和研究实践等问题所作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