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型小城镇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以呼和浩特新城区草原旅游小镇城市设计项目为例

西部大开发已进入第十二个年头,下一步将实现巩固提高基础,培育特色产业,实施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和专业区域布局的全面升级。作为郊区型小城镇,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草原旅游小镇项目先行启动。本文以呼和浩特新城区草原旅游小镇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项目为例,通过旅游小镇产业发展与战略研究,探讨郊区型小城镇如何实现产业进一步延伸与发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高铁新城空间发展研究——以宜兴高铁新城为例

当前,很多城市都在打造高铁新城,形成了"高铁新城热"。但是高铁新城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产生正面效应,也会产生负面效应。尤其对缺乏产业竞争优势的小城镇来说,负面效应会更加明显。一些小城镇盲目围绕高铁站做文章,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功能趋同、规模"超常规"、千城一面、本地资源外流等。本文按照新型城镇化对新城新区建设的要求,通过江苏省宜兴市高铁新城项目的实践,客观分析了高铁对城市的真正价值;并且结合宜兴的实践,针对小城镇如何合理规划高铁新城给出了一系列建议,以期为未来高铁新城项目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新形势下县域城乡空间差异化发展路径——以襄城县城乡一体化规划为例

随着"十八大""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提出,"如何对城镇化发展动力进行客观评价?""如何围绕以人的城镇化与城乡空间发展匹配?""如何针对不同区域实施差异化政策引导?"是全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河南省襄城县为例,构建与传统评价体系相异的城镇化发展动力评价指标体系。从襄城县实际入手,构建"人、地、财"三大方面差异化政策分区。为襄城县和其他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借鉴。

韧性城市理念下传染病医院弹性建设模式研究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国家紧急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文章以韧性城市的视角,研究传染病医院在配建标准、用地预留、基础设施预留和装配式技术应用等多方面弹性建设模式,平时可正常运转,重大疫情突袭时可快速扩建,保证城市有足够的专业医疗空间抵抗新型病毒,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同时使城市迅速回归正常运转。

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研究的进展、趋势和应用建议

城市文化空间作为承载城市精神和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是异质性最强的空间类型之一,其代表了城市的形象和特质,对于城市文化发展和空间营造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城市文化空间的内涵演化、动力识别、实用转向、虚拟拓展等的研究,概述近30年来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研究的历程,总结城市文化空间具有物质、精神和行为的统一性、时空二重性、多级空间尺度共存、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等多方面的对立统一特征,提出相关研究可从内涵体系的拓展、新技术带来的方法变革、微观动力机制的挖掘和应用研究的推进4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建议在开展城市文化空间实践和应用时,要注重物质空间载体的高质量营建、信息技术方法的合理应用、文化产业链的空间集聚和协同,以及对居民日常生活服务能力的提升。

阆中——打造“中国最美城市”

阆中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嘉陵江畔。阆中古城，是闻名遐迩的“中国第一风水古城”，与云南丽江古城、山西平遥古城和安徽徽州古城并称为“中国现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

杭州富阳中沙岛发展定位研究与规划策略

以杭州富阳中沙岛为例,通过分析富阳的发展脉络,对江心岛如何在城市发展中起到支点作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富阳撤市建区后所承担的城市功能,为富阳及同类型城市江心岛的建设提供思路。

国家规划体系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关系研究

文章在对国家规划体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等概念与基本关系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我国规划体系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间存在着规划体系整体效能最优化与局部效能最大化相冲突、对空间与非空间规划的认知存在偏差、纵向传导强化与横向衔接薄弱、对专项规划的“双重领导”等矛盾,严重制约我国规划体系整体效能的发挥;同时,基于资本与空间、系统与子系统、集权与分权的逻辑视角,对矛盾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提出我国规划体系将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动态平衡与优化阶段,府际间规划事权仍存在调整可能。

荷兰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及横纵协调机制

文章重点分析了荷兰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协调机制,其先进经验对我国目前开展的多规融合规划体系改革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荷兰空间规划采用全面整合的手法,构架于各部门规划之上,统筹融合各领域的空间政策和用地安排,是一项综合的协调活动。文章在简析荷兰传统空间规划体系构架的基础上,重点从国家和省级空间规划的编制部门、协调部门与咨询部门三足鼎立的机构设置,空间规划的横纵协调关系,以及规划编制和审批的法定程序四方面进行详细阐述,针对我国规划体系改革和多规合一践行的实际问题,从明确我国各个层级的规划事权、完善立法、厘清技术路线和深度特征、建立横纵协调机制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具体改革建议。

基于中日韩实例研究的收缩城市应对思辨

"收缩城市"在国外早有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探讨,而国内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围绕中、日、韩实例分析,开展的"收缩城市"探讨性研究。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收缩现象开始日益凸显,其类型与成因也不同于国外发达国家。本文首先列出三种收缩城市的典型类型;然后尝试用人口密度重新定义中国的收缩城市;最后强调以正视收缩城市作为发展的前提,建议从土地开发、区域产业和人口政策以及规划建设等角度出发,积极应对城市收缩,谋求更好发展机遇。

构建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

构建国家空间规划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近年来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正积极推动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工作。基于此,文章从梳理空间规划体系的概念、内涵与演变入手,在客观评价我国现有各类空间规划体系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空间规划体系的经验,结合当前国家空间规划("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合理设定目标,提出构建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总体思路及主要任务,以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研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环。文章在剖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关系的基础上,梳理总结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现实诉求,并从地权转换、政策保障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提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划建议,以期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双循环”新格局下西部内陆地区参与经济循环的模式转型与规划应对

经济循环的方向对于区域经济布局具有巨大影响,在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下,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率先崛起,西部内陆地区则长期处于产业体系的边缘。“双循环”新格局的提出,代表着经济形态要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逐步转向以内需型经济为主,西部内陆地区在国内经济循环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文章分析了“双循环”新格局下经济循环方式的改变与西部内陆地区面临的机遇,认为西部内陆地区要融入“双循环”新格局,关键在于在国内大循环中通过畅通要素循环流动,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更好的互动,从而深度参与国内国际产业分工。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产业互动、枢纽培育、通道建设和科技合作4个方面探讨西部内陆地区深度融入“双循环”新格局的规划应对策略,并以宁夏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西部内陆地区的宏观政策制定及地方规划实践有所启示。

多规融合导向的村域单元规划编制探索

我国现行的乡村规划地位较低,编制体系也不健全,容易引发村庄建设与村域发展的脱节,弱化村庄规划的实施效力。以呼和浩特市水磨村村域规划为例,以多规融合理念为导向,探索自下而上的规划编制方法。水磨村作为自治区重点项目,涉及规划多,实际情况复杂,建设难度大;规划以土地利用为前提,合理整合了产业经济发展、村庄布点调整、空间景观建设、基础设施配套及资金平衡创新等要素,创造了"1+3"的规划编制体系,顺畅指导了水磨区域的相关建设,推动了村庄旅游发展,实施效果较好。

公园城市与城市生活品质研究

本文根据公园城市理念,建立了公园城市对城市生活品质的影响框架,在此基础上,重点围绕公园城市对身心健康、环境品质、文化活力、城市安全、群体融合、社会发展六个方面的积极作用进行论述,并对成都和其他城市的公园城市建设提出十条建议。

面向未来的DAD与智慧城市

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传输、处理变为可能,因而近年来大数据被炒得火热。数据提供了最多的可能和最大的价值,着重获取数据,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而智慧城市的建设将会提供系统全面的数据集合。只是面对巨量的新型数据,还存在诸多误读与使用困难,亟需系统的理论指导与方法论支撑。DAD不失为一种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它强调数据对设计的驱动性,通过定量分析和数据关系来设计、调整以及评价城市设计方案。大数据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智慧城市是面向未来的技术创新,而DAD是基于理想的方法探索,当三者在城市遭遇,会发生什么情况,而规划师又该做些什么?存在即映射,感知即参与、行为即决策。

治理空间的尺度调整和城市空间的地域重构——以湖南湘江(国家级)新区的空间生产为例

基于尺度调整和地域重构的理论视角,对国家级湘江新区的空间生产进行实证研究。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治理空间的尺度调整过程、特点及其导致的问题;二是治理体系调整中的权力博弈及其引发的城市空间扩张。研究发现,国家级新区的尺度建立是“中央—省—市”政府多次互动的结果。在国家级新区内部,治理空间的尺度调整经历了区界调整和不完整的行政赋权、撤县设区和滞后的权力转移、街镇拆分和发展权力的让渡三个过程。这些过程使新区的尺度重组得以顺利开展,但也导致治理空间碎片化的新问题。伴随治理空间的尺度调整,强势主体(新区管委会和长沙市政府)与弱势主体(各区县政府和各开发区管委会)的权力博弈也随之展开。围绕城市规划建设,强、弱主体最初在各自事权范围内进行开发竞速。随着可开发用地的减少,各主体开始在各自权力的边界区域进行开发合作。相应地,新区的城市空间增长也从最初的全面铺开转向集中开发。

产业转型升级趋势下电商小镇空间规划应对

伴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在中国遍地开花,并且延伸到乡镇,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淘宝镇、淘宝村"等乡镇在各地涌现,伴随而来的是这些乡镇的村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章以江苏睢宁沙集镇为例,通过其产业发展特色及趋势、现有空间发展特色及村民独特的生产生活状态,对电商小镇的空间布局及用地配置进行探索。

寻找失落的城镇空间特色

项目名称：湖北大冶保安镇总体城市设计地点：湖北省大冶市镇区建设用地面积：约6平方公里规划时间：2013.7-2014.6保安镇地处黄石、鄂州、咸宁三市接壤之中心,距大冶市区33公里。保安镇总体城市设计总面积102平方公里。该规划项目的重要意义在于从空间问题入手支撑城市转型,使保安镇由大冶市的商贸强镇向武汉都市圈的特色小城市转型,建设＂精致型＂滨湖小城。

制度集成视角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模式研究--以成都自由贸易试验区双流片区为例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重要的政策试验区,与其他不同试验区在同一空间中叠加、融合将产生显著的制度集成效应。文章以成都自由贸易试验区双流片区为例,研究其发展历程中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国家级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等各类重要的政策试验区的叠加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集成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模式下产业和空间安排的若干建议。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的政策试验区建设的核心本义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降低制度型交易成本。各类政策试验区不应各自为政,而应通过政策融合、制度集成将政策效应放大。同一空间中叠加多重政策区的地区应积极研究如何建立制度集成的体制机制,为新兴产业营造、科研技术创新、消费市场培育及腹地纵深厚植提供坚实支撑。