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风险

公司法不需要“雄心”与“野心”,而是应当更多地站在企业家的角度上,以一颗“平常心”来发挥自己的功能,尽可能节省交易信息成本、风险隔离成本、组织内部的权威冲突成本、产权保护成本四种成本,释放制度红利,弘扬企业家精神,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9日正式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新公司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公司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在于弘扬企业家精神。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公司法实施

公司法堪称经济生活中的根本大法,是投资兴业的总章程。公司法覆盖公司“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既是最重要的商事组织法,也是市场经济的支柱性法律。认真实施好新修订的公司法有助于鼓励投资兴业、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京津冀电子商务立法协同机制研究

目前,我国京津冀电子商务立法协同尚存在一系列体制机制等瓶颈制约,迫切需要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法,加强中央顶层设计,完善京津冀电子商务立法规划、提案、审议、通过、交叉备案、交流等程序协同机制,健全京津冀电子商务具体制度体系,建立完善立法后评估机制,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提供法治保障。

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的规制路径

用户行为信息作为互联网经济下用户享受个性化服务、便捷消费所伴生的副产品,具有动态性、集聚性和敏感性三大特征。从现实适用来看,互联网企业主要通过沉淀用户行为信息、进行用户行为化定位、开展个性化广告推荐的方式,实现用户行为信息的商业化运用。考虑到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情境下存在客观的负外部性,有必要从保护用户的隐私空间、避免用户行为信息滥用、确保自动化决策公正性三方面入手,构建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的规制路径,从而保障用户权益不受损害,实现商业化运用的最佳效益。

美国反垄断的制度演进及实际效果

美国反托拉斯法及其实施开创了人类社会反垄断的先河。我国需要立足国情,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际和高质量发展对制度的要求,借鉴美国从反垄断立法到反垄断法实施的有益经验,也需要充分认识到美国反垄断的短板所在,稳步健全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加强和改进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促进我国从产业政策引导的外驱型经济发展向通过市场公平竞争实现内生性经济增长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

出口退税法律政策演进与改革效应分析

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制定依据主要包括:国际条约惯例、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属地税收管辖权规定和国家税收法律。出口退税的基本形式主要有出口免税并退税、出口免税但不退税和出口不免税也不退税。出口退税政策改革应遵循国际惯例,结合增值税转型推进中性目标模式之确立,建立负担与收入一致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建立弹性出口退税率制度,完善出口退税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机制。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政策效应在于:统筹内外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强化税收促进资源节约、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作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社会法特征之我见

从历史和现实考察可见,社会法是应对社会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是调整扶助弱势群体、增进社会公益、维护社会安定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以实施协同帮扶的主体和受帮扶的主体的权利(力)、义务(责任)为内容的法律规范。因此,社会法与其他法(主要是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相比具有作用的社会性、范围的公众性、内容的帮扶性等显著特征。

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下政府采购国货优先政策的完善进路探析

政府采购国货政策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政府公共职能和遵循政府采购国际惯例的需要。政府采购国货歧视现象成因主要有:国货文化意识不够深厚,国货认定标准不够明确,国货采购例外条款不够完善,国货采购法律责任不够健全。完善政府采购国货政策,应贯彻社会公共利益原则,重视国货文化的塑造与培育,完善政府采购国货认定法律制度,加强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追究,切实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性功能,促进国内产业自主创新,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实力,保障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民法典下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法律适用之困境

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事关改革成败。然而,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仍然面临一系列理论迷思,包括竞争性国有企业的概念界定、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企业在市场中宜"进"还是该"退"、竞争中立对企业改革的意义。理论争议衍生出法律适用的困境,首先,这些理论困局直接影响了与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变革;其次,滞后的法律反过来又阻碍了改革的推进。竞争性国有企业主要面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适用困境,陷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处境。竞争性国有企业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与时俱进变革制度,让改革于法有据,让企业得到制度保障。

经济法理论的历史负重与现代化拓展

我国经济法理论沿着两个路径向前发展——西方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经济环境和相应的法律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基于这个"路径依赖"产生的经济法理论在认知逻辑上还处于个别现象的加工过程,而没有进入体系化的一般理论阶段。矫正这种"错位"需要确定经济法理论的基础并改变认识的视角。经济法理论产生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经济法理论的现代化和深化则需依赖国民经济体系化和经济全球化。

教育治理现代化与教育促进法治化

关于现代教育,有人界定为"适合现代生产体系、现代经济体系、现代文化体系、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教育概念、形态和特征";有人界定为"教育者以大生产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内容,把受教育者社会化为能适应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现代社会的人的活动"1。其实,无论如何界定。

“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 亟待健全信用监管长效机制

引言2021年12月14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推进我国市场监管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规划》提出,要“构建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全面提高市场综合监管效能”。“十四五”时期创新和完善我国市场监管,推进市场监管现代化,完善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势在必行,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构建统一、权威、高效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体制机制,事关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论我国房地产业政策制定权的法律配置与协调

当前,我国房地产业政策制定权的法律配置已由"集中配置"式转化为"政策组合"式,尽管其协调性开始呈现并发挥作用,但却没有达到法治的理想目标。按照涉及利益主体多方性、调控目标复杂性和调控手段多样性等要求,应当实现房地产业政策制定权的"法律协调"式配置。

社会法的范畴与体系

在中国,社会法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社会法列为我国七大法律部门之一,2008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指出：＂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部门齐全、层次分明、结构协调、体例科学,主要由七个法律部门和三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构成。七个法律部门是：

市场操纵的规范解构和分析框架维度构建

证券市场操纵是我国主要的证券违法行为,但有关市场操纵的整体分析框架和局部基础问题的理论研究进展缓慢,既有的理论突破也因为过于着重细微与个案,难以形成对监管具有指导作用的普适性认定标准。证券市场操纵的分析需要与证券欺诈区别开来,借助域外比较研究寻求与我国市场现实相匹配的制度设置。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和金融科技的发展给证券市场操纵者提供了新的市场操纵手段和套利空间,市场操纵的认定标准需要应势而变,更加深入关注市场操纵的违法性实质。现有的市场操纵分析框架强调对行政处罚案例中涉及的认定标准的优化与完善,采用了规则分析框架,但规则分析框架不能有效地就新型市场操纵行为、业务规则做出恰当的理论回应,需要在规则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价值分析框架,二者共同作用,优化市场操纵行为的分析范式。

竞争法增设消费者定义的证成及实现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消费者概念究竟为何指,直接决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判定。鉴于无法直接借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范围的相关界定,且为克服消费者标准适用的不确定性,应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增设消费者定义条款。具体应遵循逻辑规则、语言规则与修辞规则并采用混合性定义条款的模式,可放置于经营者定义条款之后,即新增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4款的内容,建议具体表述为:“消费者是指与经营者进行商品或服务交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互联网时代竞争法中消费者利益的角色反思与认定完善

互联网时代如何为消费者利益输送来自竞争法层面的特殊保护,是当下全球竞争法致力探求的重大命题。实证考察913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书发现,司法实践浸润浓厚的“经营者中心主义”情结,消费者利益未获应有重视。对此,基于各国竞争法演变规律、互联网时代消费者利益功能的反向驱动及消费者位于互联网竞争生态链的特殊地位,证成中国竞争法应重新定位消费者利益并构筑经营者与消费者二元中心体系。为破解消费者界定难题,建议借助理性人标准,导入“理性消费者建构—消费场景重构—透过认知图式得出结论”流程。针对消费者利益抗辩认定困境,进一步证成以比例原则为分析工具,但应涵摄适当性审查—必要性审查—平衡性审查的完整历程。

环境侵权法律风险袭来

环境侵权法律风险,这个一直被刻意淡化和忽视的法律风险开始凸显,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十年之内。

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时代背景、现实意义及未来展望

伟大的变革,需要伟大的变革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就是当今变革时代的一项变革制度。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灵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现代市场体系进程中,坚持公平竞争和实现竞争法治始终是其最基本特征和最重要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公平竞争重大政策,完善公平竞争监管体制机制,深化公平竞争监管实践,推动我国公平竞争治理进入新阶段。作为国家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顶层设计——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历时八年不断发展和完善。

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高质量实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同时,世界百年变局仍在加速演进,世界经济面临多种风险挑战,我国面临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呕待进一步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持续提振经营主体信心。为深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等重要部署,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压实责任、真抓实干,常态化指导地方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推动工作走深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