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域流人与早期敦煌研究——以徐松与《西域水道记》为中心

早期的敦煌研究肇始于清代乾隆年间对西域的开发。从乾隆时期敦煌的地理描述直到载澜在乌鲁木齐向伯希和展示其敦煌文书,一百五十年间的敦煌研究是近世敦煌学的滥觞期,是"敦煌学前史"。当清代的流放地增加了西域的时候,西域流放者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经行之地的敦煌。嘉庆年间的流放文人徐松是其中值得注意的个案。徐松对敦煌的研究体现在其《西域水道记》中。在这里,传世史料、田野调查与碑刻资料的印证是"三重证据法"的典型。

中国古代儒者关于牺尊、象尊形制的诠释与争辩

大致于先秦秦汉时期成书的若干文献,记载先秦时期铸造有牺尊、象尊。汉代儒者毛氏认为,牺尊是用"沙"装饰之尊。郑众认为,装饰翡翠之尊,谓之牺尊。象尊或为铸造成凤皇形貌之尊,或为用象的骨骼装饰之尊。郑玄认为,"沙"指凤皇。描绘有婆娑飘舞的凤皇羽毛图案的器皿,谓之牺尊。象尊是用某种动物骨骼装饰之尊。阮谌则认为,牺尊、象尊分别指描画有牛、象图形之尊。三国曹魏儒者王肃据当时发现的先秦古器物,认为牺尊、象尊分别指铸造成牛、象之形,凿空其背部,用来盛酒、水的容器。对上述说法,后世儒者或无所适从,或不妄加裁断,或遵循某家之说,对异说加以驳斥,或兼采并收,择善而从,或不拘泥前儒成说,另创新说。

评《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

历史民族地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由于资料的极度匮乏及其它因素的制约,有关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地区设置的羁縻州的研究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甚至民族史学界的难题之一,这一点从向来视为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唐宋部分相关羁縻地区的大片空白或标注失误可窥一斑。

评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

地理学史研究向为地理学界重视。近年来，区域地理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而区域地理学史的研究却相对落后了。2009年3月，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马强博士的专著《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打破了学界这一尴尬局面。该书首先回顾唐宋西部地理学的发展盛况，

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深层解读——初读《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

明代后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对其加以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实践意义。于此,学界早有认识,并已从社会经济。

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个可选项:揭示“技术原理”

2018年10月13-14日,主题为“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与历史学科的发展”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2018年会在浙江大学举办。与会学者就当前中国史学在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新的研究问题的提出、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等方面的情况展开广泛研讨。通过讨论可以看到,在研究范围上,中国的历史研究正在把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研究方法上,史学家尝试把考古学、科技方法、文献学结合在一起研究;此外,概念史、城市史、环境史、科技史、妇女史、公众史学等新领域的研究都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马克矗在会上所指出的,我们对现有的研究成就和研究现状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不断进行着深刻地反思,在反思中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历史学以及整个人文学科究竟贡献了什么。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我们是否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成就。中国学术过去受西学和东(日本)学之冲击,当今天我们试图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时,梳理学术概念的发展理路,究竟是应该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去还原古人,还是以今人之是非为是非去评判古人。这里发表几位学者在此次年会上的发言,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山西与中国古代的出版印刷

中国是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地。今山西地区的雕版印刷,在金国统治时期骤然全面兴盛起来,在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上开始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平水刻书,从当时北方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考察平水出版业无疑是位居首位的,堪称天下第一。不过,元朝之后,今山西地区的出版印刷事业日渐式微,在全国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山西刊刻和保存下来的北宋及辽国刻本中的刻书字体和版式特征,对合理认识相关印刷史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其对古书装帧形式和书籍构成部件的研究价值。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再探

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是該書在乾隆四十六至四十七年兩次進呈間抽换葉和試寫樣的集合,整體性質屬於遭到廢棄的修訂工作稿遺存。該殘稿所保存的種種細節,清晰地呈現出四庫館臣通過大量局部撤换、挖改與極少數整卷重抄,在短時間内令《總目》完成了從初次進呈稿向二次進呈稿的調適和轉變。該稿所涉及的重要四庫分類變化,諸如職官類下設官制、官箴二子目,由故事類改爲政書類,都是在《總目》初次進呈後奉敕修訂過程中,館臣爲臨時安置本朝欽定御纂之書而作出的權宜因應,背後的現實根由與學術意義都值得重新審視。

再论澶渊之盟

北宋景德元年,辽承天太后与圣宗率大军20万南下攻宋,同时命宋降将王继忠致书宋真宗,表示“愿修旧好”。辽军围攻瀛州失败后,绕过大名府,兵临澶州城下。宋真宗亲征至澶州,登上北城门楼,宋军皆呼万岁,气势百倍。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凛)率军攻澶州北城,被宋军伏弩射死,辽军士气大挫。宋辽和议使节经过多次往返,终于订立澶渊之盟。双方相约为“兄弟之国”;“沿边州军,各守疆界”;宋朝岁遗辽朝“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作为“助军旅之费”。澶渊之盟结束了长达25年的宋辽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友好往来,对宋辽双方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以及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代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也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破裂

庆历新政是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或由于党争,而是由于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宋仁宗“共治天下”的破裂。具体表现在宋仁宗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企图废黜仁宗,另立皇帝;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勾结契丹和登、莱金坑无赖凶恶数万人,起兵叛乱,直接对仁宗的皇位和专制独裁统治构成极大威胁。如此,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必然破裂,宋仁宗不再支持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实施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必然失败。

相逢在科学的春天——李征致袁复礼书信疏证

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珍藏的袁复礼文献中,保存有李征借调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期间于1983年给袁复礼的一封书信。其中叙及共同关注的新疆地图、高程测量、古今地名等问题,从中可以了解到李征在文博考古之外对于新疆地质、地理方面的熟悉程度,以及袁复礼晚年依旧关注新疆地学问题、培养学术人才的壮心。这是李征在与黄文弼接触之外的另一段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相关联的事迹,书信的内容也客观体现了1980年代初期科学受到重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得到正名的时代转机。

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吐鲁番和敦煌文献在近代史上拥有相似的历史经历。但与发现于藏经洞而后散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不同,吐鲁番文书多分散地出自寺院遗址和墓葬,种类更多,而且新的材料还在不断出土。因此当敦煌学因为材料的缺少而面临问题意识的挑战时,吐鲁番学还是会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而不断有新的发展。吐鲁番学最早是由国外研究者打开局面的,但是中国的吐鲁番学也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不断取得进展。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吸收国内外学术活力的国际性学术领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可以预期,吐鲁番学还会在各个领域有新的进展,如吐鲁番区域史、中西交通史、中国中古社会史,而很多传统课题都会因为新材料和新视角的出现而得到新的认识。

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本文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 ,从“问题意识”、作为“过程”的制度史、作为“关系”的制度史、严格学术规范 ,加强学术交流四个层面阐释了什么是“活”的制度史 ,以及如何才能将制度史研究做“活”

宋代毕氏家族论略——以世系、仕宦与婚姻为中心

宋代郑州管城毕氏家族是宋代诸多家族中的一支,自毕士安而下六代,以科举起家,以恩荫久宦,以婚姻维系,具有宋代世家大族“世宦”、“世婚”的特征和兴衰的一般模式,但也有其世显以材、不蓄家产、科举稀疏、高官不多的个性特征。

品位与职位──传统官僚等级制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现代文官等级制有“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两种类型，前者以官员的个人品级为中心，后者则以职位所系权力责任为中心。作者由此引申出了“品位分等”、“职位分等”概念，并通过秦汉禄秩等级和唐代文武散阶的区别，说明了“品位－职位”概念在传统官阶制研究中的分析价值；进而把它们与官僚“自利取向”、“服务取向”概念结合起来，从而为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的地理信息

使用历史地理信息学的方法来研究丝绸之路,是近年来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手段。以古代高昌地区为例,利用出土文书并根据高昌地区不同的历史阶段,可揭示出文书所见不同时代的地理信息。据新出资料并加以补充,还可展现出不同时期地理信息的丰富内涵以及有关的不同看法及文书资料的局限性。今后研究,可利用Google Earth地图与考古地图对照。一方面需要把古代文献、文书的记录还原到考古遗址当中,这样可说明这些古代城镇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另一方面需做更详细的现场调查,使遗址位置与Google Earth显示位置相勘合,以便能更准确地说明这些遗址上的文物、文书的价值。

试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基层组织tshar——以Ch.73.xv.frag.12和P.T.2218为中心

本文把敦煌藏文文书Ch .73.xv .frag .1 2和P .T .2 2 1 8中关于tshar的记录和有关唐朝军队中的基层组织“队”的记载进行了比较 ,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由于敦煌地区长期存在“队”的组织 ,作者进一步认为tshar实际即对应于唐朝的“队” ,是吐蕃统治敦煌以后对原来当地的组织方式的一种借鉴。考虑到汉文史籍对吐蕃军队中的“队”的记载 ,吐蕃亦有可能在统治敦煌以前即已在自己的军队中设立了类似唐朝的“队”

80年代以来中日妇女生育观变化比较研究——以北京和东京为例

试图从历史研究的方法出发,以北京和东京妇女的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变化为例,比较80年代以来中日妇女生育观念变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探索产生差异的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关于妇女社会作用的不同观念及不同的社会心理影响。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