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总部与中国金融中心发展——金融地理学的视角与应用

金融地理学(GeographyofFinance)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用一系列强有力的理论工具说明和解释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信息腹地论”是该学科中研究现代金融地理的一个重要范畴。该理论帮助学者们研究和了解国际资金流、金钱景观、银行和服务机构的位置,以及金融中心的区域形成和发展。它提出的“信息溢出”、“不对称信息”和“路径依赖”不单是信息腹地形成的主要动力,也决定着一个城市在区内金融地位的变迁。本文运用前后两次详尽的企业总部区位调查辅助分析和预测中国各大主要的经济中心,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于可见将来在区域内金融地位的未来发展,并指出北京最有条件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

全球金融中心的百年竞争：决定金融中心成败的因素及中国金融中心的崛起

本文从全球角度和历史经验论述金融中心发展,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条件、路径和制约因素,并综合"金融地理"、"金融法学"及"时区理论"的观点论述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及增长。本文并对香港及内地金融中心(上海、北京、深圳)在后金融危机的时代及中国的伟大崛起中的发展机遇,及在全球金融网络的位置及角色和前景作出展望,并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作出建议。

全球化下的中国热点城市与区域

自从中国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跨国公司加大了对华投资的种类和规模。据资料显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2002,2003,2004年连续三年创历史新高,2004年更首次突破600亿美元,超越美国,位列全球第一。全球化的观念和理念已经深入到中国的角角落落,谁如果忽视了这个力量,谁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对企业而言如此,对地区发展而言更是如此。本文以学术视角总结外商直接投资路径与地区增长模式,并在此框架下点评全球化下的中国热点城市区域,预测中国区域经济下一轮走向。

香港 从现代亚洲航运中心迈向后现代亚洲物流管理中心

1997年的前后各10年，恰恰是珠三上角崛起为世界经济最活跃地区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初，内地的港口如深圳、上海、青岛、宁波等开始如火如荼地打造全新的集装箱港区，迎接中国进入全球贸易和航运的新时代。而1997回归祖国的香港，正是以其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和中国当时最主要的国际贸易门户为祖国的繁荣作出了特有的贡献——成就了珠三角的繁荣。

中国房地产泡沫究竟有多严重,为何至今未爆发？

根据美国、日本及中国香港从1980到2014年间爆发经济危机与其房地产泡沫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作者对中国大陆房地产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潜在的发展问题等进行了总体性分析.研究表明,

北京:最有潜力的金融发展中心

本栏目力求充分反映全球经济金融领域最前沿、最具创新和挑战意义的理论观点及理论实践,决非纯理论。观点鲜明、实效性强,兼具新闻性、前瞻性,使金融家们对理论能看得见、摸得着,从而达到切实为当前金融经济工作实际服务的目的。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灾害与内乱关系的定量分析

众多的大数据定量研究证明了在历史时期,极端气候变化能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但是,已有的研究将温度和降水量作为主要解析变量,欠缺了旱涝灾害对社会动荡影响的大数据定量分析.同时,相关研究也没有分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时间尺度进行对比和深入探讨.为解决该问题,本研究对中国三个农业生态区(水稻种植区、小麦种植区和牧业区)开展定量分析,探究公元1470~1911年间中国旱涝灾害与内乱的对应关系.鉴于旱涝与内乱的对应可能是"非线性"和"非固定性"的,我们采用Poisson回归分析和小波一致性分析检测两者关系.结果表明,旱涝灾害诱发了中国历史时期的内乱,但区域差异显著.在水稻种植区,洪涝在年际和数十年际的时间尺度引发内乱;在小麦种植区,洪涝和干旱均在年际和数十年际的时间尺度引发内乱;牧业区的内乱只在数十年际尺度与洪涝相关.此外,在数十年际时间尺度,三个农业生态区的旱涝事件只在人口密度不断增加或处于相对区域承载力较高的水平时段内和内乱显著相关.本研究指出气候-战争的对应关系明显受地区因素如自然环境及人口压力影响,有鉴于此,在研究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时,应先把不同地区的数据分割,再以每个地区为单位进行独立分析,这要点有望被广泛应用于后续研究.

广东自贸区对粤港澳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效应评估——基于反事实分析法的研究

扩大粤港澳深度合作是广东自贸区成立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其政策效应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3年第4季度至2017年第4季度的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法评估了广东自贸区的设立对粤港澳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广东自贸区的设立确实对粤港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的提升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从短期来看,政策的滞后性使得该效应未能凸显。此外,在研究期间内,广东自贸区的设立并未给粤澳经济联系强度带来提升作用。相反,在粤港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前提下,粤澳经济联系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且抑制效应随时间推移而逐步增强。

河湟谷地藏族和其他主要民族分布的地理环境特征及其生产方式差异

青藏高原的人群因其对低温、缺氧环境独特的适应性,获得了科学家的广泛关注.但是,相关研究忽视了青藏高原低海拔地区人类的生存环境研究.文章通过地理环境信息提取和方差分析,统计了河湟谷地197个乡镇的藏族和其他主要民族族群的生存环境差异,并探究其与各民族生产方式的关系.统计结果显示,河湟谷地藏族族群生存环境的年均温相对较高.河湟谷地相对温暖的地理环境使得该地区的藏族族群能够从事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牛羊等的生活方式,这与青海省其他高海拔地区藏族族群的生产方式明显不同.同时,由于河湟谷地藏族族群生存的地理环境特征与其他半农半牧族群(回族族群和撒拉族族群)类似,致使其从事类似的生产方式.河湟谷地的农业族群(汉族、土族)选择相对凉爽、湿润的环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而生活在河湟谷地内相对温暖、干旱地理环境的半农半牧族群(藏族、回族和撒拉族)必须从事一定程度的牧业活动,以补充农业活动不足带来的食物匮乏.在安多藏区内,各民族族群的生产方式大致与他们的生存环境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各民族族群相互交流、融合、影响,繁育了多彩的民族文化.本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在区域尺度下,生存环境差异与生产方式差异有着直接的对应,细化了我们对藏族的人地关系的认识,并进一步开拓以定量方法分析族群分布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方向.

欧洲历史上气候变化与鼠疫的关系

先前对气候变化与鼠疫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短期气候变化对鼠疫传播的实时影响.此外,科学家们对于气候变化如何影响鼠疫传播仍然存有分歧,主要原因是相关研究的时空跨度过小,影响了气候变化与鼠疫传播动态关系研究的全面性.通过整合前工业时期欧洲414年的鼠疫爆发记录和相应的欧洲大陆和国家的气候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与小波一致性分析,本研究发现,在以下各个层面上,包括气候及大规模气候现象、欧洲大陆及国家尺度、年际及数年际尺度和线性及非线性统计方法,只有少量证据支持气候和大规模气候现象与鼠疫传播存在显著相关性.上述的"零结果"并不否定先前有关气候和大规模气候现象与鼠疫传播关系的研究结论,但本文认为,在解释历史上和预测当代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鼠疫传播时,需要全面考虑研究本身的时空跨度、研究方法的稳健性和研究地区的地理背景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