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介入治疗的现状及进展

介入医学是指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CT、磁共振成像、超声等医学影像设备的引导下,通过导丝、导管等专用器械对病变组织或器官进行诊断及治疗的新兴学科,具有微创、安全、高效等优势。在恶性肿瘤治疗方面,介入治疗已成为部分肿瘤的一线治疗手段,是目前恶性肿瘤诊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其诊疗对象,可将其归为针对恶性肿瘤本身的治疗、针对恶性肿瘤合并症的治疗以及其他辅助诊疗技术。

综合介入治疗肝细胞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相关症状性门静脉高压1例

患者男,64岁,体检发现肝脏内多发占位2周,无自觉症状;乙型肝炎病史20余年,2型糖尿病史8年。查体未见明显异常。实验室检查:谷丙转氨酶187.2 U/L,碱性磷酸酶139.1U/L,谷草转氨酶165.2U/L,总胆红素17.8μmol/L,白蛋白32.7g/L,血小板68×10^(9)/L,国际标准化比值0.99,甲胎蛋白7 844.00ng/ml。

癌症相关性血栓临床治疗现状与进展

癌症相关性血栓(CAT)是恶性肿瘤常见并发症及患者第二大直接死亡原因,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及预后。近年来,随着癌症及血栓形成机制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CAT治疗策略不断进步。本文就临床治疗CAT现状与进展进行综述。

肿瘤相关出血的介入治疗

出血是中晚期恶性肿瘤的常见临床症状之一。很多患者因出血到医院就诊,进一步检查确诊为肿瘤,如肺癌可表现为痰中带血,直肠癌可表现为大便带血,膀胱癌可表现为血尿。但更多的患者是在确诊肿瘤后的治疗过程中,由于肿瘤自身的不断进展或诊断、治疗措施的并发症而导致出血。如不及时采取恰当的止血治疗,轻则导致患者贫血,生活质量下降,无法耐受后续治疗,重则出现失血性休克甚至死亡。中晚期肿瘤出血内科保守治疗效果欠佳,并且由于肿瘤分期晚,一般情况差,不宜接受甚至难以耐受外科手术。

自噬在肝癌介入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介入治疗覆盖中国肝癌分期Ⅰa~Ⅲb期的患者。自噬作为真核细胞特有的代谢过程,参与代谢性疾病、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在肝癌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促进了肿瘤细胞对介入治疗的耐受,使得治疗效果不佳。本文综述了原发性肝癌常见介入治疗方式对肿瘤细胞自噬现象的影响:消融治疗、经血管介入治疗及内放射治疗都会通过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B淋巴细胞瘤2/腺病毒E1B相互作用蛋白3(B-cell lymphoma-2/adenovirus E1B 19-kDa-interacting protein 3,BNIP3)通路、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等细胞通路诱导肿瘤细胞自噬水平的提高,从而产生治疗抵抗。体外试验中,自噬抑制剂的使用可以改善自噬引起的治疗抵抗。

影像引导肝脏肿瘤热消融治疗技术临床规范化应用专家共识

肝脏肿瘤热消融是指通过热效应原位灭活肝脏肿瘤的局部治疗方法,包括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微波消融（microwave ablation,MWA）、冷冻消融（cryoablation,Cryo-A）、激光消融（laser ablation,LA）、超声消融（ultrasound ablation,UA）等。多在影像引导下经皮穿刺实施,具有操作简便、微创、精准、疗效确切等优点,也可在腹腔镜下或开放术中完成,临床应用日益广泛。

TACE联合仑伐替尼联合MWA治疗中晚期大肝癌的疗效评价

目的评价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联合仑伐替尼联合微波消融(MWA)治疗中晚期大肝癌的临床效疗效。方法选取2018年1月—2021年12月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和北京市第二医院收治的中晚期大肝癌患者共73例。其中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联合仑伐替尼联合微波消融治疗的患者36例,为观察组;TACE联合仑伐替尼治疗的患者37例,为对照组,对比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无进展生存期、总生存率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在4个月后的疾病有效缓解率分别为72.2%、40.5%,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观察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18个月,对照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10个月,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6、12、18、24、36个月的总生存率分别为97.2%、82.7%、70.1%、54.1%、22.3%,对照组的6、12、18、24、36个月总生存率分别为94.6%、66.9%、35.4%、32.2%、9.7%。观察组总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联合仑伐替尼联合微波消融治疗中晚期大肝癌,可强化疗效并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中国省级肿瘤专科医院介入学科发展调研

目的探讨中国省级及以上肿瘤专科医院介入学科发展现状,为介入学科系统化建设提供数据支持。方法2020年9月采用问卷形式对中国省级及以上32家肿瘤专科医院的介入学科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介入学科管理模式、专业设置、医疗、教学、科研等方面,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全国省级及以上32家肿瘤专科医院均开展介入放射学技术并配备专用病房;DSA、超声、CT及消融仪配置率分别为100%(32/32)、81.3%(26/32)、40.6%(13/32)及75.0%(24/32);84.4%(27/32)的医院年介入手术量≥1000台;21.9%(7/32)的医院开展介入亚专科。在调研医院介入科医师中,具备影像专业背景者占69.6%(256/368),年龄≤45岁的占72.0%(265/368),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79.9%(294/368)。调研医院中,介入学科在研科研经费≥50万元的医院占68.8%(22/32),拥有研究生导师的占71.9%(23/32)。结论全国省级及以上肿瘤专科医院介入学科整体发展良好,其学科发展模式对综合性医院介入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恶性梗阻性黄疸的介入治疗

恶性肿瘤侵犯或压迫肝内或肝外胆管引流系统,导致血清胆红素升高,皮肤、巩膜黄染,皮肤瘙痒,胆道感染等症状,称为恶性梗阻性黄疸(malignant obstructive jaundice,MOJ)。常见的病因有胰腺癌、胆管癌、肝癌、胃肠恶性肿瘤引起的淋巴结转移等[1-3]。肿瘤患者出现MOJ,预示着疾病进入晚期阶段,因为恶性胆管梗阻和胆红素升高,使得肿瘤的放疗或化疗延迟,胆红素升高会导致肝、肾功能和心肌的损害,影响生存预后[4]。因此,通过胆汁引流、解除梗阻是MOJ治疗的重点,对于可切除的恶性肿瘤,术前引流也能减少外科手术的并发症[1],对于不可切除的恶性肿瘤,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3]。

2018《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解读——肝动脉介入治疗部分

经肝动脉介入治疗主要包括肝动脉栓塞化疗(transarterialchemoembolization,TACE)、经肝动脉栓塞(transarterial embolization, TAE)和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 HAIC)三种治疗模式。TACE是公认的肝癌非手术治疗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1-5]。HAIC亦已有多项临床研究证明有效[6-10]。1介入治疗操作程序要点和分类1.1肝动脉造影通常采用改良Seldinger方法,经皮穿刺股动脉插管(由于机器设置及操作者习惯,以右侧最常用).

肿瘤消融治疗技术管理规范(2017年版)

为规范肿瘤消融治疗技术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制订本规范。本规范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开展肿瘤消融治疗技术的最低要求。

肿瘤消融治疗技术临床应用质量控制指标(2017年版)

定义：实施肿瘤消融治疗的患者，符合治疗指征的例次数占同期肿瘤消融治疗总例次数的比例。

TIPS治疗肝癌合并门静脉高压:应用与探索

肝细胞癌(HCC)合并门静脉高压临床常见,且预后较差;目前尚无针对HCC合并门静脉高压的治疗指南。TIPS可有效治疗门静脉高压及其并发症。本文就TIPS用于治疗HCC合并门静脉高压的应用现状及焦点问题进行述评。

肝细胞癌系统治疗药物对门静脉高压的影响

我国肝细胞癌(HCC)患者绝大多数来源于乙型肝炎肝硬化,而90%的肝硬化患者都会发生门静脉高压,HCC患者中合并门静脉高压占15%~30%。门静脉高压症是一组以门静脉压力升高、门体侧支循环形成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是肝硬化最主要的并发症之一。HCC与门静脉高压两者之间相互影响,门静脉高压严重影响HCC患者预后。HCC系统治疗方案的发展,为中晚期HCC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主要包括分子靶向药物治疗、免疫治疗和化疗等。各种HCC系统治疗药物对门静脉高压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本文就HCC常用系统治疗药物对于门静脉高压的影响予以综述。

急性肠系膜静脉血栓形成的治疗方案进展及选择

急性肠系膜缺血(acute mesenteric ischemia,AMI)是一种以肠道血液供应中断为主要特征的疾病群。AMI可以是闭塞性或非闭塞性,主要病因包括肠系膜动脉栓塞(50%)、肠系膜动脉血栓形成(15%~25%)或肠系膜静脉血栓形成(mesenteric venous thrombosis,MVT,5~15%)^([1])。

人工气胸在CT引导下肝脏膈顶肿瘤微波消融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CT引导下人工气胸在肝脏膈顶肿瘤微波消融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5年10月至2016年10月于本院接受治疗的41例肝脏膈顶恶性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胸腔穿刺置管术建立人工气胸,使右肺与肝脏膈顶分离,随后完成CT引导下经皮肝膈顶肿瘤微波消融治疗。观察患者术后常见不良反应及疗效。结果 41例患者共有60个病灶,其中邻近膈顶肝脏肿瘤44个,病灶直径为1.0~8.8 cm。肝ⅣA段7个病灶、肝Ⅶ段11个病灶、肝Ⅷ段26个病灶。41例患者应用胸腔穿刺置管术注入气体320~1500 ml,平均(701.5±280.8)ml。随后均成功实施了经皮肝膈顶肿瘤微波消融治疗,其中31例患者经人工气胸穿刺完成消融,其余经肝脏穿刺完成消融。术后发生气胸1例、肝被膜下出血1例、胸腔积液3例,均治愈,无严重并发症及相关死亡。术后肝脏增强CT/MRI检查显示,接受治疗的41例患者中38例获得完全消融,有效率为92.7%(38/41)。结论对于肝脏膈顶恶性肿瘤,可通过建立人工气胸安全有效地完成穿刺和消融治疗,肺损伤发生率低。

肝动脉栓塞治疗肝血管瘤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肝血管瘤的肝动脉造影表现、栓塞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方法对72例肝血管瘤患者使用博来霉素、碘化油注射液、吸收性明胶海绵颗粒或海藻酸钠微球行肝动脉栓塞术,观察造影表现、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72例肝血管瘤患者均成功行肝动脉栓塞术,6个月后复查,部分缓解50例,稳定病灶22例,有效率69.4%,肿瘤内碘油沉积较好。,不良反应主要为发热、疼痛及呕吐等栓塞后反应,转氨酶一过性增高,2周后恢复正常。无胆道并发症、骨髓抑制、肾功能损伤及肺纤维化。结论肝动脉栓塞术是治疗肝血管瘤的有效治疗手段,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和研究。

化疗栓塞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肝动静脉瘘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化疗栓塞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肝动静脉瘘(HAVS)的临床疗效及影响预后的因素。方法:67例不能手术切除的原发性肝癌合并HAVS患者行化疗栓塞治疗,观察HAVS栓塞效果及近期、远期疗效。应用Kaplan-Meier法、Log-rank检验进行患者的生存率分析,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67例HAVS中肝动脉-门静脉瘘59例,肝动脉-肝静脉瘘8例;轻、中度动静脉瘘53例,重度动静脉瘘14例。HAVS完全栓塞44例(65.7%),轻、中度动静脉瘘的完全栓塞率(73.6%,39/53)高于重度动静脉瘘(35.7%,5/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04,P=0.008)。67例患者中,完全缓解(CR)2例,部分缓解(PR)29例,疾病稳定(SD)30例,疾病进展(PD)6例,总有效率为46.7%(31/67)。67例患者1年生存率为49.3%,中位生存期为11.0个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大小(<8cm/≥8cm)、血管瘤栓(有/无)、术前AFP水平(<400/≥400ng/mL)、碘油沉积类型(Ⅰ+Ⅱ/Ⅲ)、瘘口栓塞效果(瘘消失/未消失)的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ox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大小、碘油沉积类型是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化疗栓塞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HAVS有效,肿瘤大小、碘油沉积类型是独立的预后因素。

血浆热休克蛋白90α预测肝细胞肝癌介入治疗预后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血浆热休克蛋白90α(HSP90α)与肝细胞肝癌(HCC)患者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治疗反应及长期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进行TACE治疗的96例HCC患者的病历资料, 采用χ2检验分析TACE治疗前血浆HSP90α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TACE治疗应答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TACE治疗后患者无进展生存时间(PFS)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 96例患者TACE治疗前的血浆HSP90α水平为(99.70±66.61)ng/ml。高HSP90α组(30例)比低HSP90α组(66例)肿瘤更大、甲胎蛋白更高、血管侵犯阳性者更多、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CLC)分期更晚(均P<0.05)。TACE治疗4周后评估, 应答组41例, 无应答组55例。应答组与无应答组患者TACE治疗前后HSP90α水平差值分别为(-32.20±22.79)ng/ml和(7.20±51.94)ng/m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Child-Pugh分级(OR=0.186, P=0.046)、血管侵犯(OR=0.132, P=0.025)、TACE治疗后血浆HSP90α降低百分比(25%~50%:OR=5.061, P=0.013;>50%:OR=86.831, P<0.001)是HCC TACE治疗应答的独立影响因素。96例患者的中位PFS为8.7个月。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 BCLC分期(B期:HR=2.804, P=0.008;C期:HR=4.628, P<0.001)和TACE治疗后血浆HSP90α降低百分比(25%~50%:HR=0.569, P=0.051;>50%:HR=0.198, P<0.001)是TACE治疗后HCC患者PFS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血浆HSP90α作为一种新的生物标志物, 可用于预测HCC患者TACE治疗的疗效和预后。

射频消融治疗肝癌晚期复发的危险因素、模式和生存分析

目的本研究旨在确定肝细胞肝癌(HCC)射频消融术(RFA)术后晚期复发的危险因素、模式和生存率,并建立诺谟图预测无复发生存率(RFS)。方法这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符合米兰标准的HCC患者398例,在2011年1月~2016年12月行射频消融治疗。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对临床的变量进行分析。结果中位随访时间58.7个月(24.1~96.0个月),98名患者出现晚期复发。14例患者(14.29%)有局部肿瘤进展(LTP),43例(43.88%)单纯肝内远处复发(IDR),15例(15.31%)单独肝外复发(ER),3例(3.06%)同时存在LTP和IDR,同时存在LTP和ER的6例(6.12%),同时存在IDR和ER的患者17例(17.35%)。无晚期复发患者的总生存率(OS)优于晚期复发患者(P<0.001)。男性、多发性肿瘤、肝硬化是晚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风险因素构建一个准确的诺谟图预测RFS发生。结论男性、多发性肿瘤、肝硬化是HCC射频消融后晚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晚期复发可能主要是发生在肝硬化背景下的新发H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