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范式、秩序形态与功能强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诞生于中国本土的政党制度,其运行逻辑依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自适应地发生了从求用、求真再到求义的历时性转换,形成了共在性的民主集中制逻辑原则和同一性的“领导—合作—协商”逻辑构架。在逻辑范式递嬗中,新型政党制度建构出一元领导、双环民主、三式一体的党导民主秩序,既实现了对西方党争民主秩序的超越,也创造出现代政治文明的新模式。新时代,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需在逻辑与秩序耦合中加强党的领导,提升凝聚共识的政治势能;提高参政能力,增益决策输出的过程动能;完善政党协商,优化协调关系的制度机能;强化行权赋能,释放维护稳定的治理效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逻辑——以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为视角

"出场学"①,是以出场的语境、路径、形态等为理论要件,阐释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机制的哲学范式。任何一种新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往往是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创新后出场,出场后再创新的辩证过程。以此观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理路,"坚持问题导向"是其创新出场的姿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创新出场的语境,"面向实践、面向人民、面向世界"是其创新出场的指向,"在顶层设计中深化变革"是其创新出场的路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理路,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理论活力,彰显出其反映现实、作用于现实的实践张力。在未来,要不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完善,以"不断出场"秉持"持续在场",在理论活力和实践张力的平衡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精英、政党与制度: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逻辑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围绕着国家权力的建构,依照不同的政治逻辑,先后经历了精英转换与权力重塑、威权盛行与政党崛起、制度重建与议会民主三个政治发展阶段。由于国家权力建构进程尚未完结,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在精英、政党与制度三维因素的影响下,仍然面临着精英的民主预期与制度的民主能力不匹配、权力利益的内卷化与民主利益的社会化相悖、精英力量的非对称性与制度的对称性矛盾等困境。在制度重建过程中,优先建立起政府权威,以机构权威代替个人权威促进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而建立起以议会为核心的中央权威,乃是吉尔吉斯斯坦现阶段制度重建与民主发展的有效路径。

吉尔吉斯斯坦的现代政治精英研究--起源、特点、变迁与影响

吉尔吉斯斯坦的现代政治精英,大多脱生于苏联体制,利用制度转换、民主选举和政治革命等完成了政治身份的转变。他们普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政治身份、深刻的民族主义性、明显的权力依附性和藕断丝连的部族性。这些特性的交织,使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生态,更多地表现出冲突与斗争。政治精英结构,也因此数次流变。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稳定,关键在于政治精英。从精英流通的角度看,培育来自各族群的新生代政治精英,并促使他们向上流通,避免政治精英阶层的固化,对政治与社会的持久稳定至关紧要。

从议会选举到政治变局——吉尔吉斯斯坦西式民主的危机

2020年10月4日,吉尔吉斯斯坦如期举行了议会制时代以来的第三次议会选举。在疫情与选情的交叠冲击下,败选的反对派政党挑起了一场以选举不公为口实、以疫情下部分选民为力量、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街头政治,最终推翻了热恩别科夫政权。这次政治变局,缘由两任总统之间权力斗争的激化,其在瓦解了吉尔吉斯斯坦过去十年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也将改变各政治派系的行为模式。反对派政党或将更多地以暴力夺权的方式进行政治抗争。新上台的政治精英极力推进宪法改革,也很有可能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推回到总统制的框架下。这次政治变局,清楚地表明西方民主制度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中再度遭遇挫折,也预示着仅靠变更政治体制无法解决吉国的政局不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