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人开始对武装斗争有了一定的模糊认识,也开始了对军事理论的初步探索。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期,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理论的探索,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意识到“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其次,阐明了必须武装工农、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最后,初步探索了如何建设革命军队的基本理论。随着蒋介石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共产党内不少人认识到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国民党“新右派”一味妥协退让的危害。但遗憾的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没有采纳这些人的正确主张,只知一味妥协退让,其结果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了失败。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

范式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鲜明特征。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冲击—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取向、“社会—国家”范式与市民社会理论等,一方面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分析工具,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带来历史叙事的变革。另一方面,这些范式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也各有其局限。对于这些范式,我们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批判吸收各研究范式所长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具科学性、主体性、创新性和完整性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学者的学术使命。

在历史正确方向上推进近代史研究

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编纂,都包含、体现研究者与编纂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中国自古治史,史观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所谓"春秋大义"就是孔子把他对于历史和社会的理解灌注到写史中去的典型案例。近代史研究更要用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来指导和统领。2019年初,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

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

范式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鲜明特点。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虽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范式那样缜密,以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而是多种范式并存,但它们产生了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相近的效果,每一次范式的更替都带来历史叙事的变革。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为探寻近代中国历史真相或规律、意义与启示.

从新时代中国文化观看近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转型

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就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刻阐述,集中提出了创新中国文化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我把这篇讲话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中国文化观,简略一点可以称为新时代总体中国文化观。一、对总书记讲话的领会讲话首先论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五个特性。

如何研究毛泽东?——李捷《中国有个毛泽东》一书读后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座丰碑,高山仰止,万众瞩目。不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要想真正理解近现代中国,都不可能绕过毛泽东。正因如此,毛泽东一直是被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流传着一个观点,"毛泽东是一座取之不竭、常挖常新的学术富矿"。从思想与时代的关系而言,黑格尔的一段话具有深刻启发,他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一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毛泽东研究同样如此。

从“孙夫人”到“孙宋庆龄”——以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宋庆龄人际关系的角度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宋庆龄完成了从“孙夫人”到具有独立政治人格的“孙宋庆龄”的蜕变。宋庆龄作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委员参与国民政府的决策,融入左派行列,她和拥戴她的国民党左派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渊源。她与蒋介石之间,因迁都之争而不睦,因解除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职务而意见相左,因“四一二”政变而敌对。宋庆龄对汪精卫抱有期望,汪精卫曾经支持、维护和尊重过宋庆龄,直到汪精卫实行“分共”,宋与汪彻底决裂。宋庆龄选择离开武汉,基于她真正懂得孙中山及其思想并拥有自己的良心:怜悯广大穷苦人民,深刻领悟人道主义,坚持正义原则,反省以往而不诿过他人。因此,在高喊口号的时代,她默默工作;在前景混沌之际,她依靠善良的本性、坚定的原则和政治的敏感追求新的道路。

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特质,这种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把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有机结合起来,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不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铸就了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质。

“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远见与盲区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高扬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五四时期是狂飙突进的思想启蒙时代,各种各样的新观念、新思潮、新文化竞相激荡;五四时期是思想的天空大放异彩的璀璨时代,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吴虞、钱玄同、傅斯年、张东荪、杜亚泉、王光祈等影响深远的风云人物纷纷涌现。作为五四时期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至今已过去了百年,伴随着这一事件的百年纪念历程,学术界对于五四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持续了百年。在五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研究和阐释"五四",这不仅表明"五四"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意味着"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依然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值得继续继承和高扬。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我们有必要站在新时代的高点上,回眸反思五四人物及其思想,重新审视五四时期的各种新思潮,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蕴,再现五四思想天空的璀璨光辉。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考量,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这组专题讨论,约请学术界相关专家对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蔡元培等)及有代表性的思想(如科学主义)等,再次进行深入考察,发掘其时代价值,以此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的共同追求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实现合作的重要标志。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的共同追求。

历代帝王庙满文碑刻考述

北京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代祭祀古代君主之地。清入关后的四代皇帝屡次变更奉祀对象,截至乾隆五十年囊括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君主。雍正、乾隆两帝先后在帝王庙立御制碑三通,阐明改革意在继前朝正统与"观德"。此外,满文碑文的行文用词也体现出满语从清初到清中期的发展变化。

把握中华文明特性,续写现代文明篇章

不久前,也就是2023年12月22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将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这从一个侧面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时常涌动着一种自豪感,怀有敬畏之心,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先民创造了璀璨的文化,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探索——以毛泽东回答“黄炎培之问”为主线

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就政权兴亡历史周期律进行了一段深刻的对话,被后人称作"窑洞对""。窑洞对"已经过去75年,但时代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考试没有结束,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探索没有完结。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志在探索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毛泽东也将此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他具有伟大的人民情怀,不断探寻科学的理论依据;强调根本的党性要求和持续的思想建设;始终坚持从严治党,战争期间坚持依法行政;为民执政运动反腐,严打"老虎"加强法制;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组织和民众监督;保卫人民的利益,发展人民的利益;突出人民主人地位,倡导社会新风尚;对待亲情不搞特权,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毛泽东毕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他的遗志和未竟的事业需要代复一代共产党人接续努力,砥砺前进,奋斗不止。

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

21世纪初,有学者提出刘达武1943年披露的所谓蔡锷《军事计画》,是刘氏"篡自于蒋方震《军事常识》"的伪作,虽然论证中存在若干瑕疵,但并不影响其总体结论的成立。一战爆发后,蔡锷为应对虎视耽耽的日本军国主义,确实撰有并上呈袁世凯一个《军事计划》,但并不是刘达武所披露的那一个,自应将此《军事计画》撤出蔡锷文集。蒋方震撰著的《军事常识》,既不存在"掠人之美"的问题,又含有蔡锷的军事思想,故而可将其作为副录,置于蔡锷文集中。蔡锷的《军事计划》则应以"存目"(散)方式,置于其文集的1914年10月,以示对蒋方震、蔡锷负责,对历史负责。

20世纪初日本谋划侵占中国南沙群岛之考察

20世纪初,日本为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步骤。1917年,与日本海军关系密切的小松重春、平田末治等人对南沙群岛进行探险。1918年,日本海军以“无人岛”发现磷矿为由,秘密主导拉萨磷矿公司调查南沙群岛,该公司先后雇佣日本预备海军中佐小仓卯之助和副岛村八两次踏查该地。从1921年开始,拉萨磷矿公司偷盗南沙群岛大量资源,形成殖民开拓占领之事实。此后,日本外务省积极配合,通过外交途径秘密调查南沙群岛之归属,为最后的侵占、吞并做准备,虽然最后因外务省担心中方反对、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等而暂时搁置,但自始至终,日本国家层面图谋侵占南沙群岛之行径,昭然若揭。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全面概括。其中,“连续性”居于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只有全面认识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这一突出特性,才能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辛亥革命爆发是历史的必然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度。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清末十余年,从新政到革命,形势急剧变化。清政府在庚子事变中推行新政,目的在于挽救统治,但随着新政展开,旧制度与新势力的裂痕逐渐加深,终于引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光辉历程及深刻启示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排列第一。连续性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一个突出特性。2023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百余年来,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中,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出一系列理论阐释和重大决策部署,相继致力于革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坚持人民至上,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本质要求,传承和彰显了党的根本立场、根本宗旨和根本工作路线,集中体现了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新时代表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