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环境下博物馆藏品知识组织及应用的新思路

以文物数据为核心的知识组织与应用是国内博物馆的主要研究趋势之一,旨在结合相关的历史、艺术与文化背景,深入挖掘文物资源的内涵信息,构建内容丰富、具有规范性的领域知识体系,借助知识重构、数据检索及可视化展示等方式,发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应用与研究价值。数字人文环境的建设与发展,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契机。

东汉《道行般若经》中的化佛金身研究

东汉支娄迦谶(略称支谶)译《道行般若经》记载的萨陀波伦菩萨见化佛金身并得其劝导而继续东行求法的故事,与汉明帝梦化佛金身而遣使西行求法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为汉明帝梦化佛金身的传说提供教义依据,反映2世纪晚期单尊立姿化佛金身教义已经出现并传入汉地,有助于单尊化佛金身立像在汉地的传播与发展,其意义不仅限于艺术领域,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道安注《安般经》研究

东汉安世高翻译的《佛说大安般守意经》(略称《安般经》)是佛教禅数之学的重要经典。东晋时期,高僧道安曾为《安般经》作注解,其文虽已失传,但道安撰写的《安般注序》存世至今。道安为《安般经》所作注解的题名有《安般注》、《安般经注解》和《安般守意解》几种说法。道安注《安般经》的时间在376~379年。道安注《安般经》有助于《安般经》义理的阐发与传播,对于禅数之学的延续和发展起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北京雕漆的前世今生

北京雕漆是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杰出代表,以其历史悠远、种类繁多、技艺精湛闻名于世。北京雕漆的发展路径和风格演变过程,与国家民族的时运变换、经济兴衰、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相连,且与北京特殊的地域环境及政治地位息息相关。然而不论时代怎么变迁,雕漆的技艺仍流传至今,并不断发展创新,闪耀着灼灼之光。

大英博物馆藏汉代人像砖柱出土时间地点及功能探微

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汉代人像空心画像砖柱,以往未见有人对其进行深入论述。该馆研究人员认为砖柱发现于河南郑州,今通过对河南地区出土空心画像砖纹饰资料较为系统的梳理,排除了人像柱发现于郑州的可能性,提出该柱应出自郑州以南的周口、许昌一带。此柱年代应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出土时间大致在清末、民国时期,最迟于20世纪40年代初流失英国。砖柱上的人像性质,应是存亡人之魂的"头"。人像柱有两方面功能,不仅具有承托墙砖的实用性,而且还起着镇墓辟邪、保墓安宁等思想观念方面的作用。

博物馆学名词审定工作纪要

2019年7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批复同意中国国家博物馆牵头组建“博物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开展博物馆学名词审定工作。此项工作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博物馆管理研究所具体承担。一我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简介标准化是指在经济、技术、科学和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的事物和概念,通过制订.

从支谶译经看佛像金身的宗教功能

东汉支娄迦谶(略称支谶)译《道行般若经》和《佛说般舟三昧经》阐明佛像金身具有弘扬佛教和辅助修行的宗教功能,是大乘佛教徒传播教义和吸引信众的重要方式,与得福报、证三昧等大乘佛教信仰内容密切相关,反映大乘佛教徒的价值取向和内心追求,满足大乘佛教徒多方面的宗教需求,揭示2世纪晚期有关佛像金身之宗教功能的教义已经出现并传入汉地,为佛像金身进入中国佛教徒的宗教生活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有助于人们准确理解佛像金身的宗教内涵及文化价值,促进相关历史文物的保护。

南宋灵隐寺造像逸闻刍议

南宋灵隐寺造像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南宋灵隐寺佛像逸闻反映南宋时期帝王、国戚、官员、平民、神僧对灵隐寺佛造像艺术的不同态度,揭示南宋灵隐寺佛造像艺术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及其在后世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汉地佛造像理论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南宋灵隐寺菩萨像逸闻反映人们对菩萨信仰所蕴含的独立精神的深刻理解。南宋灵隐寺罗汉像逸闻反映灵隐寺罗汉造像中纳入中土高僧像,是汉地罗汉信仰的衍生内容;灵隐寺罗汉像的摹本被南宋皇室收藏,但其在民间的影响力不及有"活佛罗汉"之称的道济禅师。南宋灵隐寺造像的逸闻内容丰富,多出自世俗之人手笔,反映南宋时期灵隐寺造像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是南宋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研究灵隐寺的悠久历史、杭州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也具有参考价值。

从《道行般若经》看黄金在佛像制作中的必要性及其原因

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揭示黄金在佛像制作中具有必要性,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实现佛像模拟佛金色身相的功能;二是为了象征佛像给予人们福报的功能。说明金身是佛像必不可少的内容,反映黄金是造佛像的必要条件的教义在2世纪晚期已经出现并传入汉地,为佛像全身提供教义依据,有助于佛像金身在汉地的传播与发展,既是东汉佛像全身教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又是研究佛像金身早期发展史的重要材料,提示艺术工作者在创作佛造像艺术品时应使用黄金,对于佛像制作具有启示意义,可促进佛像金身文物研究的深入发展。

从东汉《道行般若经》看金币上的佛像

东汉月支高僧支娄迦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阐明金为造佛像的必要条件、佛涅槃后因念佛而造模拟佛身相的佛像、供养佛像可得福报、释迦牟尼佛和化佛均有金色身、金有福报的寓意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为金币上的佛像提供了教义依据。金币上的佛像符合《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佛身金色、金有福报的寓意等教义内容,形象地传达供养佛像得福报的宗教理念。2世纪迦腻色迦一世金币双面的国王像和佛像生动地表现了世间福报最大者(王)和出世间福报最大者(佛)的一体(金)两面(王和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东汉《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等相关教义内容进行经像互证,反映佛像金身的教义理论与实践在2世纪均已出现并应用于钱币领域,对于佛造像、钱币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博物馆与社交媒体:优势、绩效与新趋势

社交媒体确实让博物馆团结受众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基于日渐增多的有关文献,本文试图总结现有论文指出的社交媒体的优势,展示其在实践中的绩效,并论述一些新趋势,例如突出照片拍摄和分享的社交媒体,以及突出即时故事讲述的社交媒体。

从器物到博物馆藏品的演变

收藏被认为是博物馆的基础工作。2004年的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职业道德守则明确:“博物馆的使命是获取、保存其藏品并提升其价值,以便有利于自然、文化和科学遗产的保护。”1从实践来看,一件器物转化为博物馆藏品的过程,会被看作空间位置变化(保存地的改变)、法律和行政变化(从此拥有了藏品的法律地位)、技术变化(满足保护要求)。那么,博物馆学如何从理论层面看待这个过程?本文将从人类/博物馆为何收藏、博物馆的收藏意味着什么、博物馆收藏什么三个问题出发,探讨收藏这项博物馆的基础工作。

用社会学理解博物馆受众:面貌、与博物馆关系、参观行为、动机、体验与身体

要更好地了解博物馆参观者,社会学是绕不开的学科,本讲概括社会学如何从多种角度看待受众:他们是谁,他们与博物馆的关系,他们如何在馆内行为又为何要去博物馆,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体验,以及他们的身体如何受到影响。

学习还是教育:自主选择学习的概念、博物馆实践与风险

尽管教育被视作博物馆的关键职能之一,某些学者更倾向于“自主选择学习”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挑战了行为主义的教育模式。本讲解释该概念,展现其与博物馆的联系,以及这个概念如何转化为博物馆中的实践。无论这个概念看似有多积极,本文还是涉及了其可能引发的风险,诸如扩大教育不平等,以及不实信息的传播。

博物馆信息管理技术:其演变,以及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在博物馆中,信息与藏品同等重要。本讲首先枚举博物馆的信息资源内容,并描述博物馆信息管理技术从传统技术到信息技术,从数据库、传统互联网再到语义网的演化史;最后论述数字化为博物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从艺术和文化经济学视角看待博物馆:供求关系、特殊行为与评估中遇到的困难

本讲将从艺术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博物馆,首先大致梳理经济学对于博物馆的供求关系的看法,其次概括博物馆因其制度环境而表现出的特殊经济行为,最后在前两部分基础上大致解释博物馆经济评估的难度。

博物馆沉浸式展览:概念、技术、机遇与批评

近年来,沉浸式展览成了博物馆的主流实践。然而多数人——包括部分从业者,都不清楚沉浸式到底是什么。本讲试图澄清这个概念,随后深入其品种繁多的技术选项。这些技术所带来的机遇和遭到的批评也将分别得到论述。

新时代博物馆资金来源

本文试图列举当前博物馆的各种典型的资金来源;随后概述近几十年博物馆的市场转向对其资金来源的影响,以对当前资金来源图景的成因略作解释;最后试图结合捐赠这一比较特殊的资金来源,以及近期刚刚提出的“第三次分配”概念,粗略设想一下新时代中国博物馆可能可以开拓的新资金来源,并指出需要避免的问题。

六世班禅朝觐之行对汉藏蒙关系的推进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华丹益希是清代继五世达赖喇嘛之后,入京朝觐的第二位西藏最高宗教领袖。班禅于1779年(清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启程,历经一万两千多里的艰辛跋涉,于次年七月抵达承德,九月到达北京。六世班禅不远万里的入京朝觐,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交流中重要的历史事件,进一步推进了汉藏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

唐卡所见清代西藏地区的驯象

乾隆皇帝将廓尔喀臣服后进贡的驯象赏赐给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既是表示特殊的恩宠,也是对主权的宣示,同时也是大象在西藏地区出现的开始。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吉美博物馆、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扎什伦布寺和私人收藏的五幅唐卡,用图像的形式记录了驯象在西藏地区的活动,通过结合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可以了解驯象的运送过程、在节日和宗教活动中充当仪仗以及日常生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