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司法政策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司法政策是司法领域的与司法活动有关的公共政策,通常是指有关国家机关为实现一定的司法目的而制定的司法策略和司法准则。司法政策具有鲜明的能动性、谦抑性、指导性、回应性、权威性和民主性。司法政策是国家政策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司法机关结合司法工作实际制定的工作方针、工作策略、工作重点、工作原则及一个时期司法工作的方向。在中国法学的语境中,司法政策概念的确立,是对以行政语境为主的传统政策概念的延伸和拓展,将传统的行政语境的政策拓展到司法语境的政策。

新一轮司法改革热点扫描

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于2014年10月23日胜利闭幕。全会绘就了建设“法治中国”的路线图,提出了依法治国升级版方案。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05年中国法治亮点巡礼

2005年．是中国法治进程稳步推进和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出现的一年。“创新”依然是2005年中国法治进程的主题。在辞别2005年的时候让我们共同疏理和回顾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法治新闻。

从“艺格敷词”到“以文生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治因应

人工智能给各行业都带来巨大变革,现行法律制度也受到很多挑战。“艺格敷词”与“以文生图”这两个相反概念,展示了文字与图像的复杂关系,生成式人工智能给“语图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本文认为,参照康德提出的“图式”概念,按照合理使用的有关规定,如人工智能对于训练素材的使用符合“转换性使用”的具体要件,则应认定属于合理使用。在坚持独创性客观标准的前提下,人工智能生成物有可能构成符合作品定义,具备独创性要件,应当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使用如果发生侵权,使用者应承担侵权责任。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代之问和已经产生的经济利益,法律制度应当提供裁决和执行的规则,而非讨论该种经济利益是否应当得到法律的承认。这是按照法经济学指引对现实需求的必要回应,也是逻辑周延的必然选择。

专家辅助人出庭的启动程序研究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专家辅助人出庭制度,旨在解决诉讼中涉及鉴定意见的争议以及其他专业问题。但是,两大诉讼法对专家辅助人出庭程序仅是作了简要的原则性规定,从而导致专家辅助人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需要确立适当的启动条件、时间,明确法庭审查的内容尤其是对专家辅助人资格的审查以及法庭决定权与当事人诉权的关系,以保障该制度得以有效实施。

为党内法规制定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

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发布。《纲要》对今后5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进行统筹安排，提出了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基本要求、主要任务和落实要求，确定了一批党内法规重点制定项目。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标志着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进入新阶段。

编辑修改权的权利边界及风险防范--以学术期刊编辑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规定了修改权,其目的在于保障作者的意思自治与行为自由,但修改权并非专属于作者本身。编辑享有的修改权是一种职务性权利,需要遵循一定的限度,即编辑行使修改权的权利边界须以编辑职务的合理范围为限。为了尽可能避免因修改论文而产生法律纠纷,期刊可以在登载投稿指南或征稿启事时明确自身的修改权,通过合意约定实现作者对学术期刊编辑修改权的授权或许可。

“互联网+”视野下检察官文化修养培养路径创新

检察官文化修养对于检察官公正文明司法的内心意识具有催化作用,对于检察官公正文明司法的履职行为具有指引作用,对于检察官公正文明司法的职业形象具有塑造作用。"互联网+"有助于进一步充实检察官文化修养的体系内容;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检察官文化修养的发展路径;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检察官文化修养的整体品质。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创新检察官文化修养培养路径可从三个维度入手:运用"互联网+管理"思维,打造检察官文化修养培养的资源平台;运用"互联网+技术"思维,打造检察官文化修养培养的学习平台;运用"互联网+公开"思维,打造检察官文化修养成果的展示平台。

立法力挺“见义勇为”防止“恩将仇报”——为见义勇为理直气壮撑开法律的保护伞

深圳首开先河立法鼓励和保护救人助人行为,防止恩将仇报,救助人适用无错推定原则,只要救助人尽到通常注意义务的,不对救助不成功的后果承担责任。据凤凰网2013年2月26日报道,近日,利用特区立法权率先探索保护助人行为的立法,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救助行为的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草案）》,提请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一审。

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

当代中国的立法工作正朝着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立法质量进一步提高的目标迈进，而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也在进一步扩大，公民对立法积极有序的参与已经成为立法领域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分别将《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物业管理条例》等多部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向社会公布，

提高立法质量是打造法律体系升级版的重要引擎——让民意成为检验立法质量的首要标准

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立法机关,一年一度的＂两会＂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立法的盛会,是提交立法议案提案的盛宴。2014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发言人傅莹在答记者问时说,提高立法质量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下比较大的力气提高法律质量。更通俗地讲,过去我们是要解决国家有没有法的问题,今后我们要重点解决法律管不管用的问题。要让社会公众更多地参与立法,增加人大牵头起草和修改的法律草案。

人民调解协议完善路径之思考——以司法确认机制为出发点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主题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14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报告中有关＂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提法则是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鲜表述,堪称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主题。从人治走向法治,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规律,全面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最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国家治理方式。

2024年《中国法治》征订启事

《中国法治》是司法部的机关刊物,是司法部主管的唯一综合性应用理论期刊,是深入学习宣传、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阵地,是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研究宣传的主平台,是司法行政理论和实践研究宣传的主渠道,也是立足于法治实践、面向法律界和法学界的法治智库类期刊。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重在解决“陪而不审”难题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应当以促进司法民主化为基本理念,以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司法为导向,重点解决＂陪而不审＂的问题,让人民陪审员真正发挥＂平民法官＂的独特作用推进司法民主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积极部署试点改革,这正是践行司法民主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应当以促进司法民主化为基本理念,以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司法为导向,

大数据时代刑事电子数据证据概念辨析

受计算机技术及互联网发展影响,刑事电子数据证据概念先后出现视听资料、计算机证据、数字证据、电子数据证据等诸多学说。该类证据概念至少应该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证据的本质属性,即数字化;二是证据目前或将来的存在形态,即电子化。至于其载体可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且对电子数据证据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故将其命名为电子数据证据更为合适。据此,刑事电子数据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经过法定程序审查判断能够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电子化数据信息。深刻把握刑事电子数据证据的内涵,准确界定刑事电子数据的外延是完善刑事电子数据立法的重要保障。

我国个人破产立法的实践与思考——以“深圳个人破产重整第一案”为切入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是我国首次在立法上引入个人破产制度,2023年“个人破产重整第一案”依据该条例成功执行。以该条例的先行探索和比较法上的经验为参考,我国在修改《企业破产法》引入个人破产制度时,应当采用统一主义的立法模式将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予以统合规范,并将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对象扩大到所有自然人;同时将免责程序与破产清算程序分离,采用许可免责主义;但不应将法庭外债务清理程序作为启动个人破产程序的前提条件。

虚假仲裁检察监督路径探析

2019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十一条将“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从原先的“无需举证证明”“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改为“无须举证证明”“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法院否定仲裁裁决免证效力的标准有所降低,这与虚假仲裁的多发、监督仲裁较为困难不无关系。

浅析强制执行公证制度

在社会经济与民事交往中，发生一定的纠纷属于常态，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作为准司法制度的公证制度应当积极地面对各种可能的纠纷以充分地承担其对于社会的责任。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背景下，公证制度中以非诉的方式预先赋予民事与经济交往中当事人之间的正当交易以强制执行效力不失为公证制度积极参与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证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超越了其传统的法定证明职能，并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非诉性审判制度的角色，从而在另外一个侧面保证了公证制度与审判制度的有效对接。

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正当性证成

与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不同,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虽已有相关案例,但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检察机关提起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是否包含行政公益诉讼尚有争议。在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带有社会公共属性。^(①)个人信息处理者将大量的个人信息转化为大数据加以分析后产生经济价值和管理价值,但对于行政机关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不特定多数社会主体个人信息的行为,尚未有明文规定的司法救济途径,故应先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的性质进行分析,探寻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