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新动力与新机遇。本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数字经济建设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有效推动本地与邻近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增强劳动力流动与谈判力量来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受到的影响效应较大。因此,应不断夯实劳动力流动基础、激发劳动力流动活力、拓展劳动力流动空间,弥补数字鸿沟,激发数字经济红利,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中国国有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基于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揭示了中国国有经济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文章扩展了Mankiw、Romer和Weil(1992)等修正的附加人力资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国有经济规模等制度性变量纳入其中,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如果用"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占各地区职工总人数的比重"和"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这两个变量来衡量国有经济规模,那么国有经济规模在全国和东部地区都是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一个影响因素,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中部,国有经济规模不是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影响因素;在西部,国有经济规模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并且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

从合目的合规律实践到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新解

尚待证明的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显露出我国缺乏关于国有企业的更深层次的自主知识,对此,政治经济学给出一个源于实践的合目的与合规律框架:在合目的性维度,国有企业是集体理性的产物,具有“政治—经济”二重性,建立国有企业的目的随社会形态变迁而实现多元化拓展;在合规律性维度,国有企业的存在及演进契合于各个时期的经济规律,国有企业成为各个时期标识性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与微观缩影。从实践的感性直观升至理论的抽象思辨,国有企业是理解新中国各个时期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是联通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中介,因而被确证为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

以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国有企业对我国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历史贡献。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确保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新征程上,以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路径包括:提升国有企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力,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强国有企业产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力,助推新发展格局构建;提高国有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支撑能力,助推国家经济安全维护;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助推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

“双碳”目标下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把绿色发展与“双碳”同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体系,并强调运用市场力量推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本文基于2005—2020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双重环境规制的视角,实证分析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区分两类环境规制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绿色经济发展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命令型环境规制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存在“资源诅咒”效应,而东部地区不存在;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东、中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命令型环境规制抑制了中、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调节机制表明,市场型环境规制可以缓解绿色经济发展的“资源诅咒”效应,而命令型环境规制会强化这种效应。

国有经济投资对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带动效应研究

选取1980-2010年我国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投资水平的年度数据,运用相关的结构突变理论和带有结构变化的协整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经济投资对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带动效应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上,国有经济投资与非国有经济投资不存在着一个均衡稳定的协整关系;在1980-1997年,国有经济投资极大地带动了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在1998-2006年,国有经济投资对非国有经济投资的拉动效应更加明显,发挥了其服务和助推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功能;在2007—2010年,尽管"挤进"效应仍为主导作用,但国有经济投资对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带动能力不足,缺乏广度和深度。

中国国有经济70年:历史、逻辑与经验

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70年的发展改革为“中国奇迹”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有经济为国家构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做出了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经济始终发挥牵引性作用,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压舱石”“稳定器”和“顶梁柱”;进入新时代,国有经济进一步做强做优,并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引领作用。70年来,国有经济的制度功能始终如一,而政策功能和战略功能却在不断发生演变。国有经济发展改革的目标日益清晰和全面,即从激发活力转变为增强竞争力、影响力、控制力、抗风险能力和创新力。在此过程中,国有经济理论不断创新,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规模和质量不断提高,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未来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深化国有经济改革,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促进高质量发展,并和民营经济一起相互加持,共同做强做优做大,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地区国有经济生产率演变及收敛性——基于共同前沿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分析

笔者采用共同前沿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应用1999年～2010年相关数据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国有经济生产率演变进行了测算,并通过考虑截面相关性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全国以及各地区的国有经济效率的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国有经济生产率自2000年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而国有经济的管理水平等软环境方面的提高并不显著。

国有经济改革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已经聚焦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与进退,国外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道路的势力一直极力推动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国内一些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和势力提出国有企业必须从盈利领域退出,企图使中国走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对国有经济性质、功能的不同界定决定着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不同方向,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要纠正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在大力惩治腐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使权利得到有效监督、杜绝权力资本化的同时,坚持发展和壮大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可重蹈资本主义覆辙。

国有经济产业分布与产业绩效的非线性关联研究

我国国有经济的产业分布是否提高了相关产业的绩效?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利用中国制造业29个产业的相关数据,建立面板门限模型,研究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国有经济产业分布比例的增加对产业技术效率会由正向影响变成反向影响。同时产业规模对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会由于国有经济产业分布状况的不同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

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比较研究——兼评国有企业所有制无差别论

国有经济本身并没有阶级属性,但是基本制度基础不同使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有经济之间存在本质差别。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具有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功能,广泛分布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各个行业,并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资本主义国有经济仅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的补充,作为国家维持经济正常运转的工具。二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导致二者的效能不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由于其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占据主导地位,动员资源的能力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强和生产积极性高,比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具有更高的效能。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方案及路径——第19届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观点综述

在建国70周年的背景下,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经济学动态》杂志社、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国网卓越科技文化(北京)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第19届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国有经济70年与国企改革新阶段”学术研讨会于12月7-8日在北京成功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专家学者和师生代表,以及来自中宣部、工信部、交通部、国资委、发改委、证监会等单位领导和专家,及企业家和媒体代表近2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本届论坛旨在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时代下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方案及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达成了诸多理论共识。

中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路径依赖及其超越

本文立足于中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实际状况,针对1978～2008年间的调整过程,阐述目标定位、调整现状、调整方式与调整障碍以及发展趋势,发现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过程本身就是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发展过程,往往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因此,难以运用新古典经济学静态调控进行判断,也不能局限在发达国家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上,而是需要用动态调控的过程观点,不断摆脱路径依赖的束缚,寻找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优化行为,即在动态不确定性条件下,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试错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

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现代化——“2017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综述

2017年9月16日，由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协办的“2017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林长春成功举办。会议由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传谌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丁一兵教授和史本叶教授分段主持。来自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美国堪萨斯富特海斯州立大学、英国德蒙福特大学、韩国汉阳大学商学院、吉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吉林财经大学、大连交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山东省委党校等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开辟中国经济学新境界

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开辟中国经济学新境界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①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打造系统化经济学说,从而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应有之义。

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习近平的“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党对经济工作规律性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更是把这种认识推向了全新的高度。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明确指出“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为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课题,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000-2015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城镇化的顺利开展对推动产业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作用。利用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能够显著地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如果二者协调发展,城镇化进程会加快;如果不能协调发展则城镇化进程会减慢。最后提出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

本文在对中国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评析的基础上,采用2009—2012年能够准确、全面反映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和经济增加值率等数据,选择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具有联动效应,且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推进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和提高国有企业绩效,企业自身要完善制度建设、加强交流、平衡长短期利益,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的约束和监督并科学、合理考核企业的绩效,社会要加强舆论监督、促进国有企业与其他性质企业的沟通和交流、并完善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评价体系。

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知识信息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全球气候变暖、环境的日益恶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以预见,生态资源必将成为人类社会中宝贵的资源,低碳经济也必然会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活、生产、消费习惯。与此同时,绿色技术将使经济结构产生根本性的变革,能源结构将告别"高碳"时代,从而国际间、区域间的贸易与碳博弈将改变世界的格局。而目前,在发达国家一直掌握着气候与环保的国际话语权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资金、技术、经济发展与降低碳排放矛盾问题,节能减排的道路将任重而道远。由此,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低碳经济发展,构建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机制;加强国际间的碳博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保持积极应对的态度,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发展碳金融,探索低碳经济的合作机制;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健全法律、法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