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的探讨:“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口述历史的新趋向”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1年4月11日,“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口述历史的新趋向”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成功举办,与会学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口述历史的基本方法及规范,提出一些新见解,从口述史理论、口述史专题、口述史具体实践等方面深入推进了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

进路:“反思”特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史学史是对历史学进行反思的学科,相对于历史学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思,史学史的反思更为深层。新时代史学呼唤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通过在检讨与自省中完善自身学科体系,在与其他史学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在史学评论、尤其是当代史学评论中引导史学的自我反省与批判,21世纪的中国史学史将在世界史学发展的视野中开创未来。

“历史理论”一词源流考——对中西历史思想交流中一个关键概念的考索

近代以来,中西历史思想的深入交流对探索“历史理论”这一概念的源流提出了要求。历史地来看,“历史理论”源起于古希腊语中的“历史”与“理论”;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历史”与“理论”两个词语产生了频繁的联系,“历史理论”这一术语随之出现;在学习近代西方先进思想的潮流中,“历史理论”这一概念传入中国,并在马克思主义、与史学理论的区分、与中国传统历史思想相结合等方面拓展了内涵。深入认识“历史理论”一词的源流对于推动中西历史思想进一步沟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蔡元培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高扬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五四时期是狂飙突进的思想启蒙时代,各种各样的新观念、新思潮、新文化竞相激荡;五四时期是思想的天空大放异彩的璀璨时代,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吴虞、钱玄同、傅斯年、张东荪、杜亚泉、王光祈等影响深远的风云人物纷纷涌现。作为五四时期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至今已过去了百年,伴随着这一事件的百年纪念历程,学术界对于五四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持续了百年。在五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研究和阐释"五四",这不仅表明"五四"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意味着"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依然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值得继续继承和高扬。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我们有必要站在新时代的高点上,回眸反思五四人物及其思想,重新审视五四时期的各种新思潮,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蕴,再现五四思想天空的璀璨光辉。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考量,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这组专题讨论,约请学术界相关专家对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蔡元培等)及有代表性的思想(如科学主义)等,再次进行深入考察,发掘其时代价值,以此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古今比较对于史学理论发展的意义——对当前史学理论若干问题的思考

通过古今比较,当前中国史学理论至少有这样三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现行若干史学概念无法反映中国传统史学;中国传统史学的整体性反衬出当前史学理论的碎片化;当前史学理论缺乏一个足以媲美中国传统史学中“史义”的对应概念。这些问题既阻隔了中国史学的古今联系,又不利于中国史学理论走出一条反映中国事实的道路。为未来计,应将中国传统史学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并借鉴外来史学理论,支持中国史学的建设。

饶应祺新疆治理研究

1884年新疆建省后,作为第三任巡抚的饶应祺大力发展屯垦,推广学堂教育,升级新疆行政建置改革,充实和完善南疆基层治理力量,妥善处置民变,机敏处理涉外事件,保证了新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饶应祺履职西北40年、主政新疆8年,能够于内忧外患之际维护国家统一,使新疆与中原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他的施政理念和实践对于当代新疆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历史距离与现代历史意识的嬗变

作为过去与现在关系的一种表达,历史距离体现过去与现在发生分离乃至断裂,进而获得不同的时间属性。而作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物,历史距离指历史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被认可的时间限度,是历史学家认知与探究过去时应遵守的原则,也是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保持客观公正的前提。在现代阐释学和分析历史哲学,尤其是奥克肖特“实用的过去”观念影响下,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得到重新解释。特别是“过去的在场”理念出现,进一步打破了过去与现在的界限,不仅让历史距离消失,也赋予现代历史意识更丰富的内涵。

“我们党对自己国家几千年历史有了发言权”——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编纂事业

毛泽东对《中国通史简编》评价甚高。他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范文澜(1893—1969)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他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观点新颖,视野开阔,规模宏伟,学识贯通.

进路:“反思”特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史学史是对历史学进行反思的学科,相对于历史学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思,史学史的反思更为深层。从20世纪20年代,史学史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提出,已近百年。历经三、四代学人的努力,中国史学史研究摆脱了“旧的史学史工作的躯壳”,迎来了21世纪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融会贯通的新局面。

从大历史视角看民族复兴进程之不可逆转

历史研究首先要回答"是什么",即依据史料考订史实、考镜源流,搞清楚历史真相,而不能信口开河、信马由缰。历史研究的更高层次则是回答"为什么",即树立大历史观,把小处着手与大处着眼结合起来,进行长时段、贯通式研究和思考,以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

在史实的检验中重建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和历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前者主要是从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抽象概括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后者主要是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解释历史事实。但由于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我们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界定存在某些偏颇,亟须纠正。从社会形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存在决定意识三个方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界定同史学界运用这些界定考察历史和现实进程所产生的抵牾,由此提出,史学界应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合作,在对经典作家的论述进行更深入和系统解读的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事实,重新建构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以提高唯物史观的解释力。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如何树立正确党史观?——重读《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我们党总结自身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而是为了汲取经验教训。《决议》对党的历史作出正式结论,是"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

明代史学批评:个人认识与时代主题的深度统一

得益于瞿林东先生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领域的开拓,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支持,我们第一次系统地从史学批评的角度对明代史学有关情况进行了考察。作为项目成果之一,毛春伟副教授与我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第六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拓展(明时期)》,不仅初步梳理T明代史学批评的主要材料、基本框架与是非得失,而且对这一时期史学批评透出的整体气质作出了一定的阐述。

“贫困”二字应该还给波普尔——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没有科学的方法论,没有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特性的深刻了解,没有对所批判对象的全面深入研究,波普尔竟然想用几条谬断来否定社会科学发现规律的可能性,并斥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贫困的,这只能证明波普尔自己的贫困。

“文明冲突论”遮蔽了冲突的本质

从外在表征看,历史上许多冲突似乎是“文明的冲突”,但冲突的真正本质并非文明本身。也就是说,文明冲突的原因不能归于文明之间的差异,而是作为政治体的国家之间对现实利益的争夺,这与同一文明内部不同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并无二致。

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中,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因而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它要求中国历史学家在立足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作出新的理解和认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这种在民族叙事内部而不是之外发展出来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也是中国史学对于全球史的贡献。

进化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

进化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伴随着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类社会全史的认知上经历了从"社会进化史"到"社会发展史"的转型,社会史撰述树立了自然史和史前史的观念前提,而五种社会形态论的主导地位也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撰述模式在兴起过程中吸收了社会进化史的合理因素,同时也出现了史观认知上的一些差异,由此肇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起点认知分化的根源。

汲取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现了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为以民为本的真正落实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制度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和经验。吏治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当前仍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通史编纂要坚持社会形态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了蓬勃朝气和旺盛生命力,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揭示的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为我们开创这条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作为解释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一种理论范式,对历史学尤其有重大意义。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是有效解决中国通史编纂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准确呈现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