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照片资料的文献价值——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老照片资料为例

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老照片资料为基础,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城市面貌、名胜古迹、近代服饰等方面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各个历史时期老照片的文献价值。

加强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管理的意义

举办学术讲座可以改变社会的文化形态,满足社会大众的知识渴求。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不能只停留在狭小的学术圈子里孤芳自赏,只有被广大社会公众接受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始终坚持把充满活力的各种文化现象通过讲座,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公布给社会大众,让公众在纷繁的文化现象中辨别真伪、决定取舍。

国家图书馆藏三件回鹘文《华严经》残叶研究

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件回鹘文文献进行语文学研究,其中两件属于《华严经》。通过对纸张、字体、笔迹等的比较,笔者认为该两件文献和兰州范军澍收藏回鹘文《华严经》属同一文献,故国家图书馆藏品应来自敦煌。另一件文献属于《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徧礼忏义》,是其经名的译文,属该文献的首次发现刊布。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十卷本出版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十卷本),由原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和北京大学教授李孝聪主编,2021年5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出版。该书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古地图收藏的代表单位之一。迄今为止,馆藏1949年以前编绘的中文古旧地图近8000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海内外均首屈一指。其中的山川名胜舆图具有三方面特点:一是丰富性。山川名胜舆图的数量和种类非常可观。二是多样性。从内容上看,涵盖大量重要的名山大川;从载体形态来看,包含长卷、竖轴及册页等多种形式;从版本特征来看,包含绘本、刻本、拓本等。三是珍贵性。

启功先生论魏晋玄学、玄言诗及玄言诗人

启功先生不以研治魏晋玄学及玄言诗闻名,但他在这些方面至少有三个观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关于道教对魏晋玄学及玄言诗兴起的启示,启先生认为,早期五斗米道、太平道等道教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和破坏力,使意图从思想、理论上颠覆儒学独尊地位的人,有足够的信心以道家思想为基础来构建一种反传统的新思想;二是关于《兰亭诗》与玄言诗的关系,启先生认为无论是从使用的词汇还是从表达的意趣上来看,《兰亭诗》都应该算作非常重要的玄言诗。同一个诗人所写的四言和五言,在词语和意义上都有一定的联系,这反映了他们探索诗歌体式的过程;三是对于陶渊明、谢灵运、支遁等玄言诗人,启功先生也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说明了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上是否自然的问题。

元代官府祗应酒品的生产与管理——兼与《从黑城文书看元代官营酒业的变化》一文商榷

本文对黑水城出土编号F9:W105的汉文文书进行解读,指出前人研究的舛误之处,并总结该文书主要反映了这样一些元代社会现实:由于甘州路及其所属驿站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为了确保驿站对过往使臣酒品的祗应,甘肃行省省府对于甘州路官府酒务槽房的生产和各项开支进行严格监督审查;元代民间高利贷活动十分猖獗,社会借贷之风盛行,不仅普遍存在于民间,还存在官府向民间借贷的现象;甘肃行省作为元代酒禁的重点地区,酒禁政策的执行对于槽房酒业的生产冲击很大,使其常常处于难以为继甚至不得不停止生产的境地。

石家庄毗卢寺释迦殿“金牛太子”壁画考辨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毗卢寺释迦殿的壁画由于损毁严重而鲜有研究,目前学界对于其表现的具体内容尚未有定论。通过考证释迦殿壁画的文本来源可知,壁画中"金牛太子"的故事应出自民间佛教宝卷;结合壁画与宝卷文本,可对漫漶榜题和殿东侧壁画所绘内容做出整体性的梳理和解读;根据明代佛教管理制度,可对毗卢寺壁画及其当时的社会功用作出推测。壁画和宝卷的对照研究,为了解明代京畿河北地区丰富的民间文化信仰和艺术表现形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西藏图说》成书背景与文献价值考论

《西藏图说》是清代驻藏大臣松筠根据巡边所得而绘制的西藏舆图集。该书作为松筠《西招图略》的原始组成部分,实际成书于嘉庆三年(1798年)。松筠以廓尔喀之役后的西藏地方社会重建为时代背景,以其民生建设与边防安全并举的个人"筹藏观"为理论基础,着手编纂旨在指导驻藏官兵熟悉西藏地理的《西藏图说》,同时,松筠注重外王事功、勤于述事著述则是成书的主观原因。该书所载西藏舆图基本确定了清中央政府治下中国西藏的地理版图,如实反映了其时清中央政府对印度、英国、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南亚次大陆国家与特殊机构的较为模糊的地理认知,对后世研究其时西藏历史地理、交通、边防、盐业贸易及廓尔喀之役等均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后汉书·文苑传》文体史料考论

《后汉书·文苑传》以先文后笔的次序排列文体,是范晔结合魏晋至南朝宋已经形成的文笔有别观,同时依傍《文章流别志》《文章叙录》等进行改动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东汉已经产生了清晰的文笔观。实际上范晔只是调整了文体的次序,并未伪造文体篇目。《文苑传》烦琐地罗列各种文体篇目,而未简省地称为"集",符合东汉文章篇目的存在形态。范晔保留其旧貌,反映了其修史的严谨态度,保证了文体史料的可信性。

论六世班禅朝觐的影响与意义

六世班禅，法名罗桑巴丹益西，是清代唯一一位东来朝觐的班禅。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启程，途经青海、宁夏、内蒙古伊克昭盟、察哈尔部，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一日抵达热河，千里迢迢地东来朝觐乾隆帝。觐见期间，六世班禅与乾隆帝多次会晤，积极参议藏政，并直接推动了清政府对八世达赖亲政的决策进程。

俄藏敦煌Ф242《文选注》写卷校释

俄藏敦煌Ф242《文选注》写卷是研究唐初《文选》学的重要文本,其价值表现在征引文献史料比较丰富,其中不乏亡佚文献,有裨于辑佚。但写卷注文存在讹误需要进行辩证,语词训释也需要考出其文献根据。另外写卷存在着大量的俗字,需要进行文献的校勘和整理,以更好地揭示此写卷的文学文献价值。

《徐陵集》编撰及版本考论

三十卷六朝古本《徐陵诗文集》及宋人编本《徐陵诗集》均散佚不传。现存《徐陵集》为明人重编本,故不存在祖出唐宋旧本的文本背景。《徐陵集》各本在篇目上互有出入,属大致同一时期各自独立成编的辑本,基本不存在相互因袭的版本关系。不宜拔高明文漪堂抄本的文献及版本价值,而张燮本是辑录徐陵诗文最为完备的本子,可作为整理《徐陵集》的底本使用。屠隆本辑录各本未载的徐陵诗文,但存在非徐陵之作而混入集中的现象,反不及张燮本精审。通过存世《徐陵集》版本的梳理,可以考察其编撰成书情况。

谢灵运集成书及版本考论

现存谢灵运集属重编本。宋人《三谢诗》本和《六朝诗集》本,是谢灵运诗集较早的两种文本形态,其诗篇辑自《文选》(六臣注或五臣注本),尚不具备作为谢灵运集独立版本的文献价值。谢集文本史中以黄省曾编本《谢灵运诗集》为最早,其构成存在三种文本来源,即旧写本、《三谢诗》本(或《六朝诗集》本)和《乐府诗集》所载的谢灵运乐府诗,重编中又加以校订。沈启原本属首次合编谢灵运诗赋和各体文章,此后汪士贤、张燮等辑本均以此本为基础,且存在篇目上的增加。黄省曾本尚未受到学界的重视,从而为整理谢灵运集留下了拓展的空间。

六世班禅研究的新视角——凯特·特尔茨谢尔《天路向中华》评介

本文简要介绍并评价了英国学者凯特·特尔茨谢尔所著的《天路向中华——乔治·波格尔,班禅喇嘛与英人首次入藏探险》,并分析了该书为国内藏学界进行六世班禅研究所提供的新视角与新见解。

前“古文字学”时期隶定史述略

"隶定字"是汉字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文字现象,但相关研究历来比较欠缺。近代以来出土文字资料大量出现,相关考释中隶定字的使用非常混乱,给一般读者和古文字数字化处理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这也对隶定研究提出了要求。梳理汉代至清代各历史时期的隶定情况,总结前人隶定的经验,对今天的古文字隶定可以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异域纪闻》考——兼论清佚名《西藏纪闻》并非方志

在国家图书馆藏清管庭芬辑《花近楼丛书》稿本中有一种佚名《西藏纪闻》,长期以来学界将其视为一种清代西藏方志。经再次考证,此清佚名《西藏纪闻》乃管庭芬抄自黄安涛《贤己编》本《西藏纪闻》,而二者祖本为于学质著《异域纪闻》。同时,《异域纪闻》篇幅极小,仅是一篇于学质根据其父于盼口述编写的猎奇性涉藏游记。由此,清佚名《西藏纪闻》亦不应被视为清代方志。

藏文《佛说善恶因果经》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法成身份及其译《佛说善恶因果经》的大致年代进行分析,并利用敦煌藏文文献与藏、汉《大藏经》所收《佛说善恶因果经》,对该经各版异同与汉文本间的关系,作了比较研究。

六世班禅与天花关系考略

清乾隆时期,天花对朝觐年班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时,西藏地方的天花防治水平尚不能为六世班禅的身体健康提供良好的外部医疗条件。六世班禅因特殊身份原因而主动放弃种痘,从而为其因天花圆寂埋下了隐患。此外,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在天花防治方面缺少相应的制度保障,其原因亦值得分析。

元代酒课收入及其在政府财政中的地位

酒课作为赋税的重要项目之一,在元代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地位十分突出。世祖朝后期,国家赋税来自酒课的收入高达70-80余万锭,约占全部钱钞收入的25%,远远高于商税和茶课,次于盐课,占第二位。后渐趋回落,至天历间,酒课额在国家岁入全部钱钞中的比例仅占到5%强,虽然与至元末期的25%比例不可同日而语,地位也被商税赶超,退居第三,但仍远高于茶课,不失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政府把酒课收入用于赐赍、军费、赈灾等多个方面,对国计民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西藏记述》考论

《西藏记述》是一部成书较早的清代涉藏方志。作者张海结合任职经历,在书中主要记述了康乾年间四川雅州、打箭炉、昌都地区等相关土司地方的基本地情,并附带介绍了清初西藏史实、四方关隘等西藏简况。该书并不具备完整的方志体例,且有关西藏内容篇幅较小,因此,该书不应被视为清代西藏方志,而应是一部具备方志雏形的准涉藏方志。该书流传不广,学界亦鲜有关注,鉴此,该书作者生平、成书背景与时间、史料来源、文献价值、不足之处等均值得详细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